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
中國古代與足球相關的球類運動
要說我國近似於足球的運動，可謂曆史久遠。今天在黃河流域的一些新石器文化遺址中出土的石球，表明那時可能已有了簡單的踢石球遊戲。在戰國時期，齊楚一帶出現了稱為“蹋鞠”的活動。“鞠”是裏麵塞有毛發之類東西的實心皮球。按照一些學者的看法，“蹋鞠”也稱為“蹴鞠”，最初是包含足踢動作的一種遊戲。蘇秦遊說齊宣王時，就曾誇讚齊都臨淄城的富庶，稱其市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犬、六博蹋鞠者”（語見《史記·蘇秦列傳》和《戰國策·齊策一》）。晉人葛洪還在《西京雜記》裏講了這麼個故事：漢高祖劉邦的父親年輕時是楚國沛縣豐邑的小百姓，平日裏每每與屠販少年鬥雞、蹴鞠作樂。劉邦稱帝後，把父親接到京城長安享福，而“太上皇”卻成天悶悶不樂。打聽原因，原來是因為宮中沒有鬥雞、蹴鞠之戲。於是劉邦命人在長安附近複製了個豐邑，又把家鄉父老全遷了來陪伴父親，這座城就是新豐，在今天陝西臨潼的新豐鎮。這“太上皇”的年輕時代，正是在戰國的末期，戰國的蹋鞠，無疑是我國古代足球的濫觴。
漢代隨著全國一統局麵的出現，以及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繁榮，蹴鞠活動日益普及，乃至達到了上下、四方同好的程度。桓寬在《鹽鐵論》裏描述說，當時在民間，“康莊馬逐，窮巷蹋鞠”屢見不鮮；而對貴族家庭來說，“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鬥雞”更是習以為常。《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曾記述名醫淳於意（即倉公）為一個叫項處的官員看病，囑其“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但項處還是忍不住又去蹴鞠了，於是第二天就真的送了命。可見蹴鞠吸引力之大了。至於漢代宮廷中的蹴鞠活動，應該是從劉邦為討好老父親而建新豐城，任其蹴鞠、鬥雞開始的，很快地，得到了整個宮廷和皇族成員的喜愛。一代雄主漢武帝就是個蹴鞠迷。據《漢書·枚乘傳》記載，武帝在遊觀三輔離宮館時，“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蹴鞠、刻鏤”，每有所感，就命枚皋作賦助興。徐廣《彈棋經序》裏也說，“昔漢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盡（ｘｕàｎ，炫耀之義）其便捷跳躍，帝好而為之”。
漢成帝對蹴鞠愛好的程度不下於武帝。《西京雜記》裏講，成帝很喜歡蹴鞠。臣下進言說，蹴鞠太耗費體力，“非至尊所宜”，而成帝仍堅持說：“朕好之。”後來折衷一下，讓大臣們“擇似而不勞者”奉上代替蹴鞠。臣下搞出彈棋遊戲獻上，成帝一玩，“龍心大悅”，錄下就給予了重賞。上行下效，高層人物既如此嗜戀蹴鞠，就勢必促進了這種活動的社會化。
