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種植園的擴張和西歐工業化開始階段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不過，積累資本的附帶作用在南亞受到了破壞，利潤沒有用作資本的來源，它經常隨同出口被送到了歐洲。現金作物的擴張增加了農民手中的貨幣數量，但它並沒有增加資本設備的需求，因為，農業技術幾乎沒有變化。種植園增加了勞動力的需求，但都是不熟練的勞動力，熟練勞動力經常是從外麵引進的。所謂種植園刺激了西方國家的、而沒有刺激南亞的工業化，就是這個意思。種植園實際上是宗主國的附屬部分。在采礦和木材業出現了類似的發展。它們和種植園一起成為停滯經濟中的繁榮飛地。
製造業並沒有發展。在前殖民時代，南亞許多地區並不比西歐各國前工業性質的製造業差。在最初交往時，西方在許多方麵處於明顯的不利地位。因此，南亞的許多地方，可能直到18世紀，在經濟上並不是大大地落後於西歐，但是，大約從這個時候起，南亞和西歐的命運開始分道揚鑣。西歐有了工業革命，而南亞經濟停滯不前了。許多因素負有責任，其中一個基本因素是南亞僵化的社會等級製和缺乏歐洲工業革命鋪平道路的理性主義。南亞也沒有演化出一套相應的製度和態度，這就是為什麼值得懷疑，如果沒有殖民主義統治，南亞會不會有工業發展的理由。
當然，南亞殖民政權一般不利於殖民地的製造業發展。麵對競爭，尤其是來自殖民地的競爭，宗主國本身總是保護自己的新生工業，同時，他們需要這些殖民地作為市場和原材料的來源。結果是造成恰好適合於刺激宗主國製造業發展的畸形經濟。當這些政策後來被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斷放棄審慎的限製時，變革出來得太晚；而不能引起有力的反應。
盡管有殖民政策，印度在棉紡織品和麻織以及後來的鋼鐵等製品還是發展得相當早，在20世紀20年代，英國開始對其殖民地缺乏工業化表現出一些關心，對本地製造商實行了一些保護。第二次世界大戰進一步刺激了印度的紡織業和鋼鐵業。今天繼獨立之後，外國對印度的控製一般已被印度的所有製取代。
在西歐製造業迅速增長造成靠農業為生的人口穩定下降的同時，殖民地工業化的限製對農業產生了不利影響。對殖民地的製造業的控製往往窒息了小型家庭工業。許多手藝人和工匠不得不改行務農以維持生活。因此，盡管種植園代表了現代資本經營和技術，但是，南亞各國仍然是鄉村型的和農業占主導地位型的。
種植園的出現以及南亞農民中間的商業性農業相應的增長，產生了帶有南亞種族分布的、另一個迄今猶存的格局。種植園國家——錫蘭、馬來亞和印度尼西亞的一些地方——成為大米進口國，緬甸、泰國和南越（在越南戰爭前中斷出口）的人口較不密集的水稻三角洲開始向他們出口大米。以這種方式使用土地還有另一個重要結果：它引起了重大的跨國界移民運動。印度和中國南部僅能維持生活的農業區的貧困提供了這種推動力，拉力來自種植園和商品糧生產的增長。由此造成的遷移運動，說明了東南亞和錫蘭現在的政治——人口統計格局。
就這樣，南亞各國伴隨社會的三大分隔進入了現代，其中兩種部分地是殖民主義的遺產。首先占統治地位的種族集團和住在山地的較小部族之間在文明水平和文明特征方麵存在著明顯的差別。這種分隔是古老的，一般與歐洲統治無關。它尤其是在印度、緬甸、南越以及較小程度上在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的外部島嶼等地引起了諸多問題。第二，現代的、市場導向的和追求利潤的經營與傳統的維持生存的經濟之間存在著差別。在種植園國家，這是最明顯的。最後，種族集團之間的分隔，這與第二種分隔緊緊相聯。最重要的例子是錫蘭出現了印度泰米爾人，馬來亞出現了中國人和印度人。事實上，在馬來亞，馬來亞人和中國人數量幾乎相等，結果是中國人掌握經濟權力，馬來亞人掌握政治權力。
東南亞社會因而成為多元化社會的極端例子，據說那裏各個集團混合但並不融合。獲得獨立後加劇了多元化問題。它使大量少數民族問題，尤其引人注目，使這些國家的所謂“人口統計不完善”問題顯而易見，那裏，正如C.A.費雪所說的“土地和國家之間還沒有達到持久的適應”。
南亞人口統計“不完善”還有另一個意義，這就是城市化。南亞近幾十年來不僅已經曆了無重要工業化的城市人口增長率的激增，而且,這種增長還伴隨著農業生產的相對停滯。因此，城市化不是對農業迅速提高生產率的反應，也不是對工業勞動機會增長的反應。這與西方的經驗正好相反。在西方，工業化的一個傳統伴隨物是城市中心不僅在人口方麵而且在產量方麵較為重要的增加。在城市出現穩定增長的有效職缺的同時，農業生產力的同等提高造成了鄉村地區勞動力供給過剩，填補了這些城市的工作空位。同時，在南亞所有國家，大多數城市相應地增長得比整個人口增長更快，但這種向城市的移動卻與城市就業機會的任何有力增加無關。這些城市實際上受到它們自身的嚴重失業和就業不足等問題的困擾.鑒於城市中心的貧窮、過分擁擠、住房及衛生設施不足，人口向城市移動一般不可能受到城市基本吸引力之增強的促進。
因此，南亞城市化的基本原因一定是，相對於城市地區而言，鄉村貧困和不安全的增長，造成了趨向城市的推力。這樣，城市化就成了針對缺乏有力經濟增長的反應。確實，許多城市化是由妨礙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造成的，諸如內戰、不穩定、作物歉收以及過高的人口增長率。南亞的城市化不像西方那樣象征著增長，而是持續貧困的一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