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傳莊子的《說劍》一文中曾描繪過這樣一個情景：“趙文王喜劍，劍士央門而客者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莊子對此大加撻伐說：這種鬥劍與鬥雞無異，人鬥死了對國家還有何益可言！
以死神做強弱最終裁決的方法，其弊端是極為明顯的。因此，擊劍運動在力保其軍事價值技擊的主要功能的同時，使習劍者無性命之虞又能深得其理的劍術套路便逐漸產生。
劍術套路源起何時無從考證，但其曆史無疑是很悠久的。
楚漢時著名的“項莊舞劍”故事就從側麵反映出這點來。當項羽謀臣範增想在鴻門宴上鏟鋤劉邦時，便策劃項莊借“軍中無音樂，請表演劍舞以助酒興”之名，趁機殺死劉邦。盡管這種真劍之舞是居心險惡的舞，但它畢竟透露出，劍是可以用來表演的，有一定的動作編排，因而具有套路的性質。
從發展的角度觀之，這無疑進了一大步。
套路的形成與人們對擊劍技術在理論上的認識總結有密切關係。三國時曹丕在其《典論·自序》裏曾記下一件他本人親曆之事。一次他與久負善劍之名的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席間論及劍道。談論一久，同樣諳熟擊劍精蘊的曹丕發現鄧的劍論著實不怎麼樣。恰巧當時他們正在吃甘蔗，於是曹鄧二人以蔗代劍交手比試，結果丕三中鄧臂。鄧不服，求再試，丕又擊中其額。
曹鄧二人先論法後鬥劍，曹丕能從理論上的破綻，窺知其虛實，生動說明當時擊劍理論已相當成熟。更重要的是，以蔗代劍切磋武藝的方式，不失表明古人習武較技已能朝著趨利避害的方向邁進……不過，在火器時代以前，擊劍運動無法擺脫戰爭中攻殺拒防的第一需要，因而很難成為意味純粹的體育運動。隨著鬥轉星移，劍終因火器時代的來臨，失去原有的軍事價值，但卻以此為契機，終於得以發展成為真正的體育運動了。
古代射柳史話
射柳，即用弓箭射柳枝，是我國古代的一種射箭活動。又稱“柳”、曹禦”、“紮柳”。射柳活動可以上溯到鮮卑、匈奴等北方民族古老的“蹄林”祭祀活動，“蹄林”即繞林木而祭，秋天無林木，則豎柳枝馳繞。1965年9月，在遼寧北票縣西官營子出土的北燕貴族馮弗墓中的130餘件鐵簇，皆為扁鋒，且箭杆纏以銀絲，顯然是一種禮器，是北燕時專用於射柳的箭，稱為“無羽橫簇箭”。
兩晉南北朝時期，民族大融合，射柳活動傳入中原。遼金時期，射柳發展為一種程式化的儀式，專用於祈雨祭祀，稱為“射柳儀”或“瑟瑟禮”。
但射柳活動本身的性質並未改變，對射柳有嚴格的要求，一是射斷柳枝，二是馳馬接起射斷的柳枝，射術馬術上的要求都很高。並且還伐鼓助氣，增加實戰感。
到了宋、元時期，射柳活動擺脫了乞雨拜天祭祀儀式的束縛、成為軍事訓練的主要項目之一。宋、明時期，除將射柳作為平時軍訓手段以外，每逢端午節還把它列為慶典項目。進行表演、比賽。源於金代的端午射柳之俗，此時已定型為全國性的節令娛樂活動，而且射柳的形式和內容也大大豐富。
如“藏鴿子葫蘆或盒內，懸之柳上，射中盒開，鴿子飛出，以此為樂”，等等。清代中葉以前，北京端午節慶之日，在天壇也舉行射柳活動，甚至一般節慶時也舉行。清中葉以後，射柳活動才漸漸消失。
古代的技巧運動
技巧運動的一些基本動作，如手倒立、魚躍、下橋、後手翻、側空翻、空翻以及兩人和集體造型等，在我國古代就已有了。手倒立，唐代稱為“擲倒伎”，清代稱為“豎蜻蜓”，在我國西漢時期的角羝百戲中就已有了。山東無影山西漢墓出土的彩繪樂舞、雜技陶俑中，就有兩個藝人在樂人的伴奏下做手倒立表演。四川出土的漢畫像磚百戲圖中，有一種“五案手倒立”的表演，一個藝人在五張重疊的案子上做手倒立。河南南陽出土的漢畫像石中有單手倒立。沂南漢畫像石中有在繩子上做手倒立爬行等，反映了漢代手倒立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
到了唐代，手倒立在技巧和難度上又有了提高，並且帶有一定的驚險性，《舊唐書·樂誌》中記載了婆羅門國藝人來唐表演，這個藝人的兩臂周圍及臉下和背下都插上尖刀，腹上又站了一位吹篳篥者，一支曲子吹完，倒立者安然無恙。唐代的《信西古樂圖》上有手倒立圖像，千姿百態，造型優美，不僅有單人的，有雙人的，還有三人的。
宋代孟元老所著《東京夢華錄》曰：“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第三盞禦酒，左右軍百戲入場。百戲乃上竿、跳索、倒立、折腰、筋鬥、擎戴之類。”清人李聲振《百戲竹枝詞》中《豎蜻蜓》詩：“雙足翹翹轉踏空，步來反掌似生成。自從看罷蜻蜓戲，始信人間有倒行。”手倒立也是舞蹈、雜技、戲劇中的基本功。其姿勢和現代體操中的不同，從圖像上都是抬頭、塌腰、雙足過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