漢代的蹴鞠活動不僅進一步社會化，而且進一步“足球化”了。漢代蹴鞠可以作為我國古代早期足球的代表。它是怎樣的格局呢？從目前各地出土的漢代畫像石（磚）中，我們看到了許多《蹴鞠圖》 。比如，山東嘉祥縣武氏祠的一漢代畫像石上，畫一男子腳踏一鞠而舞。河南南陽漢畫館藏的畫像石中，有一個畫麵右端是挽高髻的女子踏弄雙鞠，邊踏邊甩舞長袖。還有幅畫麵左端立有一麵健鼓，其左側一人抬腿就蹴鞠而舞；左側一人執桴擊鼓，同時跨步蹴鞠。在登封少室石闕蹴鞠畫像石上，右邊一人坐在榻上斜舉一竿，左邊一人騰空躍起呈剪刀式，正以右腳倒踢球過竿。再如，江蘇高淳縣固城的一東漢畫像磚上，右端一人坐屋下，其前五人在舞蹈，其中第四人右腳跟挑起一鞠。從今天已出土的十餘塊漢蹴鞠畫像石（磚）看，當時的蹴鞠有以下幾個特點：男女均可參加；常常是與音樂、舞蹈、雜技場麵合在一起的；形式不一，可踢可踏，還可用身體其他部位如膝蓋頂彈。這無疑是先秦蹋鞠簡單踏踢球遊戲的發展。 畫像石（磚）大致反映了漢代蹴鞠的娛樂遊戲性質。但漢代的蹴鞠不僅是種綜合性的娛樂，還被當作軍事訓練的輔助手段，在軍隊中推廣，因而具備軍事體育的性質。劉向《別錄》就講道：“蹴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今軍士無事，得使蹴鞠。”三國魏的保晏在《景福殿賦》中也寫道：“（蹴鞠）將以行令，豈唯娛情。”可見蹴鞠還是和平時期備戰練兵的重要內容。《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載道：“驃騎將軍（霍去病）為人少言不彙，有氣敢任。……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類此。”蹴鞠本是“軍士無事”時的訓練，而在出征塞外，部下又累又餓的情況下，霍去病還要搞它，這就不免太“不省士”了，但也表明漢代一些將領十分重視蹴鞠在軍事訓練中的突出作用。這並不是偶然的，它是適應了當時形勢要求的。戰國以後，兵車野戰的作戰方式逐步為步騎聯合的壁壘攻守戰取代，這個變化，對士兵的運動速度、耐力、靈敏性等身體素質提出了更高的綜合性的要求，而蹴鞠運動則能滿足這種需要。因此，《漢書·藝文誌》把當時人寫的《蹴鞠》二十五篇（今已亡佚）列入兵書的“兵家伎巧”類，解釋說：“伎巧者，習手足，便器械，主攻守之勝者也。”應該說，這種軍事訓練的蹴鞠，與作為一般娛樂遊戲的蹴鞠，是並不完全一樣的。比較突出的是：後者是單人或數人的娛樂、技巧表演，而前者強調了對抗競賽，表現了漢代壁壘攻守的軍事色彩。如何晏《景福殿賦》寫道：“其西則有左土戚 （ｃè）右平，講肄之場。二六對陣，殿翼相當。僻脫承便，蓋象戎兵。”“土戚 ”，台階；“平”，鋪成斜麵的台階，本代稱宮殿，此指蹴鞠賽場。謂球場是軍隊習訓之場；雙方各六人對陣，營壘相當；都敏捷地尋找對方空隙，以求其勝。東漢李尤的《鞠城銘》，對這種對抗性的蹴鞠賽更作了具體記述。大意說：圓圓的鞠 象天屬陽，球場圍牆（長方形）象地屬陰。球場相對的兩邊各有六個月牙形球門相對稱，雙方各有六名隊員上場；每隊有隊長（“長”），場上有裁判（“平”），設有比賽規則；裁判判決要合理，不能有偏心，而隊員也要服從裁判。這種規格，可說是現在足球賽的雛形了。但是，其比賽規則仍不得而知，描寫蹴鞠賽的漢畫像石（磚），目前也尚未見到。因此，對漢代蹴鞠的軍事體育性質的更深入認識，隻能期待於今後的考古發掘了。 漢代的蹴鞠，在漢以後仍然盛行了一段時間。《太平禦覽》卷七五四引《會稽典錄》說，三國時“年興兵基，上以弓馬為務，家以蹴鞠為學”。