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說話辦事有一個宗旨，這樣才不至於離譜或者說離譜太遠。然而，人們往往不能夠言守其宗，事守其君。
言不能守其宗，除了那些好東扯西拉，無主題亂彈琴之外，守其宗的人有時也會失其宗。韓非子曾經談論遊說國君的困難，其中說：和國君談論大臣的是非曲直，國君則懷疑是在挑撥離間；和國君談論左右地位低下的人，國君會認為是在出賣自己的權勢：和國君談論他所寵愛的人，國君會認為是要把這些人作為自己的靠山；和國君談論他所憎恨的人，國君會認為是在試探自己。
說話的人想守其宗，聽話的人不知其宗，使說話的人不失其宗也不可能，這是說話人的悲劇。那麼，說話的人應該知道自己的說話對象，確定自己的說話分寸，真的使言有所宗。
言有所宗是一個人思想清醒、有主見的象征，而不單純是一個語言表達的問題。一個善於思想且善於表達的人，言有所宗是基本的要求。然而，現實生活中的人們自以為言有所宗，人們不知道其所宗的事情常常在發生，有時是語言過於混亂，有時是語言過於簡潔含蓄。
老子說話，言約義豐，使他這個主張言有所宗的人，所言有時也讓人難以明白。莊子說話，引喻設譬，本來是言有所宗，人們有時不知其所宗。在後人說不清、道不明中，《道德經》和《莊子》有了深厚的魅力，至今為人們深愛和孜孜探尋。
言應有宗，以言觀事，事應有君，猶如綱舉目張，工作會更有效率。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誠實的話不華麗，華麗的話不誠實。老子說這話的時候，文章的樸素是一時風氣，一部《春秋》，雖說備受後人推崇，把它視為禮義人倫的大宗，治理國家的大法，但它本身實話實說，樸素無華，簡潔明快。《道德經》和《論語》，也是這樣一種風格。
到了戰國，情形就很不一樣，話要說得漂亮、要說得有氣勢，能夠在遊說諸侯國君的時候，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這當然是社會形勢變化了，秦國的“連橫”與齊、楚、趙、魏、韓、燕六國的“合縱”鬥爭，使社會的大舞台湧現出許許多多的縱橫家為諸侯國君出謀劃策。這些縱橫家仗三寸不爛之舌，朝為布衣，夕為卿相，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美言動人，著名的縱橫家蘇秦、張儀就是如此。蘇秦合縱，掛六國相印；張儀連橫，權傾一時。在那個時代，也有不主張美言的，墨家學派的領袖墨子就認為說話、寫文章應該質樸無華，以免聽話的人、看文章的人特別喜愛華麗的文詞忘掉了說話的人、寫文章的人的真正用心。
老子這樣說，是在傳達有普遍意義的人生經驗，當他說信言不美的時候，就讓人想起民間流行的一句話：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逆耳的忠言，就屬於不美的信言。
人自身有很大的弱點，當那直來直去、誠懇無欺的話不牽涉到自己，或者是自己去開導親人、朋友、同事時，都知道信言應該不美，可以理解別人的真誠，或者是表白自己的真誠，這樣的情形常常在發生。當輪到別人這樣對待自己的時候，更能接受的不是不美的誠實的話，而是美麗的不誠實的話。
好話讓人心裏舒服，這符合人的虛榮心。項羽、劉邦協力攻秦，劉邦先破秦進入鹹陽，並想在鹹陽稱王。也想稱王的項羽大怒，憑武力哪有你劉邦稱王的份呢？不行，看我項羽要把你劉邦趕出鹹陽，甚至是消滅在鹹陽。這一下把劉邦嚇慌了手腳，連忙到項羽的駐地鴻門“請罪”，說是我本來是想讓你先進入鹹陽的，沒有想到自己先進入了鹹陽。我怎敢在鹹陽稱王呢？而是整頓鹹陽的秩序，一心等待你來稱王。本來怒發衝冠的項羽擺下鴻門宴要置劉邦於死地，聽了這話，心裏美滋滋的，寬容了劉邦。氣得項羽的重要謀臣範增把劉邦送來的禮物扔到地上，大叫：奪項王天下的一定是劉邦。果然被他言中了。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很多人在經曆了慘痛的教訓以後，才能夠明白其中的道理，戰國時楚國的頃襄王寵信奸臣，溺於女色，策士莊辛見了很著急，對他說：“君王左邊是州侯，右邊是夏侯，車子後麵跟著鄢陵君和壽陽君，隻顧淫逸奢侈的生活，像這樣下去，國家就很危險了。”楚頃襄王哪裏聽得進去，說道：“你怕是老糊塗了吧？故意以妖言惑眾。”直到不久楚國的都城被秦軍攻破，頃襄王才重新想起莊辛的一席忠言，派人把已經去了趙國的莊辛請回來，向他請教楚國在險峻形勢下的對策，形勢才有了改觀。
信言不美，美信不信，老子的《道德經》五千言，以真情至理動人，而不以華辭麗藻動人。可是他學說的繼承者莊子則好美言，莊子好編、好講寓言故事，行文汪洋自恣，委曲婉轉，寄真意於美言，與老子傳授給人的生活經驗有一點背道而馳了。
強行者有誌
老子講過一些人要知足的道理，但他又說：“強行者有誌”，暗暗寄寓了人不能夠知足，為了一個目標或者幾個目標的實現，身體力行、堅持不懈。
荀子曾經說過：“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並以蚯蚓和螃蟹為例，說明身體力行還要用心專一方能有所成。這與老子的說法相合，但思想的指向不一樣。老子好道，重的是自然；荀子好儒，重的是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