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吾知足”錢是諸多壓勝錢之一種。這種錢是清代文人逸士的戲作品，錢麵文字逆時針讀作“佳五矢止”，四字共同借用錢幣中間的“口”，聯起就讀成“唯吾知足”。錢背篆書“紉佩”，取屈原“紉秋蘭以為佩”之意，說明此錢用以佩帶。麵文是謎、背文達意，趣意盎然。此錢傳世頗少，具有一定的收藏價值。
交子的創始人
交子這個東西，凡是讀過中學的同學都知道，它不僅是中國最早的紙幣，而且是世界最早的紙幣。然而，人人皆知之事，未必人人都悉其情。沒有專門從事經濟學工作的同誌，通常隻能從《辭海·經濟分冊》上得到這樣的解釋：“交子：中國最早的紙幣。宋初，四川使用鐵錢，體大值小，流通不便，商人發行一種紙幣，稱‘交子’。性質同存款收據相近，可兌現，也可流通。後由富商十六戶發行。以後交子常因發行人破產等原因不能兌現，政府遂禁止商人發行”。通過這樣的介紹，人們隻能了解關於“交子”的一些常識。進一步研究，就會發現一些問題若明若暗。如關於交子創始人的問題，《辭海》裏講是“宋初……商人發行一種紙幣”，“商人”這個概念的範圍太大了。
交子既然是中國乃至世界最早的紙幣，其形式必然是比較原始的。盡管它已無實物傳世，但根據有關記載，我們不難推測，它作為“天府驕子”而降生到這個世界上，起碼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必須要有紙，二是離不開印刷術。實際上，它也確實是我國紙和印刷術這兩大發明的一項副產品。據史書記載，交子最初的形式不過是印刷著紅黑二色店鋪和市民圖案的紙片，上麵親筆題著發行者的名稱，起著“存款收據”或存款證明書的作用，大約相當於今天的存折。《宋朝事實》卷十五《財用》章第三節就有這樣的記載：
“交子…用同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隱密題號，朱墨間錯，以為私記，書填貫，不限多少，收入人戶見錢，便給交子，無遠近行用，動及萬百貫，街市交易，如將交子要取見錢，每貫割落三十文為利”。這裏，“見”是“現”的通假字，“見錢”即“現錢”。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交子雖然相當於今天的存折，卻不僅不能像今天的存折一樣可以從銀行取得利息，相反，在用交子兌換現錢時，“儲戶”反要“每貫割落三十文為利，”即付利息給交子鋪。
對交子的形式，很少有人提出疑議，但對其創始人，卻至今尚無定論。
目前，除“商人”創設說(如《辭海》的解釋)外，言之有據、持之有故的說法尚有以下幾種。
一種是張詠創設說：張詠鎮蜀時，為了補救鐵錢的不便貿易而創設。這種說法的依據有二：一是《宋史·張詠傳》中有這樣的記載：張詠在宋太宗、真宗時期曾兩度出任益州知州(即後來的成都府)。而交子正是在此期間產生的。依據之二是《宋史·食貨下三》卷首的一段話：“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
問題在於《宋史·張詠傳》隻提到張詠在“出知益州”期間，曾“會詔川、陝諸州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錢十。詠上言‘昨經利州，以銅錢一換鐵錢五，綿州銅錢一換鐵錢六，益州銅錢一換鐵錢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旬估折納銅錢’”。後來，雖然“真宗以詠在蜀治行優異，複命知益州”，但文中除了真宗說“詠在蜀，吾無後顧之憂”的讚語外，並無一字提及“交子”之事，通篇張詠傳，除了記述他調整銅鐵錢兌換比值一事外，再沒有任何整理銅鐵錢的“治績”。因此，張詠創設說顯然缺乏有力的證據。
另一種是“鐵錢不便，民間私造”說：當時，民間為了緩和鐵錢“體大值小”的矛盾而私造了交子，與張詠無關。過種說法的根據是《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零一中的記載：“(天聖元年)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之。”
這裏，交子的創始人顯然是“蜀民”而不是“知益州”的張詠。但“蜀民”，與《辭海》中所說的“商人”一樣都很籠統。具體是哪一位“蜀民”
刨設的，仍然不得而知。不過，“富民十六戶主之”倒是許多處都提到過。
乍一看，似乎大大縮小創始人的範圍。細細一想，仍然是一根海底之針。因為其一，“十六戶”究竟是哪十六戶？至今無人知曉；其二，即使弄清了“十六戶”的名單，他們也不過是交子出現之後“主之”而已(《辭海》)說的是“後由富商十戶六發行”)，這十六戶是否同時又是創始人，是共同創設還是某一戶先創，等等，均無可靠資料佐證。
還有一種是“民間錢少私造”說：李順作亂之後，四川停止鑄鐵錢，因而鐵錢缺少，民間便私造交子。與前兩種說法的不同之處在於，這種說法認為交子的出現不是因為鐵錢使用起來不方便，而是因為流通中缺少鐵錢。其所憑之據是《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九中的記載：“自李順作亂，遂罷鑄，民間錢益少，私以交子為市，奸弊百出，獄訟滋多。乃詔知益州張詠，與轉運使黃觀同議，於嘉、邛二州，鑄景德大鐵錢，如福州之製，每貫用鐵三十斤，取二十五斤八兩成，每錢值銅錢一、小鐵錢十，相兼行用，民甚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