而到了唐代，在各項體育活動空前活躍的盛景下，蹴鞠也進行了重大改革，使這頂古老的運動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唐代對蹴鞠的改革，是由鞠的製作技術改進引起的。鞠的改進，就是由原先的實心球變成了空心球：把經過整治的皮子裁出八片一樣大小的三角形，然後縫合為一圓球，裏麵還放有用動物尿泡吹成的球膽。其名稱也改為“”，或稱“氣”。於是蹴鞠也有了新名“蹴鞠”，而“蹋鞠”、“蹴鞠”之名也承用不廢。這種新興的氣，不僅輕而且彈性好，易於踢高，由此引起了球 門和比賽規則的變化：球門設在幾丈高的竹竿上，上麵設網，兩隊隔門而賽，以射門次數多少決勝負。這樣，比賽由漢代的直接對抗變為間接對抗，減少了體力消耗，原來的軍事訓練作用也就不明顯了（這一作用由馬球取代，唐代稱“擊鞠”、“馬鞠”），而其遊戲娛樂性更為突出了。流行於唐代各階層。唐玄宗就很喜歡蹴鞠。《新唐書·張廷王圭 傳》記開元初年，久旱，下詔求直諫。張廷王圭 上疏道：“……登瑞士，放妄人；屏後宮，減外廄。場無蹴鞠之玩，野無縱禽之樂”，可見其流行之廣已到了必須禁削的地步。唐時有寒食節蹴鞠的習俗，這是一年之中足球運動的高潮。王維《寒食城東即事》詩說，“蹴鞠屢過飛鳥上，秋千競出垂楊時。”杜甫《清明》詩稱“十年蹴鞠將雛遠，萬裏秋千習俗同。”白居易《洛橋寒食日作十韻》也描述道：“上苑風煙好，中橋直路平。蹴鞠塵不起，潑火雨初晴。”這個習俗直到宋代還有。如宋徽宗《宮詞》寫道：“韶光婉媚屬清明，敞宴斯辰到穆清。近密被宣爭蹴鞠，兩朋庭際爭輸贏。”唐代蹴鞠運動經過改革後，體力要求降低，技巧性增強了。其影響之一，是開創了女子足球的紀元。女子踢球一般不用球門，而隻要踢高、踢出花樣，可單人獨踢，也可多人互踢，稱為“白打”。這在宮廷、民間都有。康駢寫的《劇談錄》一書記道，在一個春日時裏，長安勝業坊北街上有一個頭挽三髻的妙齡少女，衣裝襤褸。穿木屐，站在路邊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入。”可見當時有的女子踢球水平還是很高的。
在唐代，由蹴鞠發展而演變出來的一種近似於今天的馬球運動的項目——擊鞠也十分地興盛起來。
唐代自太宗李世民開始，至昭宗李曄為止，就有十六位皇帝是馬球愛好者；並且親自參加過馬球比賽。
“蹴鞠”與“擊鞠”完全是兩碼事，決然不能混為一談。蹴鞠所用的球，早期是“以皮為之，中實以毛”的“毛丸”。唐代徐堅利用某些動物的肌皮做成球膽，八片皮革縫成球殼，用嘴吹氣，做成“氣球”，使球體充盈渾圓。這就是蹴鞠的球。而擊鞠所用的球，“狀小如拳”，用質輕而又堅韌的木材製成，中間掏空，外麵塗上紅色或其他各色，有的還加雕飾，在詩文中常被稱為“珠球”、“畫球”、“七寶球”、“彩球”等。蹴鞠“球不離足，足不離球”，遊戲方式是步行足踢，有一人表演，或各人各自獨踢，或二人、四人、八人（必須是偶數）互相對踢；有的則專以踢高為比賽。擊鞠是騎在馬上持杖擊球。
擊鞠所用球杖，“其端如偃月”，用來擊球，形狀有點象今天的冰球杆兒，往往還要雕上精美的彩紋。詩文中常用“月杖”、“畫杖”等詞彙來形容它。
有關唐代擊鞠的情況，過去根據的都是文獻資料。1971年，中國考古工作者發掘了唐高宗李治的第六子、章懷太子李賢的墓葬，發現了一幅《馬球圖》，從而使後人擁有了唐代擊鞠的最早形象資料。《馬球圖》畫有二十多名騎手，打球的人都是左手執韁，右手持偃月形球杖，穿深淺兩色的窄袖袍，馬都結尾。最前麵一人作回身反手擊球狀；這大概是唐代著名的“背身球”擊法；另一個側身回首看球，後麵的兩人正驅馬向前搶球，其餘的人或行或止，大多在觀望。這些，與文獻資料正可互相印證。李賢墓壁被專門配上《馬球圖》，可見墓主生前一定酷愛此戲。
