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人不疑
容人是達到用人藝術的高超境界，容人的目的是為了使有才能之士盡力發揮才幹，容人首先信任人，要任人以專，不信饞言；要善於為屬下承擔責任；要有寬宏大度的優良品質，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領導者隻有掌握好容人的藝術，大膽起用賢才，才會使事業更上一層樓。
“將在外，君不疑者勝。”對人的任用，一般都以信任為前提，不信任無以談任用。而信任就意味著不疑，任而不疑才是對人的充分信任。人，隻有在獲得充分信任的條件下，才能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大膽工作，積極進取，竭盡其才。
(一)不疑權
任人之道，要在不疑，首在不疑權。俗話說：“威高震主”、“權高震主”，曆來的君主臣子、管理者和領導者對“權”字都是處於矛盾的心理狀態之中。部屬無權，則無以勝任工作；部屬有權，又怕心存異心。正所謂，權力這東西“放了，又怕飛了；握住，又怕握死”。這就形成了一種現象：即在起事之初，明智的領導者總是大膽放權，對部屬也是信而不疑；而一旦事成之後，或則將權力收回，或則“殺權臣以除憂。”宋朝趙匡胤黃袍加身以後，第一件事就是“杯酒釋兵權”，把權力從各將領手中收回來；漢高祖劉邦在“項羽未除，天下未統”之前，築壇拜將，授重權於韓信，使其大膽用兵，為漢室盡力；而一旦奪取“江山”，便疑懼韓信越來越大的勢力，便以“謀反”之名定其死罪。公元前225年，秦王嬴政準備大舉伐楚，事前征求老將王翦意見，王翦認為楚國地廣人多，兵力雄厚，提出要帶六十萬大軍出征，而青年將領李信卻說，他隻帶二十萬人馬就可討平楚國。於是，秦王便讓李信率軍伐楚。不久，李信就被楚將項燕打得大敗而回。這時，秦王隻得請王翦出山。王仍堅持要帶六十萬人馬。秦王為了早日平楚，統一天下，隻好答應王的要求，拜王為大將，率軍六十萬出征。在餞行宴上，王翦並沒有向秦王表示殺敵滅楚的決心和壯誌。而是一再打躬作揖，請求秦王多賜田地房屋，以便使子孫後代留點家業。後來，王翦領兵經藍田至武關，一路上又連續五次派人回朝，請求秦王快點賞賜他田園房舍，結果引起了朝野上下的議論，甚至連他身邊的親隨人員都感到太過分了。而王翦卻笑著對左右說道：你們有所不知，秦王交給我六十萬大軍，這幾乎是秦國的全部兵馬了，他怎麼能放心呢?一旦心生疑忌，輕則派人監督、束縛我用兵的手腳；重則解除兵權，甚至還會招來身首分家的禍患。我一再請求賞賜，正是借此讓他相信我毫無反主篡位之心，使我能夠專心對敵，放手用兵。果然，由於王翦這一“招數”，秦王一直很信任他。他放開手腳與楚軍作戰，最後終於大獲全勝，平定楚地。王翦之舉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說明“權重遭疑”在我國古代似乎已成“規律”；二是說明權重不疑、信任始終是成事的極其重要的條件。尤其是在現代，社會分工較細，科學門類繁多，而領導者知識有限，不用人無以成事，不放權更使部屬無能為力。放權又疑權，勢必一事無成。對此，天津新港船廠廠長王業震處理得就比較高明，他曾經派出一名工藝科副科長去日本監造主機，購買配件。這位副科長在日本考慮到用外彙買東西，事關重大，便從日本打長途電話請廠長酌定，卻遭到廠長批評：“廠裏派你出去就是全權代表，你有權力也有能力作主，再掛長途，電話費就由你工資裏扣除!”這位副科長充分發揮了工作主動性，很好地完成了任務，不負重托。
