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微型馬戲風行一時，蜂、蝶、蟻、螻皆入特技演員行列，節目有《呼喚螻蟻》等。民間藝人獻技於市，應天府城(今南京)街頭巷尾經常能見到微型馬戲表演。
清代最膾炙人口的是《螞蟻排陣》。藝人鋪一山川圖於地，放出紅蟻、黃蟻。兩隊螞蟻按圖所示各行其道，馬不相擾，蔚為壯觀。
五禽戲
有人認為，17至18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最先提出了“生命在於運動”這一名言。其實，早在東漢時期我國名醫華佗，就深刻地闡明運動的重要性。華佗對他的弟子吳普說：“人體應該經常勞動和鍛煉，但不能過度。運動助消化、使血脈流通、不生疾病。好像戶樞由於經常轉動而不腐朽一樣。”華佗把自己的理論用於實踐，創造了一種模仿虎、鹿、熊、猿和鳥五種動物的動作進行鍛煉的“五禽戲”。他說，通過做“五禽戲”，使身體出汗，汗出多了，身體自然就會輕鬆，食欲也就隨之增加。這樣，疾病就會消除。吳普按照華佗的方法去做，果然效果很好，到90多歲時，還耳聰目明，牙齒堅硬。
五禽戲與現代體操的差別是有無氣功，五禽戲是一種結合氣功的肢體運動，而今天的體操則沒有氣功。經驗證明，結合氣功鍛煉能有較顯著的收效。
六禽戲
華佗“五禽戲”盡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劉安的“六禽戲”。劉安生於漢文帝時代，自幼勤奮好學，文武兼備，很受漢文帝的器重，他一生著作頗多，其中有《淮南子·精神訓》一書，“六禽戲”的文字就記錄在這本書上。“六禽戲”的各式動作為：熊經——練身功，鳥伸——練腰功，鳧(即野鴨)浴一練腰功，(即猿)蠼——練臂功，鴟(即貓頭鷹)視——練眼功，虎顧——練手功。通常是將“熊經鳥伸”兩式連稱，均可作古代導引的代名詞。後來華佗認為鳥伸與鳧浴的作功相似，故刪略一式，便為“五禽戲”。
遺憾的是，華佗的“五禽戲”文圖原稿早巳亡佚，後明代道家所作《赤風髓》，加以整理歸類，亦不能完全符合華佗倡導的“五禽戲”。在《淮南子·精神訓》中的記述，也僅僅是羅列術名和提要。有幸的是，據考古學家精心考釋，出土的西漢文物中已有44幅導引圖，若能在殘片中再拚湊4幅，就很有可能是“六禽戲”由八式連綴而成的六套八段功分解圖。
古代樗蒲
“樗蒲”，也作“挎蒲”或“捕蒲”，是一種盛行於東晉南朝的博戲，它是在漢代博戲基礎上吸取了胡戲的一些規則而形成的。據唐代李肇《國史補》載：“古樗蒲者，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上黑下白，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黑為黑，二犢三白為犢，全白為白，四者貴采也；開、塞、塔、禿、撅、梟，六者雜采也；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則否。”這是有關樗蒲規則的較為完整的記載。簡單地說，樗必備有“子”、“馬”和“五木”等基本器具；用於擺設陣形，用人牽馬於陣形中；用五木擲采，共十采，其中盧、雉、犢、白為貴采，尤以盧采為上，餘為雜采，擲中貴采者，可得連擲、打馬、過關。
由於樗蒲程序複雜，規模較大，隻有在專營的賭場中方可進行。經營樗薄者，稱為“公子家”，也叫“囊家”，凡來樗蒲的雙方，須先按規則立下字據和賭注於囊中，在“囊家”的監督下開賭，因又謂“囊家”為“錄事”。
這在當時的確稱得上“文明”、“高雅”的賭博了。樗蒲把賭博和遊戲結合起來，正迎合了門閥士族的生活情趣，門閥子弟以至官府、皇帝都深好此物而樂此不疲，以至在南北朝盛行一時。
鬥草漫話
鬥草亦稱鬥百草。顧名思義，便是以各種花草相比鬥來決定勝負。據說在夏代，初民們便已有每年五月初五到郊外采藥的習俗。傳為夏代曆書的《夏小正》上說：“此日蓄采眾藥，以蠲除毒氣。”後來，五月初五形成了節日——端午節，采藥便成為端午節中的一項重要活動。在采藥過程中，看誰采得多，誰的植物知識豐富，鬥草遊戲也就產生了。不過，這一遊戲最初不叫鬥草，而叫成“蹋百草”，南朝梁宗檁《荊楚歲時記》曰：“五月五日謂之浴蘭節，四民並蹋百草戲之。”鬥草一詞始見於唐韓愕《歲華紀麗》曰：“端午，結廬蓄藥，鬥百草。”白居易《觀兒戲》詩曰，“撫塵覆鬥草，盡日樂嘻嘻。”據有關史料記載。鬥草在唐代是很普遍的，上自王公大臣、文人墨客，下至黎民百姓、男女老幼無不樂於此道。入宋以後，鬥草風習益盛，時間也不再隻限於端午。元、明、清三代亦如此。
古代鬥草主要有兩種鬥法。一種可稱為“文鬥”，眾人采到花草後聚在一起，一人報出自己的花草名，其他人各以手中的花草來對答，當一個人報出的花草名其他人都對答不上時，這個人就贏了。《紅樓夢》第六十二回中對這種鬥法有詳細的描寫。另一種可戲稱之為“武鬥”。兩人持花草相對，每人兩手各持一草或花莖的一端，並使雙方的草莖相勾搭，然後用力一拉，誰的草莖被拉斷為輸，不斷者為贏。在故宮博物院的館藏中，有一幅清代宮廷畫家金廷標的《群嬰鬥草圖》，形象地反映了“武鬥”這一種鬥草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