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37年“七·七”事變，政局的動蕩使北京典當業日趨衰萎，處於勉強維持階段。“七一七”事變後不久、日本侵略者覬覦典當行，曾企圖強迫京、津、唐三市典當業與日本大興、裕民公司(日本質量)“合流”，實則吞並。京、津兩市典當業同業公會全體會員開會，決定“寧可倒閉，決不合流”，使日帝對京、律當行無從染指。日帝看京、津當行強追不行，便經日本憲兵隊批準由日、朝人在京、津一帶合開“質屋”、“小押”，采取期限短、利息高、當價大、押當票、販毒品等辦法，以圖擠垮中國當業。因此，延至1940年以後、北京的當鋪就陸續倒閉了。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北京隻剩下30幾家。
日本投降後，當商們以為好夢可以重溫，許多總管重新聚集資本，準備複業。孰知國民黨統治下的物價飛漲和亂發金元券，貨幣貶值，打破了當商們的幻想，至1948年解放前夕，北京典當業便覆滅了，再無一家當鋪殘存。
唐代的外商
唐太宗對隋煬帝盲目排外，不以為然，曾對侍臣說“隋煬帝性好猜忌，痛恨胡人，改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避胡，有何效益？”貞觀四年，西域各國派遣商使來朝，太宗準備親自迎接，表示重視，大臣魏征卻說：“聽任外商往來，與邊民互市，就可以了。待如上賓，反而不好。”太宗遂止。從此，聽任外商自由往來，互市互利，成為唐王朝的一項對外政策。
商品經濟對外開放，外商大批湧入中土。當時外商主要彙集在以下三個都市。
1．長安。朝廷將長安西市劃為外商集中區。這裏的外商主要由西域絲路而來。他們有的開“酒家”，借“胡姬”陪酒賺錢；有的辦“質庫”(當鋪)，“舉質取利”；有的建“波斯邸”，放高利貸發財。更多的是做珠寶木材生意。
2．揚州。揚州依傍運河，成為南北交通的樞紐，商品經濟十分發達，對長安和廣州的外商有強烈的吸引力。肅宗時，田神功率軍大掠揚州，僅大食、渡斯的外商就死了幾千人，可見揚州外商之多。
3.廣州。這裏的外商人數量多，主要由海上絲路而來。玄宗時，廣州江中停泊的婆羅門、波斯、昆侖的商船不知其數，船上“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以及白蠻、赤蠻的外商也往來如鯽，爭奪生意，唐代廣州外商最多時，據估計有10多萬人。
唐代的外商大多稱萬“商胡”，商胡在唐代文獻中，亦稱“賈胡”、“胡客”、“番商”、而更多的稱為“番客”，主要指大食(古代阿拉伯帝國)、波斯(今伊朗)的穆斯林商人，他們是我國回族的先民。據曆史記載，大食曾派了37批使者來唐，個人自發來唐的更多，他們的足跡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內陸沿海。
與外國通商，給唐王朝帶來巨大財富。每年的商稅、市稅收入，廣州市舶使的關稅收入，在唐王朝每年的財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不法的官吏百姓也趁機發了財。凡在廣州做官的，“靡不捆載而還”。安祿山在叛亂之前，曾利用職權，與外商合資經商，每年得“珍貨數百萬”。定州人何名遠，更在官府驛站旁開黑店，專以偷襲外商為業，最後“費財巨萬。官吏的盤剝，經常激起外商的反抗。武則天時，昆侖外商刺死廣州都督路元睿，然後航海亡命。肅宗時，大食、波斯外商聯兵焚掠廣州城，刺史韋利見嚇得翻城逃走。
盡管出現如此多弊病，唐王朝卻沒有改變既定政策，這無疑是唐朝經濟成功一個原因。
海上商道：陶瓷之路
兩宋時期，中國輸出物品以絲綢和瓷器為大宗，以後者為主，近年來，西亞、歐洲、非洲發現了無數宋代瓷片。因此，國外學者徑稱兩宋時期的海道為“陶瓷之路”。
宋瓷數量與質量超過前代。宋代定窯、耀州窯、青白瓷、嘿釉瓷器，以及汝窯、哥窯與官窯等自成窯係；越州青瓷、龍泉青瓷、德化瓷器和廣東的各種瓷器，都受到國外的歡迎。德化白瓷，行銷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龍泉青瓷，更是馳譽全球。南宋時，甌江西岸，群瓷林立，江上運瓷船隻往來如梭，目前發現的古窯遺址就有200餘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