(二)不疑事
任人不疑，當不疑事。任人的目的就是為了幹事，不為幹事而任職，除非是閑職。因人而設閑職又是用人之大忌。而要任幹事的實職，就不能疑其事。疑事必敗，是為常理。因為，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離不開各方麵的支持，尤其是離不開領導者的支持，而領導者既生疑忌，何能支持?領導者支持既失，事情必改無疑。而且，任何事情的成功與捕捉有利時機又有很大關係，領導者疑慮其間，猶豫不決，或對部屬從中設阻，橫加幹涉，時機必失。既失良機，必被動挨打，功敗垂成。而部屬事敗，愈使領導者心生疑忌，如此惡性循環，必誤事、誤人，最終損失的是事業，慘敗的必是領導者自身。
《三國演義》記述：正當諸葛亮在祁山前線連勝敵軍時，朝中宦官大肆造謠，“入內奏帝”“說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將篡國”。無知的劉後主竟聽信讒言，對諸葛亮心生疑忌，立即“遣使齎詔星夜宣孔明回。”孔明受詔後，不禁仰天長歎“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側!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我如不回，是欺主矣。若奉命而退，日後再難得此機會也。”言畢，隻得忍痛被迫撤軍，使連遭失敗的司馬懿得以喘息恢複。南宋時，嶽飛於郾城、朱仙鎮大破金軍，正欲乘勝驅兵“直抵黃龍府”，卻因內奸秦檜作祟，使宋高宗對嶽飛心生疑忌，連下十二道金牌調嶽飛回師，結果使嶽飛率軍浴血奮戰換來的抗金戰果全部付諸東流，白白喪失了當時的大好時機。上述兩例，充分說明疑事是任人之大忌，是成事之大忌。這正如呂尚所說：“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禦，二心不可以事君，疑誌不可以應敵。”即將帥受命以後，君主不可隨便懷疑將帥，尤其不可橫加幹涉。隻有“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才能克敵製勝。對此，春秋時，魏文侯可以為範。魏文侯派樂軍為帥，率兵往伐中山。豈料中山雖是小國，但城池堅固，良將頗多。樂軍用了一個多月時間才接近中山國都，中山國君見樂軍圍困了國都，十分惱怒，便叫樂軍兒子樂舍予勸樂軍退兵。樂軍一者為安撫百姓，二者成父子之情，定一個期限，叫樂舍予勸中山國君投降。過了一月，樂軍叫人討降、中山國君叫樂舍予再求寬限一月，樂軍又寬一個月。如此三次。魏文侯左右人等見樂軍三次延緩攻打中山，紛紛上書文侯，疑其偏戀父子之情，勾結中山國君，將欲兵變。而文侯將所有信件都封在篋內，不予表態，隻是經常派人慰勞樂軍軍隊，並為樂軍建一府院，等樂軍回來居住。樂軍十分感動，見中山國君不降，便親率將士猛力攻城，終獲大勝。魏文侯用樂軍不疑至今仍有重要借鑒意義。樂軍之子為敵軍將領，可謂“社會關係複雜”；樂軍進軍遲緩，可謂“攻伐不力”；樂軍擅自緩攻三月，可謂“企圖不良”。但是，深知樂軍其人的魏文侯仍對樂軍深信不疑，百般慰勉，確為用人之賢君，信義之誠士。若當今領導者都如魏文侯這樣，何愁事不成、功不就乎?
