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發揮後發優勢，提高開放性經濟質量
過去的30年，深圳經濟特區、廣東省的改革開放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通過大規模的承接港澳台的產業轉移，80年代後期開始承接國際的產業轉移，發展“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經濟，出現一大批“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企業。這種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地緣優勢，依靠“前廠後店”、“借船出海”的模式發展起來的。對這種模式的曆史性貢獻不能低估，但這種模式很大程度上限製了我們直接去麵對世界，影響了我們去熟悉和運用國際規則，限製了我們的世界眼光，而且這種以低端產業參與國際低端競爭的模式，也難以應對目前發達國家以技術壁壘為手段的新貿易保護主義，難以適應當前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形勢，限製了我們去獲取更大的利益和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深圳市率先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大力調整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全力以赴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與此同時加快發展了現代金融業和現代物流業。隨著我國加入WTO，全國各地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都在主動謀劃融入全球經濟發展。內陸地區特別是重慶市發展開放型經濟，應該而且完全可能發揮後發優勢，依托裝備、儀器儀表、汽車、摩托車等先進製造業，50多所高等院校提供的充足人才保障和科研成果的支持，站在更高的起點上，堅持高端發展的戰略取向，瞄準產業的國際水平，大力發展金融、信息服務、現代物流、文化創意、會議會展、商業連鎖經營、社區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大力發展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材料、環保、節能等高新技術產業，以信息化引領重慶現有的先進製造業。搶占經濟發展製高點，更重要的是打造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抓住自主創新這一中心環節，創建自己的品牌優勢。為此必須走開放發展、集聚發展的道路，高起點招攬國際、國內高水平的製造產業和現代服務產業的企業落戶重慶，優化利用外資的結構，推動“走出去”戰略邁出更加堅實的步伐。
五、建立重慶開放經濟新區，發揮示範和帶動作用
發展內陸開放型經濟需要國家給以一定的支持。但是向國家要政策也得師出有名，名正言順。改革開放30年了，再像20世紀80年代初期那樣使外商投資企業享有超國民待遇的政策肯定是不行的了。可以借鑒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沈陽北部經濟區的做法，在重慶市劃出1000～2000平方公裏的一個區域，作為重慶開放經濟新區。選址要距離重慶中心區不要太遠，規劃的未來高速鐵路、高速公路通過的地方，以及距離長江碼頭、空港不遠的地方。這個選址容易發揮重慶中心區的輻射作用，有利於集聚人才、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可以較快地取得進展，並且對重慶其他地區發揮示範和帶動作用。最近我去參觀考察天津的濱海新區，在濱海新區之內又設置了保稅港區、出口加工貿易區、出口物流區、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等多種功能區，彙集了現在中央所能給予的所有的優惠政策。
各位同誌、各位朋友，我在發言之始就講，我退下來以後，由於辦了個中國中小企業協會，整天忙得團團轉，比主持國務院西部開發辦日常工作時還要忙。看書的時間、研究問題的時間比以前少了許多。所以方才講的幾點意見難免有不當之處，敬請各位批評指正，謹供重慶的同誌們參考。
內陸開放的戰略實踐與經驗
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長吳新雄
這次應邀參加“內陸地區開放論壇”，我們是來向重慶學習的。重慶改革開放起點高、水平高、力度大、效果好、後勁足，是內陸地區改革開放的典範，是一塊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熱土，是我們江西學習的好榜樣。
這次應邀參加“內陸地區開放論壇”，我們是來向老師彙報的。江西進入新世紀後，掀起了新一輪改革開放熱潮。這次熱潮是以2001年省委開展“解放思想、加快發展”教育活動為標誌開始的。時任遼寧省省長的薄熙來書記，親自率領遼寧省黨政代表團來到江西，為我們這次教育活動上了精彩生動的第一課。薄書記的報告高屋建瓴、立意高遠、振奮人心、催人奮進，像一陣春風掀起了江西解放思想的熱潮，在全省引起了深刻而廣泛的強烈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