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竹下登考進早稻田大學。這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同美國處於交戰之中。4月17日，美國對日本京都空襲，他第一次看到了前來轟炸的美軍飛機。轟炸使京都血肉橫飛，硝煙彌漫，百姓驚恐萬狀。這是日本帝國自發動侵略戰爭以來首次遭到襲擊，帝國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被打破了。竹下登說，對此終生難忘。
日本侵略戰爭的受阻和失敗，需要更多的青年去前線當炮灰。1944年8月15日，竹下登應征入伍。先後到熊穀航空兵學校、長野縣野邊山分教所、東京調節飛行隊、伊那分教所、所澤陸軍航空後勤學校、東京少年飛行學校等6個地方服役，他從一名士兵做到了教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後，竹下登結束了軍營生活，踏上了返歸故裏之途。他腦子裏裝滿了戰爭給日本帶來的悲慘情景，深感前途渺茫。當他回到老家時，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災，田野和村莊全被大水吞噬，老百姓都處在極其困難的境地，靠吃草根、樹皮度日。竹下登這時暗暗下定決心，要用自己的雙手重建荒廢不堪的山河。
竹下登回到家鄉沒有多久，日本臨時政府發出通知，凡戰前是學生入伍的都可以申請複學。竹下登接到通知後，毫不猶豫地重返早稻田大學，改學商學。竹下登進入商學係的主要原因，是想畢業後繼承祖傳的釀酒業。但是，竹下登真正的奮鬥目標還是躋身於政治舞台。說來也湊巧，當時任眾議員的小川豐次與竹下登同住在一座公寓裏，不久他們便成了好朋友。這為竹下登了解政界的種種內幕提供了條件，實際上這是他步入政界的起點。1947年竹下登大學畢業時，他已當選為飯石郡農地委員會委員，加上他領導飯石郡的複員軍人進行各種政治活動，從而又當選為飯石郡青年團長。這樣，他在全郡聞名遐爾。
1951年，竹下登決心競選縣眾議員。當時的競爭對手是縣裏的現任議員勝部幸一，所以麵臨的形勢是嚴峻的。對競選給予竹下登最大鼓勵和支持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直子。
竹下登這時深感內疚，因為他與第一個妻子結婚是在他入伍之前匆匆忙忙進行的，兩人度過了新婚之夜後，他就上了前線。所以說不上有多麼深厚的感情。但是正在他服役期間，一次美軍飛機空襲，他的妻子在野外幹活，不幸遭到飛機上的機槍掃射，身中數彈，命歸西天。竹下登接到妻子遭到不幸的噩耗後，本應盡丈夫的職責，回家奔喪，可軍法規定：戰爭期間，一切現役軍人不準以任何理由離開軍營。竹下登雖痛心萬分，隻能把眼淚咽下肚裏。
戰爭結束後，他遇到了他的大學同窗好友，年輕漂亮的直子。直子在大學期間就對竹下登有好感，她對竹下登的遭遇深感同情，她安慰他，鼓勵他。直子忠誠，溫順，她給竹下登帶來了希望。不久，他們就發展成戀人並很快結婚了。
直子在強大的政治旋風中，不畏艱難困苦，四處奔走，為丈夫競選寫信、發表演說，與選民交談。隻要為竹下登幹事，她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勁。由於夫婦倆的誠懇和頑強表現，終於贏得了選民們的好感，當選為縣眾議員，從此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竹下登從1951年起接連擔任7年縣眾議員，1958年起連任11次國會議員，可謂官運亨通。同時他還先後在佐藤和田中內閣中任官房長官，任三木內閣建設大臣，大平內閣大藏大臣、自民黨組織委員長及代理幹事長等要職。
1982年底，中曾根登上首相寶座。竹下登一直跟隨首相任大藏大臣。竹下登所以能在政界如此飛黃騰達，應歸功於前首相佐藤的熏陶，是佐藤教會他在政壇上取得成功的許多訣竅和看家本領，同時也是他長期信守忍耐和等待時機的處世哲學的結果。
1985年2月，竹下登權衡實力後，認定自己應該向奪取首相寶座的目標邁進了，於是在田中派內拉出40名議員創建“創政會”，在自民黨內樹起了派旗，使黨內許多人為之驚訝。
1986年7月，日本國會參眾兩院選舉中，自民黨有141人當選，在國會中處於絕對的優勢。1987年7月4日，竹下登從自民黨中拉出113位議員，成立竹下派的“經世會”，一躍成為自民黨內最大的派別。
