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牙人代商品所有者出售商品，商品所有者得到的是原來議定的價格，而牙人出售時可以抬高價格。
在唐代，牙人分官、私兩種，活動十分頻繁。唐代牙人的活躍首先同商業的發展有關。商人們需要牙人為他們提供信息，聯係貨源，尋找主顧，特別是一些外地商賈，初來乍到，牙人的活動對他們更顯得十分必要。
其次，與政府的培植有關。據《資治通鑒》記載，安祿山、史思明年輕時曾做過“互市牙郎”。互市是官方性質的，因而這類“牙郎”是政府培植的。唐中期以後，鹽茶官榷，政府對官榷商百般籠絡，設立官榷牙人方便官榷商采購、出售。政府還常常利用牙人來貫徹執行行政法令，協助市令胥吏管理市場，收取商稅。
唐代牙人的活動，推動了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但也作了一些不利於商品交換的事情，比如以劣充優、哄抬物價、買空賣空等。
明代的士商
在我國封建社會，商人階層多由官商、縉紳和小商販組成，在社會上未形成強大的政治經濟勢力。但明朝中葉以後，情況卻發生了變化，“天下盡市道之交”，商人的地位提高了，其勢力大大擴張。究其原因，概為“士”
這一特殊階層加入經商隊伍所致。
士走上商業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不外乎以下幾類：仕途多舛，科場失意，憤而從商；家道中落，不甘窮困，棄儒就賈；借商起家、買官鬻爵，擠入仕途。這些人從商隻是手段，而人仕才是目的。但是，更多的士人是由於受社會風氣的影響而進入商業領域的。明中葉，經濟開始走向繁榮，追逐商利被看作是顯示才幹的手段。如山西民間把能獲取什一之利作為衡量“賢與孝”的標準；江蘇盛澤鎮“其俗尊商賈，賤文士，豪侈喜誇爭通貨利”(《盔湖誌誌》)。屬彰德府管轄的武安地區，“富商大賈，輒事鬻爵，藐視寒生”
(《武安縣誌》)。受社會風尚影響而棄儒就賈的士人比比皆是，”心一葉公生人觀鄉，幼力學，長為安平巨賈”。“鄭宜述名作，歙人。讀書方山上，自號方山子，已棄出為商，往來宋梁間”(《海澄縣誌》)。“公諱汝亮，美豐儀，居常豪不羈，言笑恰如也。初在塾，即能屬對，己坐富戶，罷學就賈”(《列朝詩集》)。從他們身上隱約可見些自由商人的氣質。明代官吏俸祿相對很低，尤其吏的薪酬往往隻能維持家庭的日常開支。這也促使許多士人轉而從商。也有的士人是因繼承遺產或分擔長輩商務的紛繁而舍學就商的。
士人經商以後，許多人對參加科舉以博取功名還是念念不忘。有的士商邊經商邊讀書以求一日能一舉成名光宗耀祖。但是明代士商的最終出路還是擺脫不了大多數商人的命運——和土地相結合，與封建地主融為一體。士商的出現給明後期的社會帶來很大影響。讀書人經商，以事末業，打破了對商人的歧視，使重農輕商的傳統觀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徽州的“勸商”謠
明清時期的徽州商人和當時的揚州商人、寧波商人鼎足於商界，特別是徽商足跡遍布全國，當時就有“無徽不成鎮”的說法。在徽州當地流傳著幾句順口溜“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由於徽州的“半分田地和莊園“的自然環境，好多人家讓孩子隨基本地商人出去，做仆人或店小二。對於小孩，長輩雖戀戀不舍，但為其前途不得不狠心，自然少不了對孩子勸誡一番。《桃源俗語勸世詞》中有一首質樸情真的勸商謠：
不要變，不要腆，收起心來重進店，安分守己幫儂家，和氣決不討依厭。朝旱起，夜遲眠，忍心耐守做幾年，嬉戲供鳥一切事，都要丟在那傍邊，打個會，淒點錢，討個老婆開個店，莫道手藝不發財，幾多興家來創業。不妥貼，歸家難見爺娘麵，衣裳鋪蓋都攪完，一身弄得穿破片。穿破片，可憐見，四處親朋去移借，倒不如，聽我勸，從此收心不要變，托個相好來提攜，或是轉變或另薦，又不癡，又不呆，放出功夫擂櫃台，店倌果然武藝好，老板自然看出來。看出來，將你招，超升管事掌錢財，吾縱無心求富貴，富貴自然逼人來。
直至現在，此謠仍被一些老商人傳誦，一些海外徽州籍商人更是以此勸誡自己的子孫。
古代的行會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