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下層女子下圍棋，自是另外一番景象。杜甫《江村》詩：“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夜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何須唯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她們在對弈中自得其樂。事實上，在封建社會，女子們隻能在閨閣內下棋，外出“比賽”，猶如術蘭從軍之難。據《南齊書·謝傳》記載，有位名叫婁逞的女子，善弈圍棋，粉黛中已無對手。那時的女子不能“拋頭露麵”，心高手傲的婁逞心生一計，女扮男裝，混入上流社會，與男子下圍棋，並被任命為揚州議曹從事。可是好景不長，她終於被人們發現是一位喬裝女子。後來皇帝下了一道聖旨，將她遣送回鄉。
南宋時期，我國又出現了一位女棋手沈姑姑。據《太平清話》記載，沈姑姑因棋藝高超，受命在內廷奉職。在明代，有一位叫薛素素的女圍棋手。
據《紅樓夢新證·文物雜考》記載，薛素素是蘇州人，多才多藝，棋、詩、書、琴、簫、繡等無一不工，有“十能才女”之稱。薛素索是明代唯一有史料記載的女棋手。
還有許多名不見經傳的民間女棋手。據《集異記》記載，唐朝有個大名鼎鼎的圍棋手王積薪，也常中宮中和唐玄宗下棋。安史之亂時，王積薪隨唐玄宗逃往四川。途中，他的住宿之處常被一些大官們搶先占用了。有天夜裏，王積薪無處棲身，恰巧碰到民間有婆媳兩人在下圍棋。王便和她們談論圍棋，競忘了困倦。據說，王積薪的絕招“鄧艾開蜀勢”，便是從那婆媳那裏學來的。
十九路圍棋始於何時
我們現在通用的圍模盤是19路361個交叉點，已經發現的古代圍棋史料和著作中，所有的棋譜也都是19路的。
但是，古人使用的圍棋並不都是19路的。1954年，在河北望都東漢墓中就出土了17路289點的圍模盤；1971年在湖南湘陰唐墓還出土過15路的圍棋盤。據說，現在我國西藏地區還在采用17路的圍棋。可見，圍棋的路數有一個從少到多的發展過程。
那麼，19路圍棋到底始於何時？敦煌寫本《棋經》內載有“三百一十六道放周天之度”的句子。其中“三百一十六道”顯然為“三百六十一道”
之誤。據成恩元先生考證，《棋經》是北周時期作品。那麼，《棋經》就成了北周時期已普遍流行19路圍棋的確鑿證據。再早些，晉人蔡洪的《圍棋賦》
中有“算塗授卒，三百為群”的詞句。可把“三百”解釋為19路棋實距中所下的著數。這樣看來，在晉代就已出現了19路圍棋與17路圍棋並存的局麵。可見，19路圍棋的出現，不會晚於晉代。
圍棋“雲子”好
“雲子”又稱“永子”，它始於唐宋，盛於明清。民間傳說是呂洞賓教一貧苦農家孝子，利用永昌盛產的瑪瑙和琥珀製造棋子，賣錢養母。從此，代代相傳，精巧絕倫。“雲子”質地細膩玉潤，堅而不脆，光不刺目；平放在棋盤上黑白本色，拿在手上對光照看，白子呈翠綠淡黃色，黑子綠中有藍，藍中有綠；冬天捏子手感微暖，夏天捏子手感清涼，是棋中珍品。舊中國手工藝人把工藝配方視為傳家寶，產量極少，20世紀40年代後期已瀕臨絕跡。
昆明雲南圍棋廠，出乎意料竟是個校辦小廠，場地在昆明市第十二中學一隅，不足200平方米。車間裏放置了三個燒料爐，爐內溶液翻滾，不時泛起白光，工人戴著有色鏡罩聚精會神地在看火色。火候一到，就用勺從爐內舀起溶液，小心翼翼地滴在一塊鐵板上，每滴一滴就是一顆棋子，顆顆棋子大小均勻。
據廠長倪從中介紹，“雲子”生產中斷了20多年，到了1975年，幾位中學老師與科研單位合作，經過上百次試驗，終於掌握了瀕於失傳的工藝配方。1980年正式建廠。當年生產了1500副“雲子”，適逢雲南省委一位書記訪日，作為禮品送去了5副。日本圍棋高手評價說，新“雲子”不僅比老“雲子”堅硬，且透明度好，大小一致。
絲綢路上的圍棋
圍棋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曆史，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作為棋戲出現在宮廷士大夫階層。經秦、漢、兩晉、南北朝的不斷發展，到隋、唐時廣泛傳播千民間。唐初從長安經東海傳入日本，後來又在“絲綢之路”上廣泛流傳。
近幾年，在古玉門關、陽關以東的唐代敦煌郡壽昌縣古城址中，陸續挖掘出圍棋子66枚，其中黑色41枚，白色25枚。均為花崗岩石製成品。棋子外形美觀，磨製精細，分大、小兩種型號。大號與現在流行的圍棋子一樣，圓餅形，小號在形體重量方麵都低於大號，唐代壽昌城坐落在今敦煌縣城西南75公裏的戈壁灘上。漢叫龍勒縣，北魏正光六年改為壽昌縣。
根據《通典》卷六《食貨》下、《賦稅》下記載：高祖李淵登基當皇帝的第一年，下詔全國各郡縣上交貢品，其中隻令敦煌郡貢圍棋子二十具，這說明早在唐以前，敦煌壽昌縣就以製造圍棋子而著稱。這在《新唐書》、《唐地誌》、《壽昌地境》等文獻中均有記載。貢棋子是每年向唐王朝獻上製作精美而有地方獨特風格的上等棋子。
1972年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娜唐墓中，出土了一幅絹畫，叫《圍棋仕女固》，說明在“絲綢之路”上的吐魯番地區圍棋興盛情況，唐代敦煌圍棋隨著文化，佛教藝術的交流逐漸傳入亞歐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