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大為懷不計前過
一、寬大為懷
《老子·四十一章》：“上德若穀。”是說：統治者胸懷寬廣，才能招天下歸服。
更始二年，漢光武帝劉秀攻滅了自立為漢帝的王郎，收繳了他的來往信件，獲得自己的一些下屬官吏與王郎一起誹謗詆毀他的書信有上千封。漢光武帝對這些官吏並沒有加以追查，而是當著諸位將領的麵把它燒掉了，並說：“讓那些有過反惻之心的人放心吧。”下屬們都對漢光武帝這種寬大為懷的行動所感服。以後，魏武帝曹操在官渡戰敗袁紹、明成祖朱棣打敗建文帝之後都采用過這種“焚書去疑”之術。
武德九年，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後，開始，“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唯獨尉遲敬德堅決不讚成，爭辯說：“罪在建成、元吉兩人，他倆既已死了，如再株連別人，不是求安定的辦法呀!”李世民接受這個意見，下令對建成、元吉以外的人“一無所問”，當發現下麵執行不力時，又下令強調“違者反坐。”從而有效地消除了敵對情緒，爭取了多數，穩定了人心。
對建成、元吉手下的傑出人才，李世民也大膽地加以信任與使用。如將領薛萬徹曾帶兵攻玄武門和秦王府，失敗後與數十騎逃亡於終南山，李世民派人請他回來，“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又如東宮翊衛車騎將軍馮立，在李建成被殺後，歎說：“哪有生時受人家恩惠而在人家死時逃避禍難呢?”於是，率兵攻玄武門，殺死屯營將軍敬君弘，又聲稱：“這才稍微報答了太子建成的恩惠。”
後來，被迫前來請罪，李世民斥責說：“你在東宮，離間我們兄弟之間的骨肉感情，這是第一罪；昨天又帶兵來戰，殺傷我戰士，這是第二罪。”但一旦馮立表示認罪悔改，李世民就予以寬大、安慰，並授以左屯衛中郎將。馮立感動地說：“逢莫大之恩，幸而獲濟，終當以死奉答。”
所以，能不能對敵視過自己的人寬大為懷，是能否使這些人歸心的重要手段。俗話說的“宰相肚裏能撐船”、“虛懷若穀”就是講的這個道理。
二、捐棄私怨
治國用人要有器量，能容人納賢。曆史上，得才興邦，失才毀業者不乏例。能否捐棄前嫌而舉賢薦能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春秋時候，齊桓公不記管仲的前仇，委以重任，堪稱容人的賢君。三國時代，曹操也是一個用人氣量不凡的智者。據《三國誌》記載：被稱為“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在袁紹手下時曾寫過轟動一時的討曹檄文，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都罵得狗血噴頭。後來，袁紹敗亡，陳琳被擒。曹操愛慕陳琳的才華，不但沒有記恨前仇，反而委以重任。結果，陳琳為曹操“三國歸一統”大業助了一臂之力。北宋大臣呂夷簡，也是一位容人薦才的賢者。一次，他對皇帝宋仁宗說：“範仲淹是個有才能的人，朝廷若想用他，就應該重用。”宋仁宗說：“他可反對過你啊!”呂夷簡說：“他雖曾反對我，我的確也是有毛病的，再說他也是為國家著想啊!”“好吧!”宋仁宗同意了他的舉薦。不久，宋仁宗就升範仲淹為學士，任參知政事。範仲淹到任後向仁宗建議十事，主張建立嚴密的任官製度、注意農桑、整頓武備、推行法製、減輕徭役等等，受到皇帝的信任。
古今中外，成就大業者，大都胸懷寬廣，善於容人納賢，包括去團結反對過自己的人。貞觀十九年，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廣用賢臣、順應民心而逐步實現了“國有七年之積，民有九年之儲，歲決囚僅二十九人的“貞觀之治”的盛世，文武百官齊口稱頌太宗治國有方。在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中，卻偏偏有個叫段元衝的書生，貿然上書，指責朝政種種弊端，言詞頗為偏激。於是，大臣們聯名請旨立斬段元衝以戒天下。唐太宗李世民冷靜地讀完段元衝的諫章後，提筆批道：“其言若是，是其忠也；其言若非，是其狂也。忠不可仇，狂不足較。譬如尺霧障天，無虧於大；寸雲點日，無損於明。段元衝無須認罪，赦之不問可也。”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唐太宗用人納言確實是頗有見識和氣量。
三、不計前過
人才的得失去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大問題，它關係到事業的盛衰興亡，千萬不可等閑視之。當前，振興中華，建設四化，急需人才，這個問題尤為重要。
