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利用政府一向以驛道傳遞公文的辦法，搜集各地商情動態。利用驛馬傳遞公文，可以日行800華裏，故距京師數千裏外的商情動態在數日內傳到長安是完全可能的。由於它能穩定物價，“使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能防止荒歉穀價暴漲於未然，並能“權萬貨之輕重”以獲厚利。在中國曆史上劉晏是惟一的創設商業情報網以搜集商情動態的理財家。
古代的旅館
旅館古稱“逆旅”(逆，迎家)，肇始於唐堯時代。《史記—李斯列傳》
雲：“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據此，旅館的源頭可直溯4000年前。
到了殷周之際，旅館業隨著貿易的繁榮，日漸興盛。《史記·齊太公世家》言：“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
薑太公於途中住進旅舍，行動慢條斯理。於是，“逆旅之人”提醒他，“客寢甚安”可能失國。此處“逆旅之人”當指旅館老板。
晚周春秋戰國時代，逆旅屢見記載；《左傳》僖公二年(前658年)“有保(堡)於逆旅”之語，“謂於逆旅作碉樓，可了望，可固守。”戰國時寧國多大邑，首都商丘(後遷彭城)和定陶，都是交通康衢，故多逆旅。《莊子·山本》謂：“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陽子即戰國初年的學者場朱。
古代旅館尚有其它名稱。31900年前的商代，旅館稱作“驛傳”，專供傳遞公文和來往官員居住，周代，在交通要道修築的旅館叫“客舍”。春秋戰國時的旅館叫“客館”，西漢長安建立的旅館叫“群郗”，西漢中期又建立了“蠻夷郗，專供外國使者和外商食宿。南北朝時出現的旅館被稱為“邸店”。
隋朝興建了“典客署”，接待西域和日本等鄰國客商。唐代唐太宗下詔，令京城為朝覲官員建造“邸第”300餘所，全國設“驛”站”1639所。宋代以後，旅館有了大發展，宋代出現了“四方館”、“都亭驛”等，並出現了為客商存貨的“塌房”。元代，全國設了名為“站赤”的旅館1383處之多。明朝在北京設“四夷館”接待過客，當時，上海出現了“客棧”，清代的旅館已遍布全國，名稱也五花八門，如“駱駝店”、“貨棧”、“雞毛小店”等。
古代的典當業
典當業的發展，在我國已有上千年的曆史。西周及春秋戰國時期的人質，即是典當業的萌芽，稍後又以物為質。據考，南北朝時就有典當的有形組織了。其初本為僧院主持，僅屬慈善性質，以濟貧救災為宗旨，稱作“長生庫”以後由富商經營時，便叫“質庫”，也有叫“典肆”、“質肆”、“解庫”
的。北京近代，便叫“當鋪”。典當業的源起與沿革，在《後漢書》、《南史》、《資治通鑒》等書上均有記載。
唐代大詩人杜甫有一首《曲江》詩寫道：“朝回日日典春衣”；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也出現了當鋪的畫麵。宋、元戲典中又屢屢出現典當內容的戲，如《王定保借當》、《寺僧經營長生庫》；曹雪芹在《紅樓夢》裏寫了薛蟠開當鋪、王熙鳳私放高利貸等，這些都說明典當業的興起在我國源遠流長。
典當業為什麼能經久興盛發達？這與典當時手續簡便，不要保人，放款額可多可少，還款日期較長，且不同質款用途分不開。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在每個時期都能受到官府或當政者的庇護。因為它既能向官府納稅，又能以“便民”、“救急”作為招牌，合理合法地進行高利貸剝削。而有些官紳，本身就是典當行的後台老板——股東。
清初，朝廷規定：“官不經商”、取意“官不與民爭利”。但內務府官員與宮中太監，大都以放款取息的形式、成為北京當鋪的主要財東。60年代初期在故宮文華殿舉辦的曹雪芹生平展覽會上，曾展出清嘉慶年間查抄戶部侍郎兼軍機大臣和砷的檔案，在沒收和砷家產的清單上，裏麵有“當鋪六十五座，資本三千萬兩”一項，可窺一斑。
清初北京典當業大多是由外地人經營的；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開始侵入北京，當鋪雖被搶掠，但損失不大；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全市當鋪均被洗劫焚燒，無一幸免；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恢複，當行又有所發展，而且出現了山西人經營的“山西屋子”(“屋子”即當鋪)；辛亥革命中，典當業又遭毀滅性打擊；但1912年至1930年，這20餘年為北京當業的全盛時期。新興的北京幫合力把“山西屋子”擠垮，成了名副其實的“北京屋子”，當時有70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