事實上唐朝皇帝從高祖李淵開始，就把擊鞠當作一種娛情樂誌的遊戲。李淵本人就經常到安福樓觀看擊鞠。一次，李淵在升仙樓前“看到一些居住在長安的西域人喜歡打球，這也是我們今天的習氣。如今西域人在街裏打球，是想打給我看，看來玩物喪誌，還是嚴格自律為好。所以，我決定焚球自戒。”然而唐太宗李世民“聞西蕃人好為打球”，與其父采取的卻是絕然不同的態度。他不但喜歡觀賞，還派人去西域學擊鞠。正是由於李世民的喜好和提倡，擊鞠才未被李淵禁止。
唐中宗李顯也喜好擊鞠，在他當政時期，他把馬球當作宮廷中的主要娛樂方式。公元709年，李顯送養女金城公主到吐蕃和親。公主臨行前，中宗特地在宮中舉行同吐蕃隊進行的馬球角逐賽，以示慶賀。在第一場比賽中，出場的宮廷隊被打敗了。第二場李顯便起用李隆基（當時的臨淄王）和怪球手李邕及駙馬都禦李慎交、武廷秀四人出戰吐蕃隊，兩隊隊員各顯身手，特別是李隆基的表演尤為出色。他“東西驅突，風回電擊，所向無敵”，不斷將球擊入網囊。在他們強大的攻擊下，“吐蕃功不獲施”，隻得甘拜下風。由於雙方各勝一場，中宗皇帝賜酒讓雙方隊員暢飲。並約定來年於京都再賽。
唐玄宗李隆基能在馬球賽中所向無敵，並非偶然。唐代民謠有雲，“三郎少時衣不整，迷戀馬球忘回宮”。謠中的“三郎”就是李隆基的小名。民謠唱的是李隆基青年時代荒廢學業，打馬球入迷的情景。愛球以致於入迷，兼之又能勤學苦練，日後掌握高超球藝，想來也算是“水到渠成”。即位後的唐玄宗，仍一如既往地愛好馬球，他於十六年建造雍和殿，每月總有三兩次去那裏與諸王擊鞠。這種競技比賽，鍛煉了唐玄宗的體魄，使他到了古稀之年，仍耳聰目明，思路敏捷。
唐宣宗李忱也打得一手好球。《唐語林》載：宣宗每月都與皇室成員打幾次馬球“以娛聖心”。傳說有一個不知趣的公主接到請帖後因遲入場觀球，攪得主看台嘩然。宣宗正色以問罪，嚇得公主連連叩頭求饒。
與上述幾個皇帝相比，唐僖宗當算得上是一個“超級球迷”了，此人迷戀馬球而荒廢朝政，整天除鬥雞、鬥蟋蟀外，就是拚命去打馬球；還洋洋自得地吹噓：“我倘若應考‘打球進士科’，必能得頭名狀元。”由於嗜球成癖，僖宗常於夢中驚呼“打馬球”，嚇得皇後、妃嬪每逢皇帝臨幸之夜，總是不得安眠。說“皇上球迷心竅”。據《能鑒》載：僖宗廣明元年二月，有左拾遺侯冒業見僖宗玩樂無度，鬧得實在不像話，特冒死上疏極諫，誰知竟因此觸怒僖宗而被賜死。
帝王迷戀擊球而玩忽朝政，後果當然是不堪設想的。“超級球迷”唐僖宗後來終因兵變事起，鬱鬱不得誌而病歿。那位寵幸打球人的唐昭宗李曄，在被逼遷都洛陽時也要帶上200多個“打球供奉”（宮內專任打球職務的人）和“內園小兒”後來終被宦官朱全忠挾持致死。還有那位“晝夜球獵”、“狎昵群小”的唐敬宗李湛，結果也被宦官勾結“擊球將”弑殺於寢殿，死時年僅18歲。
由於唐朝皇帝帶頭提倡馬球，當時的都城長安亦成了馬球運動的中心。城內設有20多個球場。最大的有“一千步”見方。這些球場十分考究，不僅平坦、寬廣，而且達到“下看猶鏡”的程度。