竹下登長期從事黨務和政務，堪稱熟諳政治的行家老手，善於折衷斡旋，素有“調整性”政治家之美稱。加上他與財界關係甚密，所以又有經濟後盾。1987年5月，竹下登擔任自民黨幹事長時，為此舉行過一次政治性招待會，用賣招待卷籌資會議費的辦法，一下子得到20億日元的款項，這充分顯示了他的經濟和政治實力。
但是後來實踐證明，這次後援組織的經費來源，並非來自正當渠道，而是屬於受賄之舉，甚至由此而使他不得不揮淚告別政壇。
1987年中曾根首相任期將滿，加上輿論界不斷揭露其有受賄嫌疑和桃色事端，中曾根打算隱退。他為自民黨繼續執掌政權和避免黨的分裂，指定黨內最具實力的竹下登為自民黨第12任總裁。同時也把提攜竹下登大藏大臣作為跟隨他多年的回報。中曾根的這些考慮和決定也正符合自民黨內大多數人的願望。所以，竹下登在自民黨內通過出任總裁，又經國會參眾兩院通過，他成為日本政府第74任首相。1987年11月，竹下登正式上任，並受國會之命組閣。竹下登終於登上了首相寶座，實現了他多年的夙願。
6．7日本首相
竹下登上台後，奉行一套所謂竹下政治。首先他重視人際關係，認為人際關係的好壞直接關係到政權的穩固。他提出“責任自己承擔，功勞給予別人”的照顧原則。這意味著優先的政治價值似乎不是信念和原則的始終一貫，而是與夥伴的交際和合作是高於一切的。
其次是控製官僚們。他十分器重竹下派在各省廳的人士，他們都是各省廳決策的實權人物，同時他們與社會各界又有著密切的、廣泛的聯係，顯然這種廣泛的統治基礎是使政權穩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最後是他把自己打扮成國會之子。竹下登說：“總理大臣是由國會指名的，因此，國會對我來說如同主人。尊重主人所說的話是理所當然的，”這番話的真實用心是使執政黨和在野黨雙方都能保全麵子的情況下來解決問題。
此外，竹下登還用“人人皆朋友”的口號來加強他的聯係網絡，這是以其母校早稻田大學的校友為核心的一個關係網，由此去聯係財界和各界的實力人物，他就像是一個大型蜘蛛網中的大蜘蛛，始終處於權力的中心，操縱著日本的上上下下。
不過他要使各界的利益絕對平均是難以做到的，竹下派內部由於少數人沒有能得到企望的職位而牢騷滿腹，在野黨更不用說，因此對這位“娃娃臉”首相始終不會用敬畏的口吻稱其為“老頭子”。正因為這樣，竹下登要想長期坐穩首相這把交椅實際上是十分困難的，一旦出現政治台風，竹下首相的政治大廈難免就會動搖倒塌和崩潰。
竹下登長期擔任黨務及內閣財經要職，過去很少發表係統的內外主張。他上台後推行的內外政策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從效仿、承襲逐漸顯露“竹下色彩”；二是姿態柔和，給人以“鴿派印象”。
在內政方麵，他提出了《日本列島故鄉論》，強調把日本建成美好而充滿活力的家園。他的使國民物質豐富、精神充實、樂趣倍增的設想，主要是從田中角榮的《日本列島改造論》及大平正芳的《田園城市計劃》為基礎而發展的。他表示將繼續推行中曾根內閣的“稅製、行政、教育改革”；製定土地政策；建立健全而靈活的財政製度，充實社會資本投資，以保持經濟增長；進行稅製改革。
對防衛問題，他主張貫徹專守防衛、非核三原則及文官控製製度，不做威脅他國的軍事大國。1988年2月22日，他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強調，不做軍事大國是日本的國策，並在訪問朝鮮和中國時重申這一原則。與此同時，他強調，堅持日美安保體製和綜合安全保障的重要性；遵循防衛費不超過國民生產總值1％的規定，從質的方麵提高防衛力量。輿論認為，竹下內閣不像中曾根內閣那樣鋒芒畢露，給人以鴿派印象。
多對外政策方麵，他表示將繼承中曾根路線，並起用中曾根派的字野宗佑為外相，特請中曾根籌建“高水平”的和平戰略研究機構，為其外交政策出謀劃策。但從他上台後提出的外交政策，以及展開頻繁的出訪活動看，逐漸突現出與中曾根有別的竹下色彩。
首先強調推行和平與誠實的外交。竹下登在《創造向世界開放的文化、經濟國家》一文及施政演說中說，要立足於世界，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方麵為世界做出貢獻，形成多邊而開放的市場，使日本的發展寓於世界繁榮之中。