曆史上，凡有抱負、有作為的君主都懂得“得才興旺”的道理，所以，他們以誠待人，不計前過，敢於大膽重用各種人才。元末，農民起義首領朱元璋，把鬥爭的矛著直指元朝統治者。可是，幫助他出謀劃策的謀士，多數是在元朝受信用的官吏和知識分子。他為了搜羅曾為元朝服務而又有才華的賢士，規定了“不計前過”的政策。朱元璋認為仕元的人是各為其主，不能苛求，不但既往不咎，反而大加重用。當時，浙東有劉基、宋濂、章溢、葉琛等四位名士，都在元朝任過職。劉基當過江浙儒學副提舉，宋濂當過翰林編修，葉琛當過洪都知府。朱元璋聽說這四人挺有學問，便把謀士陶安找來詢問：“劉基四人的才能究竟如何?”陶安說：“一言難盡，就以微臣相比邑：論出謀劃策，運籌帷幄，臣遠不如劉基；論經史學問，臣遠不如宋濂；論治理百姓，臣遠不如葉琛、章溢。如能得到這四人，平定天下就有把握了。”朱元璋聽後大喜，連忙派人帶了書信和金銀去尋訪劉基四人，並把他們帶到了朱元璋所在的南京。他們四人雖然得到邀請，但並不知朱元璋究竟是何意圖，心懷疑慮地叩見朱元璋。朱元璋誠懇地說：“為了天下大事，我請四位先生屈駕臨顧，希望你們能有教於我!”於是他們從容談論天下大事，使朱元璋大為興奮，很快任命宋濂為儒學提舉，讓自己的兒子跟宋濂受學；任命章溢、葉琛為營田司僉事；讓劉基在自己身邊參與機密。劉基、宋濂為明朝的建立，立下了很大功勞，成為開國名臣。對於元朝遺臣，朱元璋說：“是元朝送賢人給我”。因此，秦從龍、張昶這些在元朝作過大官的人都被朱元璋請出來，委以重任。事實說明，信用敵朝人士，這是朱元璋順利地奪取天下的一個重要原因。成吉思汗也是反“一朝天子一朝臣，這朝不用那朝人”而行之的。起初，他手下隻有兩個伴當，加上他的四個弟弟，也不過六七個人。經過十七、八年的鬥爭，到他統一蒙古時，就發展到88個功臣。經過南征和北征，又大量吸收了各族、各國的文武人才。正是由於這些人才的共同努力，成吉思汗才幹了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闊赤田之戰時，泰赤烏部的屬民哲別一箭射向鐵木真的戰馬，射傷了鐵木真的脖頸。當他投降鐵木真後，鐵木真問他那一箭是誰射的?哲別毫不隱諱地說：“是我射的，如今皇帝教死，隻汙手掌般一塊地。若教不死嗬，我願出力氣，可將深水橫斷，可將堅石衝碎。”成吉思汗說：“但凡敵人害了人的事，他必隱諱不說，如今你卻不隱諱，可以做伴當。”成吉思汗不僅不計前仇，反而大膽使用，使哲別成為蒙古的一代名將。
四、以直報怨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不僅是一個寬宏大度的優良品質，而且也是領導者極其重要的領導方法，它可以化解部屬怨隙，可以增進與部屬的友誼，可以獲取部屬的忠誠。因為，第一，人際交往，曆來為對待交往。“投桃報李”已成習慣，你來我往，是為必然。領導者對部屬報之以德，部屬也必以德相報，否則，他在心理上就有一種負債感。即使是部屬心存怨隙，隻要領導者主動以直報怨，也必使部屬深感領導之誠。這也正是心理學上所謂“誠懇效應”，即真誠的情感對別人有潛移默化的感化作用，它有利於打開人的心靈的大門，使“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所以，一個高明的領導者必然注意保持與部屬的心理對等性。第二，友誼曆來以德交為實。人際交往有德交、財交、色交、權交、勢交等多種形式，而其交往的形式不同，其友誼的基礎也不同。“以財交友，財盡則交絕；以色交友，花落而愛渝；以權交，權失而交疏；以勢交友，勢傾則交毀。以利尋知己，利窮則交散”。而“以德交友，其愛愈深。”可見，以德交為實，而其他為虛。領導者若能以德交屬，以誠待下，這比勵以財利，勵以口惠，要實在得多，有效得多。第三，互酬少叛，必施於德。所謂“互酬”，是指友誼的雙方在感情上、精神上、物質上和能量上的互助、互利。它一般包括三個方麵：一為感情互酬。指朋友間的互相信任、親近、思念、關心、撫慰和激勵等感情交往。二為精神互酬。指在事業上的相互啟迪，理想上的共同追求和探索上的互相激勵。三為物質互酬，是指朋友之間物質上的互相饋贈，互相接濟。互酬與互相利用不同，互酬的原始動機是在幫助別人的利他行為中得到心理滿足，對方給予自己的幫助，隻是自己的利他行為的客觀報償，也就是，互酬的目的不是索取什麼，而是從給予什麼中得到欣慰。而互相利用隻是想從對方那裏得到什麼，才主動或被動地作出一種定量的付出。建立與部屬的對等“互酬”對於領導者來說，意義十分重大，它可以使領導者與部屬之間建立正常的人際聯係，可以增進與部屬的友誼，可以防止友愛逆轉和減少部屬背叛。但是，“互酬”必須以“以德報德”為基礎。因為，以“助人為樂”“助人為慰”是一種道德行為，它體現的是某種道德情感和道德力量，這是“勢交、利交”等所無法達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