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到更長大一些時，同理心的發展更超成熟，漸能了解痛苦不隻是表麵看到的，而往往源自個人的境遇或更複雜的原因。於是孩子能夠同情整個族群的命運，如窮人、被子壓迫者或社會邊緣人。這種同情心可能構成青少年的道德信念，啟發減輕世間不幸與不義的力量。
許多道德判斷與義舉都是源自同理心，如英國哲學家約翰·米爾所說的“移情而生的憤怒”，意指“看到別人受傷害時我們也會感到受傷害……在理智與同理交互作用下……自然會產生報複心理。”米爾稱之為“正義的守護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另一個例子，研究顯示旁觀者對受害者的同理心愈濃，愈可能拔刀相助。此外，同理心也會影響人們的道德判斷。舉例來說，在德國與美國所做的研究都顯示，同理心愈濃的人讚成資源應依人們的需求分配。
二、犯罪心理
亞瑞·艾卡特的名字對讀者也許很陌生，但若說他是美國花式溜冰選手佟亞·哈汀的保鏢，大家可能就有印象了，就是他派人去暗算與哈汀角逐1994年奧運金牌的對手南西·克瑞根。克瑞根因膝蓋被打傷錯過重要的訓練。後來艾卡特在電視上看到泣不成聲的克瑞根，懊悔之情油然而生，乃向朋友吐露心聲，才揭露這件蠢動一時的案子。這就是同理心的表現。
可悲的是那些犯下慘無人道罪行的人通常都缺乏同理心，這是強暴犯、兒童虐待犯或家庭暴力犯常見的共同問題。正因為他們對受害者的痛苦視若無睹，才能以種種借口合理化其犯行。強暴犯會告訴自己“女人其實喜歡被強暴”或“女人抗拒其實是以退為進”，性騷擾犯的借口可能是“我是在表達對孩子的愛”，虐待兒童的父母則認為那才是適當的管教方式。這些借口並非憑空捏造，而是因為上友誼賽問題接受治療的病患自述進行或計劃犯行時的心理。
這類罪行的發生往往是情感惡性循環和一個環節，使其在犯罪時同理心完全泯滅。以兒童性騷擾為例，通常犯罪者先產生憤怒、沮喪、寂寞等感覺，譬如說看到電視上愛戀中的情侶，自憐孤單而感到沮喪。於是嚐試在幻想中尋求慰藉，通常都是與孩童產生溫馨的友誼，但看來漸走向性幻想而以自慰結束。犯罪者的寂寞因此得到紓解，但這隻是短暫的，繼而產生更強烈的沮喪與寂寞。於是犯罪者開始想到將幻想付諸行動，告訴自己“隻要孩子的身體不受傷害就不算傷害”“對方如果不願發生性關係自可抗拒”。
這時性騷擾是透過變態的幻影來看待受害者，而無法對小孩子真正的感受產生同理心。後續的犯罪細節都與這種情感冷漠有關，包括如何使受害者落單，仔細模擬犯罪過程到實際犯罪。犯罪者將幻想中順服的孩童形象投射在受害者身上，因此在他們眼中受害者仿佛自身沒有任何感覺，他們看不見受害者的掙紮、恐懼、厭惡的反應，否則也就不可能犯罪了。
對這類罪犯的一種新的治療法，便是針對同理心的缺乏對症下藥，其中一項是讓犯罪者閱讀讓人心痛的罪行細節，但是采取受害者的敘述觀點，觀看錄影帶中受害者泣訴被子騷擾的痛苦。然後請犯罪者以受害者的角度敘述其犯行，想像受害者的感受，以受害者的角度回答關於犯罪過程的問題。最後請犯罪者參與犯行的模擬重演，但這一次他必須扮演受害者。
這種治療方式是佛蒙特監獄心理專家威廉斯·皮塞斯發明的。他告訴我：“對受害者的處境產生同理心，可改變犯罪者的觀點，如此他甚至在幻想中也很難否定對方的痛苦。”這可使犯罪者在抵抗不正當性衝動時有更強烈的動力。在獄中接受過這類治療的罪犯，再犯的比率是未受治療者的一半。如果沒有這股因同理心產生的動力，其他治療都很難奏效。
