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自古以來就普遍流傳有對土地的崇拜。另外，在古代政治文化中，土地也具有非同小可的政治意義，國家必以一定範圍內的土地為基礎，有土則有民，無土則無民，土地是國家的根本。由此，祭地之禮和祀天之禮一樣，也成為中國古代祭祀禮儀中一個極為重要的部分。
古代禮儀中祭地的正祭，是方丘祭地，即在每年的夏至於國都北郊水澤之中的方丘上舉行的祭典。為什麼要在水澤之中的方形祭壇上祭地？這也有個說法，古人以為，地屬陰，陰屬於北方之性；古人又認為，天圓地方，大地之外為四海環抱，故以方丘象征地，以四周環繞的水澤象征四海。
祭地的禮儀與祭天基本相似，所不同的是，由於天在上，故用燔燎之禮，而地在下，則用瘞埋之禮。所謂瘞埋，即是在祭祀時在地上挖一坑穴，將犧牲等祭品埋人地中，供地祗享用。
明代嘉靖帝在建圜丘的時候，又在北京安定門外擇地建了方丘壇，即地壇，以祭皇地祗。
此壇北向，是一座用漢白玉築成的二層方壇。另還建有皇地祗室，收藏有皇地祗及從祀諸神的木主。清代沿用明製。我們今天看到的地壇，即是明清遺物，除其主體建築兩層方台外，尚有皇地祗室、神庫、神廚、齋宮等配套建築。
社稷
社稷是土神和穀神的合稱，社是土神，名為後土，稷是穀神，從商以後，以始為農耕的周人之祖後稷為稷神。我國古代是一個農業國家，而農業生產與土地密切相關，農以土為本，民以食為天，土地和糧食關涉到國家的安危，因此社稷也就成為國家的代稱和象征。社稷既是國家的象征，對社稷的祭祀當然也就顯得特別重要。
祭祀社稷的活動在社稷壇上舉行。社稷壇的位置，據禮製規定，“左宗廟，右社稷”，即社稷壇與宗廟，分別建在王宮前的右、左兩側。社稷壇上鋪設五色土，代表五方，象征著國家的所有領土。君主在分封諸侯時，便按諸侯封地所在的方位，取一撮相應方向的色土賜給該諸侯，受封諸侯要將此土置於封地的社稷壇中，象征著它是統一國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古代的社稷壇原本分為社壇、稷壇兩個部分，後來才合二為一。社壇上樹立一個象征神位的“主”，周圍遍植樹木。據載，夏代植鬆，商代用柏，周代植栗，這反映了古人的綠化環保意識。
後來，社主改用木牌製作，也有用石條製作的。唐以後，社稷壇製度逐步穩定下來，社主多用石條製作，明太祖時將社、稷壇合為一壇，同時祭祀。
祭祀社稷神，最切近功利的目的是祈求五穀豐登，因此有“春祈秋報”的古禮。春祈在社日(仲春之月吉日)舉行，也就是在春天耕種之前，祈求社稷神的保佑；秋報在孟冬之月吉日舉行，也就是在秋天收獲之後，報謝社稷神的恩德。春祈秋報，就是社稷的正祭。周代祭祀社稷的活動是十分隆重而熱烈的，祭祀時要敲擊一種名叫靈鼓的六麵鼓，要跳一種叫做帔舞的舞蹈，即由領舞者手持一柄係有五色繒的舞具而領眾共舞。祭祀時還要高唱樂歌，據研究，《詩經》
中的“載芟”，就是春祈社稷時演唱的歌曲，“良耜”是秋報時演唱的樂歌。這種活動，深刻體現了古人對於鄉土、國土的深厚感情。
正是出於這種感情，古人對社稷的祭祀並不僅僅局限於春祈秋報，它還與保衛國土的行為有很大的關係。軍隊出征、校閱以及獻俘等軍事活動，都要在社稷壇前舉行。直到清代，這一習俗依然沿用，清代常在社稷壇前舉行獻俘儀式。當然，一旦土地全部喪失，國家也就必然淪亡，而社稷也就要變置。所以古代新舊王朝的更替，必然引起社稷的“遷社”，新王朝要另立社稷，而舊王朝的社稷或則毀棄，或則其社稷神位被終年封閉在陰暗的屋中，讓其不受天陽，得不到生機。以社稷為國家的象征的意義，於此便表現得非常強烈。
明永樂帝遷都北京後，建社稷壇於紫禁城端門之右，清代沿用。明清兩代皆定於每年春秋二季的仲月上戊日舉行對社稷的正祭，主祭者皆為皇帝。地方各級官府也於這天同時祭祀。
明清的社稷壇所在的地方，即今天北京的中山公園。社稷壇身呈方形，壇分三層，用漢白玉砌成，壇上依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分別填置青、紅、白、黑、黃五種顏色的泥土，壇外璿牆用四色琉璃磚砌成，上覆四色琉璃瓦，其顏色與五色土的四方完全一致。壇北有一座木結構大殿，這便是拜殿，是當時舉行祭祀社稷活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