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產出與經濟結構(2 / 3)

而且,“農業”和“非農業”的定義在各國均不相同,與這些定義相聯的統計資料是靠不住的。但是大體看來,南亞超過半數的國民收入來自農業;大約2/3到3/4的人口靠這一來源謀生。在試圖確定農業生產中更重要的趨勢因素時,我們又受到了不充分而且令人迷惑的統計資料的阻礙。但是,看起來,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整個這個地區的人均農業產量仍然相對停滯。這就是人均國民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沒有表現出有力擴張跡象的原因。

在南亞經濟結構中,非農業一類當然是一包大雜燴,它包括服務、建築、製造、采礦以及商業這些職業類型。若暫時把重要的製造業和手工業放在一邊,則總的印象是零售商業、國內服務業和政府職位占了絕大部分人口,尤其是要考慮到這些活動的低生產力。

顯而易見的是,零售市場和小商人的增加以及經紀人數的增長。自由商人充斥整個地區,從事一種特定的交易。1947年,馬來亞活躍於“商界”的人半數以上是親自出馬沿街叫賣的小販。大量從事這種交易活動的人並非表現得理財有道或經營有方,零售商業的營業額也不很高。確實,這顯然是與農業相對應的勞動使用率不足的表現。在生產力普遍低下、廉價勞動比比皆是的情況下,小商小販過剩並不是對他們的服務需求增加的反應。這種反應同對受雇於人的厭惡感結合起來時,就產生了由於所需資本缺乏和技巧不足而促成的趨向“自利”就業的推力。類似的情形也存在於傳統工藝中。這方麵,由於進口,最近幾年是由於國內工業化的擴張,市場一直在縮小。但是,這裏雖然隻有較少的事可做,仍存在一個留在傳統手工藝行業的趨勢。小商業的增長是對城市化趨勢的反應,城市化既與工業部門就業機會增加無關,也不是由它引起的。這兩種反應都使低勞動投入水平和低勞動效率水平持久化。

在政府職業範圍內情形並無根本不同。政府活動的公共支出由於發展工作的需要和新贏得獨立的需要而增加了。但受雇的文職人員的人數增加得更多。其中隻有一部分是因必要的政府活動擴大而應召的。不可否認,高質量的關鍵人員數量太少,也可能過度勞累。但是,雇員增加的情形大多數出現在低級行政機構。在西方,政府中無效率地使用人力的情形並不陌生。但是在南亞看來這種情形廣泛得多。機構疊床架屋,部門處處分設而職能依舊平行,公文的記錄與傳遞手續繁複,這些都往往以犧牲效率為代價來擴大公共部門的就業。看起來,在勞動力多而不得其用時,人力的有效使用是次要的。但是,這種官僚主義的增長造成了一些重要發展項目的延擱,且本質上是膨脹性的,因為收入被支出了而又沒有相應的增加產出。而且,發展計劃的目標是提高人均產出,不管政府或私人,幹任何類型的毫無效率的事情都是有害的。

在南亞,對公共部門這種浪費日益增多的一個解釋是,所謂的城鎮“受過教育的”失業者所施加的壓力。他們尋找文秘工作,對行政機構職位推崇備至,軟國家不能抵抗這種壓力,無疑是與實際需要不相稱的低級文職人員人數增加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所述,馬來亞、錫蘭、巴基斯坦和菲律賓的1960年人口普查估計部表明從事“服務和商業”的勞動力比例有所提高。這些國家,也包括泰國和印度,“服務業”的人數就超過了製造業。這表明了工業現在在該地區經濟中所起的比較微小的作用。這些資料在統計上並不可靠,但籠統地證實了眾所周知的一個問題:廣泛持有的關於第三職業的人數隨著國家變得更富而增長的看法並不適用於南亞不發達國家,雖然該地區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看來已取得很多經濟進步。尤其是同戰前情況相比,他們大多數都有非常高的百分比的非農人口從事第三級職業,且該百分比還在提高。麵對農業相對停滯,人口持續不斷地增長,而今還小的工業部門沒有能力吸收許多這種增長的人口,這就出現了一個指向小商業、服務業等等行業的推力。這就提供了又一個實例:在西方伴隨經濟增長而出現的特定趨勢,在南亞卻更多的是不能達到迅速增長的征兆。這樣,正如我們在城市化趨勢中所見到的:十分相反的力量在南亞能產生許多類似於西方所經曆的過程。正如我們已經強調的,將西方發展過程應用在南亞的可能性應視為靠不住。

我們相信,南亞種植園應該視為工業化的農業。它們在錫蘭和馬來亞,以及較小程度上在印度尼西亞的出口項目中起著主導作用。南亞的大多數出口是農產品,出口構成了國民收入的重要部分。因此當發現擁有最大種植園麵積的錫蘭和馬來亞的出口對國民收人的比率最高、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最低時,我們不應感到驚奇。由此不難得出結論:根據種植園方法組織的、具有高度出口導向的農業部門的統治地位能直接影響人均收入的現有水平。

這表明,對較貧窮國家來說,主要增長的手段有二:使農業技術合理化和降低傳統農業的相對重要性。兩者都意味著所有南亞國家都正在強調的某種工業化。但是,集中於一種或少數幾種出口作物,雖然看來這能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但往往造成危險的情勢。它不僅把整個經濟置於波動市場的極不穩定的影響之下,而且,這種集中的前景看來並無助於迅速或持久的增長。孤注一擲是危險的生活方式.也未必是穩定發展的基礎。除了這些問題之外,隻有馬來亞和印度尼西亞還有擴大種植園麵積的餘地,特別是在橡膠方麵。錫蘭的餘地較小,但通過改種和施肥,還能采取報多措施來提高現有麵積的產量。對其他國家來說,基本焦點應放在普通農業上。這裏,除了兩個不利以外,與西方過去的經曆的類似之處更接近得多。第一,農業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不是發生在工業化以前;第二,盡管人口增長率比西方經濟在發展早期高二到三倍,無論如何都必須實現誘導的“農業革命”。人口增長投下了長長的陰影,因為工業發展充其量隻能非常緩慢地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