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此說，交子的產生，非但不是因為鐵錢“體大值小”、“不便貿易”，反而是對鐵錢缺少的一種補救措施。然而，我們不可忘記，正如今天取得存折必須存人現錢一樣，當時要得到交子也是必須付出現錢的。如果是因為鐵錢太少才產生了交子，那交子豈不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這種因錢少才“私以交子為市”的說法破綻更大，它比前兩種說法還要經不起推敲。何況，即使當時紙已相當普及，印刷工具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購置的。
這裏要順便指出的是，上麵引文中也提到了“知益州”的張詠，但說的卻是他采取的鑄鐵錢的措施、隻字未提創設交子之事。可見，張詠創設說確是難以成立的。
上述諸種說法，雖然沒有提出公認的交子創始人，但有兩點應該是可信的：一是交子產生的原因是鐵錢“不便貿易”。因為上述幾種說法中，除最後一種說法外，都提到了鐵錢不便這一點。而且，《宋朝事實》中張若穀、薛田二人的奏疏裏也有這樣的描述：“川界用鐵錢，小錢每十貫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即難以攜持。”據有關考證，宋朝銅錢的標準重量是每貫5宋斤，而1宋斤約為今天的1.2斤。即當時的65斤相當於今天的78斤。當然“難以攜持”。二是交子發明後，曾由十六戶富商發行。這一點也是史書上多次提到了。如此看來，交子產生的原因、形式及後來的發行者都有定論了，剩下的難解之謎是：第一張交子究竟出自誰手？
紙幣為何又稱鈔票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和使用紙幣的國家，迄今將近有1000年的悠久曆史。現在通常稱紙幣為鈔票，人們已經司空見慣。其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並不存在“鈔票”的稱謂。曆代紙幣是寶貴的文化遺產，它有許多種類和名稱，如兩宋的交子、錢引、會子、關子，金元的交鈔、中統元寶交鈔、至元通行寶鈔，明清的大明通行寶鈔、戶部官票和大清寶鈔等，直至清代晚葉，鈔票作為紙幣的代稱才在社會上普遍出現。紙幣為何又稱鈔票呢？新中國成立以後，不少論者進行了探索。特別是近年來的學術界，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比過去有了較大的進展。
有人認為，紙幣因“鈔”字的使用由來已久，便產生鈔票之名。千家駒、郭彥崗合著的《中國貨幣發展簡史和表解》說：“中國紙幣發行，自宋迄明，已有七百多年的曆史，鈔字已深得人心。一般習慣就以‘鈔’為貨幣的代稱，或稱錢鈔、鈔銀、鈔券、鈔票之名也由此而起。”後來他倆在《中國貨幣史綱要》書中又說：“明代寶鈔，中葉後已不通行。但‘鈔’字卻深得人心。嗣後仍以鈔代表貨幣……鈔票之名也由此而起。”許滌新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辭典》(上冊)持有類似的看法，其“鈔票”詞條解說雲：“宋、金曾發硪交子、會子和交鈔，又叫鈔引，用紙印刷。元、明、清三代還發行過寶鈔，也是紙幣。我國俗稱紙幣為鈔票，就由此而來。”可是在宋到明代的數百年內，雖然紙幣多稱為鈔，而且逐漸用鈔代表貨幣，但從未發現有將紙幣稱為鈔票的記載。紙幣稱鈔不意味一定就稱鈔票，兩者之間畢竟有所不同。所以這種說法值得商榷。
較多的人主張，紙幣稱鈔票出自清代大清寶鈔和戶部官票的合稱。鹹豐三年(1853年)，清政府為了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籌集軍費，通過發行紙幣來解決財政困難。大清寶鈔以製錢為單位，又稱“錢鈔”；戶部官票以銀兩為單位，又稱“銀票”，都是不兌現紙幣。由於這兩種紙幣既是同年發行，且各以“鈔”和“票”為名，因此在鹹豐年間的一些史料中，有時被合稱為“票鈔”或“鈔票”。貨幣史學家彭信威的《中國貨幣史》寫道：“清政府於鹹豐三年發行兩種鈔票，一種是大清寶鈔，另一種是戶部官票，…鈔票的名稱即導源於此，為寶鈔和官票的總名。”曆史學家吳晗在《王茂蔭與鹹豐時代的幣製改革》論文中也認為：“合錢鈔與官票簡稱鈔票，是現在鈔票一字的語源。”這種見解比較流行，影響頗廣，如《辭海》(修訂本)“鈔票”一條說：大清寶鈔和戶部官粟“合稱‘票鈔’和‘鈔票’。現稱紙幣為鈔票。本此。”其他還有鄭家度的《廣西近百年貨幣史》等亦以大清寶鈔與戶部官票的總名，當作紙幣稱鈔票原因。然而清代史料僅將大清寶鈔和戶部官票台稱為鈔票，卻沒有談鈔票的名稱導源於此。故以大清寶鈔和戶部官票的合稱作為紙幣稱鈔票的開端，理由尚嫌不足。
此外，有人提出一種新觀點，即紙幣稱鈔票實起於戶部官票。潘連貴在1984年第一期《廣東金融研究》發表的《“鈔票”一詞溯源》一文訓說：“鈔票原是對戶部官票的一種說法，因為國家發行的紙幣一向稱‘鈔’，而戶部官票卻叫‘票’，所以將兩者聯係起來，就是‘鈔粟’。”主要根據是成豐三年三月刑部尚書德興等人的奏述：“臣等查試行鈔法改用官票，誠難保我不肖之徒私造行使，查鈔票之用，與銀錢並重，其私造之罪，亦應與私鑄同科。今新行鈔票，保寶攸關，應比照私鑄銅錢之例加重，不分銀數多寡，定擬罪名。”(《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一輯)該奏折所言“鈔票”，顯然是指戶部官票。事實上，鹹豐三年發行的兩種紙幣，以戶部官票居先，大清寶鈔在後。戶部官票稱鈔票時，大清寶鈔尚未籌備發行。王茂蔭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