不過，在要另一種罪犯：心理變態者的腦中灌輸同理心，希望渺茫得多。心理變態者通常個性迷人，即使犯下最令人發指的罪行也無絲毫悔意。這種人完全無法為人設身處地設想或同情別人或感到一絲良心譴責，這種情感上的嚴重缺陷是很能解釋的，其中一個原因似乎是他們無法做任何情感的聯想。例如有些殘酷的連續殺人犯以看到受害者臨死受苦為樂，可說是心理變態的極致。
而且心理變態極善於說謊，為達目的可說出任何謊言，無動於衷地玩弄受害者的情感。十七歲的洛杉磯幫派份子費洛就是個典型例子，他在一次瘋狂槍殺中使用權一對母子殘廢，事後卻沾沾自喜毫無悔意。作家裏恩·冰曾為了撰寫一本關於洛杉磯幫派的書而訪問費洛，費洛便在車上露了一手，他告訴裏恩他要給鄰車兩個家夥顏色瞧瞧。裏恩記述這段經過：
鄰車的人意識到有人在看他，略望向我們這邊。當他觸及費洛的眼神時眼睛張大了一點，然後便匆匆轉開低下頭去。我在他眼中清清楚楚看到一樣東西：恐懼。
費洛讓裏恩見識他剛剛的眼神：
他直視著我，整張臉仿佛變魔術似地陡然變色，這是一張夢魔中的臉，令人望而生畏。它告訴你，如果你膽敢回視，如果你膽敢向這個孩子挑戰，你最好能站穩腳根。他的眼神顯示他什麼都不在乎，不論是你死或他亡，他都不在乎。
當然，犯罪是極其複雜的行為，有些解釋完全與生物學無關。一種理論是，生存在暴力充斥的環境中，異常的情感表現技巧或犯罪可能對生存下去較有利，同理心太敏銳反而不利。事實上，順應情勢去除同理心在很多時刻幾乎是一種“優點”，如負責審訊犯人或商場上的投機分子。根據一些獨裁國家中專事刑求的獄吏的自白，他們都努力不去感受被刑者的痛苦，以免影響“職務”。很多理由會使人走向操控他人的情感的道路。
另外一種缺乏同理心的現象，是在研究以殘酷手段毆妻的案例時無意間發現的。專家研究經常毆打或以刀槍威脅妻子的人，發現多數人表現出異常的生理反應，他們並不是在盛怒之下出手的，而是一種處心積慮的冷酷行為。當他們的怒氣上升到一定程度時，心跳竟然不升反降，這表示他們的行為雖然愈來愈暴力，生理上其實愈超冷靜。顯見這是有計劃的恐怖行為，以威脅手段達到控製妻子的目的。
這類冷血的丈夫與一般毆妻者不同，他們在家庭以外較易有暴力行為，如喝酒打架或與同事親戚不和。多數毆妻者都是出於衝動，可能因被拒、嫉妒、害怕被拋棄而感到憤怒。這種計劃型的毆妻者則會毫無來由的打老婆，而且一旦出手，不管老婆怎麼做都無法遏止其暴力行為。
有些專家認為心理變態者會如此冷酷而缺乏同理心，可能源自某種神經方麵的缺陷。專家采用的兩種證明方式都與邊緣係統的神經路徑有關。一種方式是讓實驗者看字母次序打亂的字與中性的字會有不同的反應：辨識第一種字的速度很快，腦波的形式也不同。心理變態者則沒有這種區別，顯示負責辨識字的語言皮質，及負責賦與字義的邊緣係統的連接出了問題。
負責這項實驗的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教授羅伯特·海爾他認為這顯示心理變態者對富情感意涵的字理解力較差，也顯示情感的淺薄。他指出，心理變態者的冷酷無情可能是因為杏仁核及相關路徑的運作有缺陷。他早期一項研究發現：即將接受電擊的心理變態者毫無恐懼的反應，這與一般人麵對痛苦的反應大相違背。正因為麵臨痛苦不會引發焦慮感，心理變態者對其行為可能招致的微罰毫不在乎。也因為他們對恐懼沒有感受；，對受害者的痛苦與恐懼也無法產生同理心或同情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