這種由皇帝倡導的擊鞠之戲，在文人學士和宮女妓妾中也十分流行。每逢新進士發榜後，按例在曲江開宴，集會遊賞，並於月燈閣舉行擊鞠會，“四麵看棚，鱗次櫛比”，熱鬧異常。其中頗有好手，參與左右神策軍中選拔出來的擊鞠強者較量。《唐摭言》曾記載了數千人聚看新進士劉覃“騎馬執杖，馳驟擊拂、挫敗兩軍球將的生動情景。關於婦女打球，唐王建《又送裴相公上太原詩》有“十對紅妝伎打球”句。因為騎驢或步打，動作緩慢，不易磕碰致仆，充分考慮到了婦女的身體特點。至於對馬球嗜之入迷的達官貴人們，亦紛紛在家中自築球場來打球，唐中宗時的駙馬爺武崇訓、楊慎交，為了使球場平滑，還“灑油以築”。這種窮奢極侈，連球迷皇帝們大概隻能望其項背了。
兩宋時代，興起了持續不衰的蹴球熱潮。
如果以宋代諸朝為標識，這場球類運動的熱潮發端於太祖、太宗朝，繼續升溫於神宗朝，鼎盛於徽宗朝，直至南宋孝宗朝以後猶餘熱不減。
北宋太祖出身將門，“容貌雄偉”，有勇力，曾試惡馬，“不施銜勒”。他對球類運動有濃厚的興趣。傳世宋畫中有一幅《宋太祖蹴鞠圖》，上繪太祖趙匡胤和他的弟弟趙光義（即後來的宋太宗），以及大臣趙普等6人正在一起踢球。宋太祖儀態從容，雙手自然下垂，好似提著重物，動作完全合乎規範，其他數人圍成一圈，精神專注準備接球。這幅畫表明宋初君臣在一起蹴鞠是經常性的事情。在宋初球壇上，宿將郭從義名聞九州。入朝之初，奉宋太祖令，擊球殿庭，果然身手不凡，太祖高興地授他為武寧節度使。不難看出，開國皇帝的個人愛好和言行舉動對繼位者以及整個朝廷的興趣和辦事準則會產生怎麼樣的影響。
宋太宗對球類運動熱潮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貢獻。在他的主持下，一種以打球為內容、以講禮為目的的儀式製訂出來了。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三月，宋朝廷舉行首次打球儀。大明殿前的球場十分開闊，球門極其豪華，四周彩旗招展，鼓樂喧天。滿朝文武全部參加，分作兩隊，各穿黃衤闌 或者紫衤闌 球衣。入場式在雄壯的涼州曲中開始。先是百官擁簇著皇帝上禦殿坐定，接著是群臣翻身上馬，分隊從兩廂進入球場，然後由皇帝躍馬先打第一棒。進球後，全場歡騰，百官向皇上獻禮祝壽，皇帝吩咐賜群臣酒。最後，君臣再一起上馬，皇帝親自為比賽開球，並且與諸王大臣一同馳馬爭勝。場內攻門越近，場外鼓點越緊，鼓聲越響，一旦破門，則殺鼓三通，如果皇帝射門成功，則鼓樂暫停，全場山呼萬歲；如果群臣中有人進球，則齊聲叫好，進球官員下馬拜謝。打滿三籌為一局，君臣下馬，共上大殿，再飲禦酒，儀畢。這樣，不僅全體朝官必須在平時一直認真練球以提高球藝，更重要的是，一向被唐人視作習武娛情的體育遊戲在宋代升格為隆重的朝廷禮儀——軍禮，它造成的社會影響是不可低估的，自然，球類運動的地位也大幅度地上升了。
宋神宗致力於變法革新，雖然政務繁忙，但是仍然沒有忽視球類運動。他身體力行，經常打球，因而他的球技非同一般，曾以玉帶為賭物，與諸王比賽擊鞠。不料對方提出以“罷青苗、市易法”取消改革措施為賭注，惹得神宗很不高興。
