因為古人認為，泰山是五嶽中的東嶽，東方主生，是萬物之始，是陰陽交替的地方，所以理所當然就成了新王朝、新帝王向天神地祗報成功、以取得合法統治地位的最佳場所。同時泰山又是五嶽之冠，稱為岱宗，泰山頂上離天最近，所以要在泰山頂上行封，泰山腳下行禪。在封與禪中，古人又認為天為陽、地為陰，天高於地，所以封的儀式也重於禪。行禪的地方曆代並不完全一致，雖然都在泰山附近，但有的在雲雲山，有的在肅然山等，然而最主要的是在梁父山，故有“封泰山、禪梁父”的說法。
隻有帝王才有資格封禪。由於泰山距帝都有一定的距離，封禪的儀式又很神秘和複雜，封禪一次需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故而封禪不是每一個帝王都必須而且有能力舉辦的；曆史記載上舉行過封禪大典的帝王僅有秦始皇、漢武帝、漢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寥寥數人。
封禪的儀式各代不一。夏商周三代，雖有封禪之說，但無具體儀製的記載，所以秦始皇東巡至泰山準備封禪時，特征召儒生商討封禪禮儀，儒生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秦始皇乃自定封禪儀式，他乘車從泰山南坡上到山頂，立石頌德，然後從北坡下山，禪於梁父。就在他下山途中，遇上了暴風雨，隻好在一棵大鬆樹下躲避，直到雨停才繼續下山。因此鬆護駕有功；秦始皇封之為“五大夫”。現在泰山上的“五大夫鬆”，是明人重植的，已不是秦始皇避雨時的鬆樹了。
漢武帝封禪時，也曾召集儒生商討禮儀，佃儒生們也同樣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漢武帝也隻得自定封禪禮儀。他先到梁父山祭地，接著在泰山東邊山腳下設壇祭天，壇高九尺，廣一丈二尺，呈下圓上方形，再至山頂祭天。次日從北坡下山，到肅然山再次祭地。封禪時用產於江淮的一茅三脊草及各地珍貴的飛禽走獸諸物祭祀，並用五色土封於祭壇，如此二封二禪之後，漢武帝下詔改元，並下令在泰山下“治邸”，封禪大典即告完成。此後曆代封禪，基本與漢製類同。
南宋以後，封禪不再到泰山單獨進行，而是與在京都近郊祭祀天地的儀式合二為一，封與禪也一並同時進行。
封禪是一代盛典，它具有粉飾太平、誇示夷狄的作用，也是帝王們承天之命以治萬民、樹立自己神化形象的一種手段，所以得到了曆代帝王，特別是一些好大喜功的帝王們的高度重視。
曆代想到泰山封禪的帝王又何止上述區區數人，但封禪糜費巨大，對百姓騷擾太甚，所以也隻能有少數帝王才能行此盛典。
祀日月星辰
太陽和月亮，是人間的光明之源，古人稱太陽為“大明之神”，月亮為“夜明之神”，它們也是古人祭祀的重要神柢。春分之朝，祭日於東郊，秋分之夕，祭月於西郊，除了這兩天的日月正祭之外，舉行其他祭祀典禮如祀天地、祈年等，也多以日月從祀。
“朝日”“夕月”之禮，淵源很古。漢武帝時於太一壇合祭日月，天剛破曉，漢武帝即步出用竹子建成的祠宮，向東方拜揖行禮，夜晚再向西方拜揖行禮。但這種早起晚睡的辛苦工作，舒服慣了的皇帝老兒難以堅持，後來就改在宮中簡易行禮，草草了事。魏晉南北朝時，正式確定了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的禮儀，將合祭日月改為日月分祭。明初在南京專門營建了日月祭壇，遷都北京後，仍沿南京舊製，在北京朝陽門外建日壇，在阜成門外建月壇，日壇西向，月壇東向，皆為一層方台。從明代開始，規定每逢天幹為甲、丙、戊、庚、壬之年，皇帝親自到日壇祭日，其餘年份則由文臣代祭。每逢地支為醜、辰、未、戌之年，皇帝親自到月壇祭月，其餘年份則由武臣代祀。這一製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星辰之祭主要是五星、二十八宿。五星指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填)星。二十八宿指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鬥、牛、女、虛、危、室、壁；西方與虎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除此之外，其他與祀的星辰還有不少，如司命、司中、司民、司祿、壽星、靈星、風伯、雨師、雲神、雷公等。
對日月星辰的祭祀，雖然總體上是一種迷信活動，具有鞏固封建統治的政治意義，但也體現了古人對於人生的一些積極要求。如祭祀司中，是為了免除災咎，祭祀壽星，是為了祈求長壽，祭祀風雨雷電，是為了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這些祭祀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也表達了人民希望過上安寧富足生活的美好願望。
方丘祭地
人們對於土地的感情是深厚而熾烈的。土地生長萬物，養育百姓，猶如慈愛的母親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