其次是，他主張以日美友好為基軸，加強與自由世界的連帶關係。他強調為確保日本的安全和繁榮，為亞太地區的安全，乃至解決世界範圍諸問題，都必須與美國緊密合作。他把緩和當時日趨緊張的日美經濟關係作為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務。因而上台後根據美國的“要求”，為美國挑擔子：一是出席東盟首腦會議和訪問菲律賓，許諾為創設“東盟、日本開發基金”3年內提供20億美元；為協助阿基諾政府穩定政局，決定提供800億日元貸款及用於修路的140億特別日元貸款。二是1988年1月訪問美國，並作出了一係列許諾：修改旨在增加駐日美軍經費的特別協定。②關於向美國開放12種農產品市場問題，原則上接受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建議。③同意美企業參加特定公共事業等。三是1988年2月25日赴南朝鮮，參加盧泰愚的總統就職儀式，並與盧泰愚舉行了會談。就增進雙方的合作關係，共同促進漢城奧運會的順利召開、成立21世紀委員會設想，貿易逆差等問題交換了意見。
特別是，對盧泰愚要求為其與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改善關係“搭橋”問題，竹下表示了想積極起中間人作用的熱情。
第三、重視亞洲政策。1982年竹下曾強調“亞洲重點主義”為其一貫主張，日本應在亞洲發揮巨大作用。竹下登上台後強調，在以日美協調為基軸的同時，加強與亞太國家的關係，特別是以增進與韓國、中國、東盟等鄰國的關係為主要課題，積極進行經濟合作。他說日本的“故鄉”基點是亞洲。將來，亞太地區國家的政府首腦以平等的地位齊聚一堂，舉行太平洋國家首腦會議是非常有意義的。
第四、對蘇強調一貫的基本方針是，解決北方領土問題而後締結和約，建立真正相互理解為基礎的穩定關係，並繼續根據這一方針，努力打開日蘇關係僵局，樹立友好睦鄰關係。
第五、竹下登的對華態度具有適應形勢變化的特點。從曆史上看，他曾追隨“敵視中國”的佐藤榮作派，但在田中角榮勢力上升，發展中日關係已是大勢所趨時，他加入了田中派，並積極支持田中恢複中日邦交的方針。此後，他3次參加自民黨及政府代表團訪華。在中日經濟合作問題上，竹下內閣態度較積極。然而，竹下在中日之間的敏感問題上，態度不夠明朗。例如，關於侵華戰爭問題，他說：“對戰爭本身，我想因理解不同而有種種評價，有的認為是侵略戰爭，有的認為是偶發事件。”又如關於參拜靖國神社問題，表示不管以正式還是非正式身分，都不出席該神社將於1988年4月舉行的春季例行大祭。對沿襲前首相中曾根1985年8月15日的正式參拜問題，表示將視中國的反應和國內的動向再做最後決定。但他解釋參加“大家都來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的動機時，他說是以樸素的感情，去追悼戰死者及祈禱和平。再如對光華寮問題，1987年10月，他在自民黨右翼政客組織“國家基本問題同誌會”召開的會議上說：“日中聯合聲明是日中關係的根本，”但不論對光華寅或對防衛費突破1％的問題，日本都要采取該說的就說，求得對方諒解的態度。”他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3次表態，均反複強調“三權分立”，謀求“中方理解”，由雙方努力解決等主張。
1988年春天，內閣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發表了日本“不曾侵略中國”，“蘆溝橋事件是偶然的”等歪曲曆史的談話，竹下對此並不以為然。中國政府對此提出了強烈抗議，要日本政府對奧野的言論作出明確的回答。竹下首相為此召集多次國會會議，在會上他對此事既不肯談他對侵略定義的見解，也不肯觸及天皇的戰爭罪責。中國政府嚴正指出：日本政府對奧野的言論和行為不僅是錯誤的，而且將會直接損害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造成不良後果。
日本國民對政府不珍視日中友誼的言論表示不滿。竹下首相自感無言以答。5月13日，國土廳長官奧野在國內外雙重輿論的壓力下向首相提出辭呈，竹下雖留戀舊情，但也不得不同意奧野辭職，任命早稻田大學同窗學友海英勇接任。
