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羅馬帝國，曾禁止人們遊泳，並把遊泳者抓起來活活燒死。現在也有個別國家禁止婦女遊泳。而在我國古代也不乏男女混合遊泳的記載。
鬥蟋蟀
蟋蟀又名促織、蟲王孫、蛩，北方俗稱“蛐蛐兒”。其鳴聲唧唧，雄的好鬥。有關記載，遠至先秦，近至民國，屢見於好事者筆墨。《詩經》中即有“蟋蟀在堂”之句。
把養鬥蟋蟀當成一種娛樂，至遲在唐代就已經開始。那時候，一到秋天，宮廷妃妾把蟋蟀放到小金籠中，置於枕畔，夜間欣賞其聲。上行下效，民間亦多有如此做的。南宋有個宰相叫賈似道，凶橫暴戾，禍國殃民。他用黃金、象牙琢刻成蟋蟀籠，收集許多蟋蟀，置於西子湖傍別墅之中觀鬥，所謂“萬金之資，付之一啄”。明朝宣德年間，皇帝公然下旨，向民間索取蟋蚌。清代蒲鬆齡《聊齋誌異》中的小說《促織》，諷刺的即為此事。適應這種需要，有關蟋蟀的種類識別、鬥法的各種各樣的專著，也紛紛出籠。公元1931年李石孫纂輯的《蟋蟀譜》共12卷，描述的蟋蟀種類多達117種，對其飼養、論形、鬥法、治病等都有較詳細的闡述。
鬥蟋蟀，如果像養鳥、釣魚、種花一樣作為群眾的業餘愛好，自然無可厚非。但如果以此為賭博的手段，以小小蟋蟀而導致悲劇，則曆史的經驗，不能不值得借鑒。
鬥鴨、鬥鵪鶉
禽雀相鬥，是一種傳統遊戲，人們熟悉的是鬥雞，鮮為人知的還有一門鬥鴨之戰，唐韓詩有：“池畔花深鬥鴨欄，橋邊雨洗藏鴉柳。”
溫順而犀鈍的鴨子亦能振羽相鬥，決非無中生有。西漢初期，魯恭王劉餘除了好鬥雞、鬥鵝、鬥雁外，還醉心於鬥鴨，他為了供養這些動物，每年糜費穀物竟達二千石。《三國誌》的陸遊傳中記載，當時的吳國君王孫策就對鬥鴨很感興趣，打算建造一座精巧別致鬥鴨欄，大將陸遜立即阻止道：“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為？”在同書中還說曹操的兒子曹丕更是鬥鴨人迷，他不顧禮儀，竟派使者來吳國索求鬥鴨，臣子都勸孫權勿與，可孫權工於心計，仍如數給之，盼望對方鬥鴨而荒政，可乘機攻破之。西晉太康年間舉秀才的蔡洪，是一位玩鬥鴨的行家。他寫了一篇《鬥鳧賦》，認為羽類相鬥之戲中最精彩的莫過於鬥鴨了。
六朝人的鬥鴨之風影響了隋唐。隋代，丹青手們在畫中描繪了鬥鴨的生動場麵。當時的士大夫藏有不少這類鬥鴨圖。到了唐朝，唐帝王宗室如唐太宗之子齊王祜等都是鬥鴨迷。正史也有關於唐太宗第五子齊五李“喜養鬥鴨”的敘述。唐著名文學家、書法家李邕亦作有《鬥鴨賦》一篇。自唐代起，“鬥鴨”事開始人詩。“江山春來早可觀，巧將春物妒餘寒。水苔共繞留烏石。花鳥爭開鬥鴨欄”。這是最早提及鬥鴨的詩，作者是初唐詩人張說。
唐詩：“采茶尋遠澗，鬥鴨向春池。”有人以為鬥鴨一般是放在池水中進行的，宋詞：“綠水橋邊鬥鴨欄”，“鬥鴨欄稈獨倚”，又似乎說鬥鴨也像鬥雞一樣地圍圈在平地上開戰。至於到底怎樣鬥法，史書沒作詳盡的介紹，隻記載了不少有趣的鬥鴨軼聞，《南史·王僧達傳》雲：有名的文學家王僧達是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女婿，又被文帝看中當了太子舍人的要官。可因為喜歡去街頭看平民鬥鴨，疏忽了政事，被有司撤了職。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名勝古跡還因鬥鴨遺風而得名，如《嶽陽風土記》雲：“臨湘鴨欄磯，建昌侯孫慮鬥鴨之所，與白螺山相望。”
明清以後，史料中已很少再有這方麵的記載。
鬥鵪鵓，是北方民間非常盛行的一種鬥動物的遊戲。《清稗類鈔》載：
唐玄宗時，西涼人進獻鵪鵓，能隨金鼓節奏爭鬥，宮中養以為戲。清朝的潘榮陛在《帝京歲時紀勝》中說：“膏粱子弟好鬥鵪鶉，千金角勝。”鬥鵪鵓又叫“咬鵪鶉”，通常是春節以後的樂事。為什麼會咬呢？這就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道理，鵪鶉餓了，它們必定爭食，為了爭食，它們才會打起來。鬥鵪鶉一定是在早晨舉行的，因為早上它們肚子餓了。一旦哪隻鵪鶉鬥敗了，那麼它再不敢與任何一隻鵪鶉鬥了。
古代禽戲
禽戲，又稱“弄蟲蚊”或“弄百禽”。早在唐代就有專業藝人，訓練蛙、猴、鼠、鳥、龜、魚、蟻、繩虎等蟲蟻，表演的項目有鼠雀認字、猴呈百戲、烏龜疊塔、二魚鬥、蠅虎列陳、蟻舞和蛤蟆作法等等。
唐穆宗年間，長安有一位姓韓的藝人馴養蜘蛛200有餘，置一盒中。當樂師演奏《涼州曲》時，這些蜘蛛竟能縱橫成行，隨樂曲而作“胡旋舞”。
南宋高宗趙構在宮中親見一出《七室之戲》。一個大水桶內蓄養著龜、鰍、魚、鱉、蟹等7隻水族，藝人擊鑼呼其名，即有馴物上浮應招，並戴麵具上下戲舞，如是周而複始，趙構為之稱奇。
元人陶宗儀曾在臨安見《烏龜疊塔》，7龜依次大小，能疊成一塔狀。
為此，陶宗儀筆述於《輟耕錄》二書，稱為民間一奇。
到宋元時，馴蛙表演十分精彩。據《輟耕錄》載：“蓄蛤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眾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眾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蛤蟆作法。”可見青蛙訓練得極為成功。至清代，還有人依青蛙的大小，嗓音的高低寬窄，訓練出一個青蛙合唱樂隊，藝人按樂譜曲調以細枚輕敲青蛙的頭部作指揮，眾蛙即放開歌喉。“宮商詞典，悉然可辯”；抑揚頓挫，分毫不差。可謂別具一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