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大部分地區每英畝田的平均農業收益非常低與下列印象是相矛盾的：整個該地區的鄉村貧困主要是由於太多的勞動力用在太少的土地上。其含義卻是，即使沒有劇烈的技術變化也應該能夠通過增加投入和提高勞動力效率從可耕地上獲得大得多的產量。在南亞一些地方氣候可能對低產量負有部分責任。但是，氣候的影響並不是高人口密度的函數，如果人／土地比率較低，這些影響也不會降低其嚴重程度。
在南亞許多地區的農業中，還有許多其他因素降低了勞動生產率。非常低的生活水平降低了土地上的勞動力的效率。惡性循環使貧困和低勞動生產率自然發生，在這背後是限製生產力的土地所有權和土地使用的社會體製。考慮到這些重要因果關係，就不可能把這個地區人民中間的貧困視為僅僅是或主要是人口密度的結果。
至少，這種因果關係不是直接和簡單的一個關係。但是，人口長期增長無疑間接地強化了其他降低勞動生產率的因素，這已不是人口密度本身的作用，而是人口增長的作用了。這種人口增長對社會體製的影響一直是重要的。在鄉村內部，它無疑不僅造成了土地的零星分割，而且因此強化了階級結構。由於增加了無地者和窮人的相對數量，使它更加劇性，更不平等，這樣，使它對提高農業生產力努力的成功更為有害。
人口的上升趨勢已經意味著，需要更多的食物才能維持傳統的低營養水平。增加的勞動力中，必須有更多的勞動投入未生產這種增加的食物。通過逐步調整的過程，這種增加的勞動力在某種程度上獲得工作，從事食物生產，整個社會狀況得到巧妙的安排以吸收不斷增長的勞動力。這種調整部分地包括擴大耕種麵積，或通過灌溉提高生產力，或改變耕作方法，或換種作物。但是，促進本地農業發生變化的刺激力長期萎靡不振，特別是充足的勞動供給限製了可望提高農業勞動效率的生產方法變革的一切動力。勞動力得到了利用但沒有得到盡可能密集的或有效的利用，因而，平均產量長期低下。通過提高勞動強度和效率可獲得顯著較高的產量，這一點已為日本和南亞許多地區本身的例子所征明。這些例子表明農業中還有投人更多勞動力的餘地，這一事實給印度、巴基斯坦、爪哇以及該地區其他一些地方本來令人絕望的前景帶來了希望的曙光。
盡管發生了這種重要的人口擴張，南亞大部分地區的大多數人仍然工作於農業結構之中，其首要目標是生產基本生存的必需品。這些國家的經濟史一直為那些從事於依靠相應基本食品的增產以適應人口增長的鬥爭的土生土長的村民所支配。特別是，在印度次大陸，盡管出現了城市化的趨勢，以及同本村社以外的人通婚的趨勢、但依然明顯缺乏內部流動性。
當食物生產由於擴大耕地麵積而增加時，這種情形經常是禍福參半，這種擴張經常破壞了土壤，尤其是在輪作區。濫伐森林和過度放牧同印度禁止宰牛結合起來，更難保持生產水平和人口增長的同步。當灌溉在一些地區有助於增加產量時，卻降低了地下水位，增加了土壤的含鹽度，甚至引起了其他地區的澇災。
在上述所有條件確定的情況下，仍有待解釋的是，盡管人口大幅度增長，但人均糧食產量尤其是在英屬印度是如何維持在與過去相同的水平的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個原因可能是土地個人所有穩定地轉向租佃。這些做法本身是對進步有害的，而且給生產力設置了一個人為的限製。但是，當最初采取這些做法時，這會迫使佃農——他們要把一部分產量交給地主——增加生產，以維持他們家庭的那一部分產量。但是，可歸因於這種製度壓力引起的糧食總產量的任何增加都不可能很大。
另一個動力因素——商業化的傳播——已經影響到本地農業中發生的一些長期調整，商業性生產對本地農業的總影響在東南亞比在印度次大陸被更強烈地感覺到了。最富戲劇性的發展於19世紀70年代產生在緬甸、泰國和南越的三角洲，這些地區在沒有政府或西方企業的幫助或支持的情況下出現了許多商業性農業的增長。這種對商業農業的新機會的反應是值得強調的，因為它表明，南亞農民在有利條件下能夠表現得像其他任何地方的農民一樣機警和有市場意識。但是，這種反應還主要限於農民所有權占統治地位的那些情形。在租佃和出租製盛行的地方，這種新事物的吸收，即使有也來得較慢。但出乎意料的是，這種向商業化方向的運動經常意味著，這些農民在擴大現金作物生產中負債累累，因而失去了土地。結果是農民所有製受到侵蝕，租佃增加。
影響農業生產和農業人口布局的一個主要因素是巨大種植園的產生。這種擴張發生在19世紀後半期，是殖民主義的最大遺產之一。在南亞而不是非洲或南美的其他熱帶土地上的種植園的增長部分地是由於能夠相對容易地獲得勞動力。土壤和氣候是較次要的因素。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所有重要的種植區域都位於歐洲、南亞和遠東之間的貿易線上。
種植園農業本質上不同於傳統的本地農業。種植園作物，諸如橡膠、茶、椰子、煙草、咖啡、甘蔗和香料都是“現金作物”，是種來出售而不是食用的。起初大多數大種植園由殖民者發展起來，其基本目的是出口這些產品，經營種植園同經營製造業相近。它需要勞動力，這又增加了一個地區能夠支持的最大限度的人口。在南亞，這種對勞動力的需要產生了另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結果。特別是在錫蘭和馬來亞，本地農民對種植園工作並不熱心，結果種植園主進口勞動力，主要從印度東部和南部以及中國南部人口稠密的水稻區進口。這稍微緩和了這些地區的人口壓力，但它造成了當今的錫蘭泰米爾人及馬來亞華人的許多種族問題。
種植園的產生的一個副作用是，刺激了本地對現金作物的興趣——或者是類似於種植園種植的作物，或者是適應種植園產品加工的作物。而且，種植園工人對食物的新需求刺激了三角區域稻米的生產，隨後，生產的稻米多到能夠出口，像現在一樣南亞農民本身首先抓住了這些新的機會。在這些條件下，他們表現了同其他任何地方農民一樣的機警和市場意識。但這並沒有增進他們采用新技術的意願，它確實提高了貨幣和賺取貨幣在經濟中發揮作用的程度。而它也常常增加了為賺錢而生產的農民的債務。結果，招來了大量的放債者和經紀人，今天，南亞許多農民仍處於他們的控製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