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身毒道曆史上分布有六夷、七羌等少數民族，至今有彝、白、苗、景頗、佤、阿昌、獨龍等民族，風情多彩。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
中國古代同世界各國的交往，除了為人熟悉的陸上“絲綢之路”之外。還存在海上的“絲綢之路”。而且據曆史文獻和出土文物證明，後者比前者持續時間更長，範圍更廣，影響麵也更大。
早在公元前，中國的絲綢就已分陸海兩路外傳。由於當時海上交通比不上陸地發達，絲綢主要由陸上運出。唐代以後，因為中國的政治中心南移，以及造船和航海業有了較大發展，陸上“絲路”的重要性逐漸讓位於海上運輸。到元代，蒙古的西征使中亞、西亞的經濟、文化遭到很大破壞，陸上“絲路”從此衰落，海上“絲路”因而得到了更大的發展。
海上“絲路”有東海、南海兩條起航線。東海起航線的船隻從中國北部出發，沿朝鮮半島航行至日本，或由明州(今寧波)起航，橫渡東海至日本。絲綢運銷朝鮮和日本，銷量都很大。南海的起航線，通過番番(今廣州)，首先把絲綢運到印度或斯裏蘭卡，然後再轉到各地；或經紅海達開羅，再由開羅運往敘利亞、埃及等地。
明代，閩粵沿海的商人到東南亞各地經商的也很多；後來又開辟了從南海航路派生出的經馬尼拉通向拉美的新的海上“絲路”。這條新航線的開辟，意味著古代中國絲綢通過海上“絲路”的外傳，差不多遍布全世界了。
另有學者撰文認為，所謂“海上絲綢之路”應稱之為“瓷器之路”。因為，古代海道在唐代正式開辟，主要是用於瓷器輸出，這是數量最多的國際貿易。瓷器是我國獨創的發明之一，它和絲綢的作用和影響一樣，都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作出的偉大貢獻。兩者的區別在於：絲綢繁榮於前，成為陸路輸出的代表；瓷器興盛於後，成為海路輸出的大。絲綢和瓷器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手工藝術品兩個發展階段，構成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史上的兩個階段，可謂是“各領風騷數百年。”
古代一條遊牧絲綢之路
由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和蒙古科學院組織的國際考察隊在泥濘沼澤、崎嶇不平的蒙古高原上跋涉了4000餘公裏後，完成了絲綢之路遊牧路線的考察。
在考察中，學者們側重考察了古代遊牧民族與中國的關係。在鄂爾渾河穀，考察隊找到了建於公元840年的回紇汗國都城遺址。這座25平方公裏的廢墟曾是蒙古高原上最大的遊牧民族的教城。在此之前蒙古高原曾出現過匈奴、鮮卑、突厥等強大的遊牧民族，但他們的都城都未曾發現過。
這座受封於唐朝皇帝的回紇汗國的都城呈長方形，有城門、宮門、兩道護城河和方型塔樓。土耳其學者推測，這座古城可能受到了中國的“天圓地方”觀念和唐代都城布局的影響。
令各國學者振奮的是，唐開元二十年由唐玄宗為突厥王子賜建的“故闕特勤碑”今天仍挺立在杭愛山中秀美的草原上。這座高3．75米、寬1.2米的大理石碑正麵是用唐楷刻的碑文，字跡清晰如初，碑的頂端是三條龍盆繞在一起的石雕。碑文記述了唐朝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由於杭愛山不產大理石，一些學者認為，這座高大的石碑可能是從中國內地運過來的。
考察隊還考察了坐落在鄂爾渾河穀中的哈拉和林城遺址，這是忽必烈建立元大都前蒙古汗國的都城。在這座廢墟上，中國和日本學者發現了一塊13世紀時漢字碑刻《建三靈侯廟記》。
這次考察表明，古代中國北方確實存在一條自新疆哈密貫穿蒙古高原至遼東的遊牧絲綢之路。在科布多發現的一張清代的驛站圖還清晰地標明，有許多商道從北京出發，經張家口，跨過蒙古高原進入西伯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