奧野的辭職使政府的基礎受到了一定損傷。竹下登首相自奧野辭職後，竭力設法挽回不良影響。正當他企圖鞏固政權，欲展宏圖之際，1988年爆發了日本產業公司“裏庫路特公司”賄賂政界、財界和新聞界的特大賄賂案。這一醜聞使竹下登從高山之巔掉進了萬丈深淵。
6．8“裏案”的結局
裏案逐漸曝光，水落石出以後，人們無不感到欣慰。然而，與人們的期待相反，東京地方檢察廳的調查結論卻令人大失所望。
5月29日，檢察廳宣布偵察工作結束，並決定向法院起訴17人，其中國會議員僅2名，其餘免予起訴。6月12日，法務大臣穀川和穗和法務省刑事局局長根來泰周在眾院預算委員會上就此作了說明，認為：1984年12月裏庫路特公司向76人轉讓該公司尚未上市的股票，其中包括3名國會議員，但此次轉讓離股票正式上市還有1年零10個月，不能認定該股票一定能帶來經濟利益，故不能構成行賄受賄罪；1986年9月至10月該公司又向79人轉讓即將上市的股票，其中包括13名國會議員，但除藤波孝生、池田克也外，其餘人接受股票轉讓與其職權範圍無必然聯係，不能證明其中存在等價交換關係，因此不能認為是行賄受賄；至於政治捐款，除被起訴的4名議員秘書外，尚未發現其他人違反《政治資金限製法》。
舊本同其它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在法律上無明確規定時，有罪也不定罪。檢察部門和司法當局往往利用這種法律條文上的模糊性和漏洞，為那些大權在握的政治家、官僚的瀆職行為開脫罪責。例如，在日本的《公務員法》和《政治資金限製法》上，對“政治資金”無明確界定，因此法院往往把賄金認定為政治資金，變有罪為無罪；在《政治資金限製法》上，對政治捐款雖有一定限額，但是漏洞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個人向政黨或政治資金團體捐款超過1萬日元就要申報，但向一般政治團體（自民黨議員和各派閥都有此類專以集資為目的的團體）捐款，其申報基數為100萬日元；至於近幾年來泛濫成災的所謂“政治宴會”，純屬集資活動，但在該法上無一限製性規定。除以上法製上的疏漏外，自民黨一黨長期執政也使三權分立的權力製衡機製漸趨失靈，司法部門偏袒或姑息政治家瀆職行為的現象屢見不鮮，至於檢察當局就更易受行政權力的操縱。從日本戰後發生的“煤礦國家管理法”案（1947年）、“造船”案（1954年）、洛克希德案（1976年）等大案的查處看，即便是行賄者和涉嫌政府官員受到某種處罰，除涉嫌政治家田中角榮等少數人外，多數人受到包庇，或判無罪。裏案的案情更有特殊性，一是股票的轉讓與交易，無論是在《商法》、《所得稅法》，還是在《政治資金限製法》上，都無嚴格限製，有空可鑽；二是盡管有16位國會議員接受了裏庫路特公司的股票轉讓，並通過轉讓獲得利益，但裏庫路特公司的行賄是著眼於未來，放長線釣大魚，因而在多數情況下，行賄者和受賄者之間的錢權交易尚未見之以果，不好找到具體罪證。這就更容易使以權謀私的政治家們金蟬脫殼，溜之大吉。
但是，法製上的疏漏不能為政治家職業道德上的腐敗行為提供辯護，廣大國民對自民黨政治的不信任也不能因此而煙消雲散。因此，當東京地方檢察廳宣布偵察工作結束時，廣大日本國民的期待化為泡影，留在他們心中的隻是失望和憤慨。日本社會黨等在野黨紛紛發表談話，表示強烈不滿，認為檢察廳的行動“雷聲大，雨點斜，“虎頭蛇尾”，“對政治家的讀職行為追究不徹底”，“放走了首惡，草草收場。
7月23日，日本舉行了每隔3年一次的參院選舉，廣大國民迎來了利用手中的投票權回敬執政黨的機會。不出人們所料，在這次選舉中，社會黨旗開得勝，執政的自民黨慘遭失敗。選舉結果，自民黨30多年來在參院一直占據過半數席位的優勢沒有了，社會黨等在野黨席位的總數超過了自民黨。
參院選舉結果給政局帶來了動蕩，6月2日剛剛取代竹下上台的字野宗佑首相，因自民黨在選舉中失利而引咎辭職，字野政權僅存兩個月就不打自倒。風雨交加的自民黨政權又不得不“換馬”，由自民黨內小派首領海部俊樹出任新首相，這是1989年第3個自民黨政權。
1989年在日本是改朝換代的年份，裕仁天皇過世，明仁天皇繼位，年號由昭和改為平成、“平成”一詞來源於中國《史記》“五帝本紀”中“內成外平”以及《書經》“大禹謨”中“地平天成”等語句，意在希望國內外和平安定。不幸，這個平成元年竟成了多事之秋，民怨沸騰，政局動蕩，執政的自民黨受到衝擊和重創。
原因何在？裏庫路特案件或許能告訴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