(三)不疑言
任人不疑，還應包括不疑言。作為部屬，遇事發表意見，本是正常現象，否則，要這些部屬何用。作為領導，首先應考慮其意見正確與否，是否合理，而不應首先考慮其用心，更不應無根據地猜疑，即便是日常有一些缺點者，甚至對工作不負責任者，也應首先從正麵去理解其合理之處。隻有這樣，才能使部屬暢所欲言、集思廣益，否則，必將言路閉塞，使部屬唯恐“禍從口出”，“唯唯諾諾”，“唯上”，“唯書”。使領導變成“孤家寡人”，以一人而治“天下”，以一言而理萬事，最終必將事倍功半，甚至一敗塗地。
不疑言，有一個重要要求，就是不能計較部屬進言的態度。往往忠直之士為情緒所激，在進言的時候，不注意自己的態度，尤其是在壞人當道，領導者昏庸的情況下，更是言詞尖銳，激昂慷慨，而這正是其忠心所在，赤誠之至，所以，領導者斤斤計較部屬進言的態度，必失忠言良策。清朝道光年間，軍機大臣王鼎剛正耿直，素來厭惡另一軍機大臣穆彰阿的虛偽，更視他誣陷林則徐等人的醜惡行徑。在朝中，王鼎每次遇到穆彰阿，都要當麵厲聲加以斥責，而穆因作賊心虛，總是“強為笑容，避之”。一次，二人同時被道光帝召見。王鼎當著皇帝的麵，義正詞嚴地詰問穆：“如林則徐之賢汝何故必令遣戍新疆?是直宋之秦檜，明之嚴嵩耳。行見天下事，皆破於汝手!”對如此理直氣壯斥責，穆彰阿為之氣沮，“默然不與辯。”而這時不辨奸佞的道光帝日文寧”反笑視王鼎曰：‘卿醉矣’。命內侍扶之出。”翌日上朝，王鼎在道光帝麵前仍仗義執言，為林則徐申訴。可是，道光帝見其態度“惡劣”，疑其輕君，不容其言畢，即大怒，起身拂袖而去。王鼎在悲憤之餘，“歸而欲仿史魚屍諫之意，是夕，自縊死”。臨死前留下遺書，仍極力彈劾穆彰阿之奸，剖析林則徐的賢能與無辜。道光帝雖然對王鼎之死加以優恤，終因王進言態度有犯而未采納其諫疏。林則徐為一代賢臣，已為曆史所證明，可見當時王鼎之言的正確。可是，身為一國之君的道光，卻不思其言理，卻較其言態，疑其言意，雖麵對悲壯激烈的“屍諫”，仍耿耿於懷，不予容納，可見道光偏執狹隘至何等程度。也正因為領導者常常計較人的進言態度，而致疑其“真意”，忘其“利害”，而常使黑白顛倒，是非混淆。所以，光緒年間禮部主事王照有感於當時中國說實話的人太少，而痛心疾首地說：“中國之大，竟尋不出幾個明白的人!可歎!可歎!”並大呼“朋友!朋友，說真話的吧!”
(四)不疑交
不疑交，即對部屬的社會交際不加猜疑。社會交際是人的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個領導者應給予理解和支持。但是，有些人從權力利害出發，容不得部屬的社會交往。部屬內交，則疑其“連權有變”，“拉幫結派”；外交則疑其“毀謗不測”，“結外壓內”，甚至部屬交耳、擦肩對話、兩人同行、聊天閑談，也側目冷視，疑其陰謀。因此而對部屬交際心生疑忌，輕則疏遠冷遇，重則尋畔打擊，甚至“必欲除之而後快”。
領導者不疑部屬之交，尤其要注意三點：第一，鼓勵部屬交往，增強部屬團結。應在思想上充分認識，部屬在經濟上、生活上以及社會活動方麵的正常交往，是增進部屬之間相互了解、融洽感情、加深友誼的必要途徑。它有利於工作上的相互配合，有利於加強團結，減少“內耗”。所以，不僅不能予以猜忌，而且應該熱情支持，甚至需要有意識地加強交往方麵的組織和引導。第二，正確分析情況，掌握交往趨勢。並不否認，有少數部屬和工作人員存在有非正常的交往。但是，作為一個領導者在分析問題的時候，為對部屬負責，必須采用法律上的“無問題推理”。法律學上有兩種推理：“有罪推理”和“無罪推理”。有罪推理的思維模式是：“凡是不能證明你的問題——你就有問題。”無罪推理的思維模式是：“凡是不能證明你的問題——首先假定你沒有問題，將來查出問題，再作處理。”在沒有根據說明部屬是非正常交往的時候，必須作為正常交往看待，即使是“群眾反映”其“搞宗派”、“結死黨”，但無實據，決不可據此以排斥、打擊，而應視為正常，寬容相待。這正如古人所說：“情有忠偽，信其忠則不疑其偽。”第三，勿以一己親疏劃界，勿以一己好惡強人。領導者自身在人際關係上，常有親疏恩怨插於其間，這似乎也在正常之例。但是，有些領導卻以此作為部屬交友的界限，我之疏者，要求部屬也得去疏；我之親者，要求部屬也得去親。倘若，你與我的“宿怨成見”者交友，則必疑為叛我，則必予排斥打擊。有的甚至“廣置耳目，務求瑕疵。”使“人不自安，各圖苟免。”領導者如此“愛憎分明”，實質上是剝奪了部屬的交友權利，結果必使領導者自身人眾叛親離，成為“孤家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