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貞節觀
宋代的理學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與道佛理論相滲透，成為更加適應封建統治需要的唯心主義思想體係。在客觀唯心主義思想家程頤和朱熹的理論體係中，凡涉及婚姻問題，都把封建倫理道德提到無以複加的高度。
宋以前社會上對婦女再嫁是沒有什麼非議的。而程頤就堅決反對再嫁，並教導男子不娶寡婦，他認為男人娶了失節的女人，就等於自己失節。因而當有人問他寡婦窮得活不下去是否可以再嫁的時候，他回答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話被後人不斷引用和提倡，社會上逐漸產生了強調真潔和看重處女的風氣。
理學家不但對婦女作也了種種苛刻要求，對男子的婚姻關係，也曾加以限製。程頤就提出，娶妻不過是為了生兒育女、侍候公婆、料理家務，因而有妾的男人無妻不得再娶，大夫以上的官員更沒有再娶的道理。在理學思想影響下，宋代大戶一般都不納妾，納妾者大多是40歲以上而且無子的人。
宋代文人不但不敢納妾，甚至不便出妻。這是由於再嫁的不可能，人們意識到被休婦女的慘境，輿論已開始對輕易休妻行為有所指責。
然而任何一種改變都需要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而況程頤生活在北宋中晚期，朱熹更是南宋時人，其思想的建立到傳播也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宋代社會貞潔的限製還不很嚴格。如宋初英宗就曾有過“宗室女可再嫁”的旨令，宋初宰相王安石也不以再嫁為非，曾為自己的兒媳找個好婆家嫁了出去。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程頤的侄子病死了，侄媳婦沒多久也改嫁他人。
“社稷”釋
社為土地神，稷為五穀神，曆代帝王都把祭社稷列為國家大典，這種對土地和穀物的崇拜，是與我國自古以耕作土地、種植穀物的謀生方式分不開的。稷(今天的小米)適應在我國北方幹旱氣候下生長，是古代的主要食糧，被奉為“五穀之長”，“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古代“王者”“封土立社示有尊”，“立稷而祭也”，目的是“為天下求福報功”(《白虎通。社稷》)。五穀與土地是密不可分的，故把社與稷合起來祭奉，作為國家每年重大典禮活動之一。加之稷這種作物，相傳又是由周人的祖先後稷發現、培植的。因此，社稷神既有神化周人祖先的象征意義，又成了王權的代表。故文獻中“社稷”就成了“國家”的代稱。社稷的位置，按“左祖右社”的原則，設於宮廷的西麵，與東麵的祖。(太)廟相對稱。
古代的“左”與“右”
現代醫學研究的成果告訴我們，二奴來說，人的左半大腦比右半大腦更為發達。人們認為是由於人類長期習慣使用右手的結果。唐朝的孔穎達在《左傳·襄公十年》疏裏就說過：“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為右，不助者為左。”形成了古人特有的尊卑觀。董勳《答禮》言：“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廉頗藺相如列傳》中，藺相如完璧歸趙，維護了祖國的尊嚴，趙王委以重任，“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閱讀古書，常見“左遷”一詞，不言而喻，它指的是降職、貶謫。
我國古代習俗座北朝南。那麼，左就是東，右就是西了。江左就是江東，淮左就是淮東，同樣，道左就是道東。《中山狼傳》中“引避道左”，《柳毅傳》中“鳥起馬驚，疾逸道左”，都是退避在道東，有表示謙讓之意。
交際場合，賓主座次，顧炎武《日知錄》所述十分清楚：“古人之座以東向為尊，故宗廟之際，太祖之位東向。即交際之禮，亦賓東向，而主人西向。”
《鴻門宴》中項羽宴請劉邦，自己卻毫不客氣地“東向坐”，反映了他的驕橫。至於乘車，情形則有所不同，它是尊者居左。《信陵君竊符救趙》中，信陵君禮賢下士，“從車騎，虛左、自迎趙夷門候生”。
乘車尊左，沿於商代車製。東漢鄭玄說：“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禦。”射手受到人們極大的尊敬，所以《周禮》規定射為六藝之一。《禮記·射義》上的兩節文字說明了射的重要：“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車上射手的位置無疑成為尊位了。
“北上”、“南下”小考
我國古代帝王的座位設在北方，麵向南方。因帝王是一朝之長，萬人之上，所以帝王坐在北邊，北就為“上”，而坐在南邊的群臣則為卑下，南就稱“下”了。可以說“北”和“上”、“南”和“下”的聯稱，原是封建製度的“產物”。後來又帶進了人們的實際生活，比如看地圖時，有一個共同的標準：即上北、下南、左西、右東。這裏的“上北”、“下南”隻不過是“北上”和“南下”的倒說罷了。
古人結發禮
結發是我國古代人人必須行的一種禮節，起源甚早。在原始社會，人們就把散亂的頭發結成發髻。商代，人們已普遍使用梳理束發的用具。
古時男子滿，20歲時，要舉行“冠禮”將頭發盤結戴上帽子，因未成壯年，故稱“弱冠”。女子滿15歲時，舉行“加笄禮”，把綰結的發束插上簪子，因而有“及笄”、“笄年”之稱，“結發”表示已成年，一般在吉日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