宋徽宗時，球類運動的開展達到高潮。徽宗本人是地地道道的球類運動的多麵手。在當皇帝之前，他就已經是一個蹴鞠好手，時常在花園裏踢弄，直至天色轉暗。一天傍晚，高俅偶然得球以與他對蹴，踢得極其精彩，竟以“好腳跡”贏得他的好感，被留在身邊，“日見親信”。當他登上帝位後，一再破格提拔高俅，擢領殿前都指揮使，位至使相，顯赫一時。《水滸傳》中的許多故事，都與這個高俅有關。高俅因球而平步青雲的新聞很快傳遍各地，無疑對廣大球迷是一個鼓舞，使蹴鞠熱再度升溫。宋徽宗還酷愛馬球，常於退朝以後邀留大臣們一起欣賞內宮的擊鞠表演。由於徽宗對打球的觀察細致入微，他的有關擊鞠的《宮詞》寫得相當精細。比如，“全鞍寶轡簇驊騮，樂奏相從共擊球，花帽兩邊成錦陳，謝思長喜上頭籌。”從坐騎到音樂，從衣著到心情，無不躍然紙上。又，“綠經平平擺地尖，花球停下總相兼，時來奮擊爭多勝，格令輸贏不畏嚴。”有色彩的反差，有動靜的對比，於氛圍的驟變，還有鬥誌的流露，刻畫得十分細膩。
南宋孝宗不甘心與金朝南北對峙的現狀，銳誌恢複北宋舊疆，他把騎馬打球看作是仿效陶侃運甓鍛煉身體的做法，“日禦球場”，時召諸將，擊鞠殿中，甚至風雨無阻，張起油簾遮雨，撒下沙子防滑。有一次孝宗練球過久，所騎的馬左折右旋，不勝其勞，竟不顧一切地馱著他奔離球場，險些使他受傷。孝宗還命令太子與武士一同驅馳擊球，以熟悉騎術，不忘武事。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朝廷舉行打球儀，在皇帝先擊第一棒以後，增加了皇太子單獨乘馬擊球的儀式，然後才是群臣分隊爭擊。這一改動說明，孝宗有籍打球儀來提高帝位繼承人聲望的用意，同時也反映出作為軍禮之一的打球儀在宋朝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宋代球類運動熱潮有以下特點。
第一、項目繁富，計宋代球類運動項目不下十種，如果按照擊球方式劃分，可分作三大類，如下圖所示：
各項目的運動量有強有弱。擊鞠風馳電掣，步擊奔跑追逐，雙方隊員都直接衝突，拚搶爭奪相當激烈，所以深受宋人的喜愛。不僅“宮中罷戰壯士上了年紀的老將軍也能“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而擊角球、拍球和手鞠的運動量較小，又是依次上場，沒有身體衝撞，因此在宋代兒童中十分流行。
騰元發小時候曾因“愛擊角球”而耽誤學業，經範仲淹疏導，發憤學習，終成大器，號稱西北名帥。
各項目的技術難度有高有低，築球要求配合默契，踢傳挾築，技巧性強，而且球門設在離地約三丈的高處，非職業球隊或未經過專門訓練者是踢不成局的。蹴鞠能單踢，也可傳踢，普通婦女兒童隨意踢弄嬉耍也其樂無窮，傳世的宋代陶枕上就有她們抬腿舉足的蹴鞠圖像。
各項目對運動場地和設備器材的要求也不相同。馬球的條件最高，需要開闊平坦的球場，步擊的場地可以小些，捶丸可因地製宜，掘洞為場，蹴鞠無須專用球場，水球隻要有水麵即可，而兒童球戲更無任何限製。傳世宋畫《蕉陰擊球圖》描繪的就是宋代兒童在庭園芭蕉叢旁擊角球的情形。除了杖擊球必備曲棍木杖和馬球需要畜力以外，其他球類運動項目隻需球鞠一隻即成。
顯而易見，不同身體素質、不同技巧水平、不同經濟狀況的宋人都能選擇適合各自條件的運動項目參加。
第二、帝王大臣與平民百姓共同參與。
宋朝諸帝已如上述，朝官中名球手也風起雲湧。尤其是太祖時的郭從義和徽宗時的高俅，與打球結下不解之緣的還有曆任仁、英、神、哲、宗四朝，出將入相50年的文豢博。還在兒童時代，他就愛“與群兒擊球”。有一回，球滾入大穴內，難以拾取。小文以水灌穴“球即浮出”，一時傳為美談。還有一個自稱“賞盡天下花，踢盡天下球”的李邦豢，以能蹴鞠，善察上意而在徽宗朝官運亨通，被人稱作“浪子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