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對西歐國家出口市場的依賴，即傳統的殖民貿易格局，實際上1961—1962年比1948年更大。對共產主義國家的出口現在稍高於戰前，雖然真實意義上並不如此。總的來說，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一切貿易一直在高速度增長，而同中國的貿易一直在下降。同對，地區內部的貿易也有所下降。人們已日益認識到，這種趨勢連同整個不利的出口氣候一起，將阻礙經濟增長。這一事實應該對促進地區內貿易的嚐試賦予以更大的重要性。但即使本著最良好的願望和努力，這仍然是一個困難的任務。
普遍缺乏經濟增長本身就阻止了這種努力。每個國家都努力減少進口，隻進口用於發展工作所需的物品，如資本設備和重型機械等。結果自然是對這種設備也供應不足的其他南亞國家的歧視。由於一個不發達的經濟最容易在隻需要很少的稀缺資本的那些行業做到自立，結果是促進了同其他南亞不發達國家競爭的行業的發展。而且，殖民貿易政策把南亞國家同宗主國市場聯係起來而不是相互聯係，因此，運輸和通訊網就沒有建立起來以促進區際貿易。獨立後沒有迅速的經濟擴張，因此，該地區的國家不具備這樣做的適應性。運輸和通訊網的缺乏在阻礙區際貿易增長方麵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同樣，政治衝突和傳統的反感也分隔了這個地區。在某些情況下，獨立後，衝突和反感還加劇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發生戰爭，這種戰爭已與宗教對立混在一起，在該地區其他地方也有反應。緬甸人一般不喜歡的印度人現在已被大量地驅逐出緬甸。當通過的法律不利地影響到種植園中的印度泰米爾人，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北方的錫蘭泰米爾人時，印度和錫蘭之間的關係曾經緊張起來。泰國和柬埔寨之間的不友好導致了關於佛教寺廟歸誰支配的爭吵。由於種族和宗教區別引起的狹隘妒忌充滿了整個南亞。該地區較小的國家也總是對較大的國家疑心重重。所有這些緊張關係都具有深刻的曆史根源，而且它們並沒有趨於縮小。相反，在經濟停滯、民族主義情調增加，以及南亞在冷戰中同主要強國聯盟的結構內，分歧看來在增加。
在貿易方麵——定義為單位出口值除以單位進口值——南亞的前景是混合的。但是，沒有清楚的證據表明，南亞各國在近幾十年裏顯示出改善的長期趨勢。盡管個別國家進展不同，但是，各種指標都說明將來趨向惡化的相同運動趨勢，特別是，如果該地區繼續嚴重依賴初級商品進口的話。在這一點上，南亞各國被置於一個更不利的境地。因為發達國家比較能適應相對價格的變化，在價格較低時，他們能夠從窮國購買更多，在市場較不利於買者時，他們減少購買。但是，發達國家的技術進步可以緩和這種效應，發達國家應該幫助降低南亞各國所需要的進口商品的成本。此外，共產主義國家向南亞增加出口已經產生了有助於降低進口成本的競爭壓力。
由於出口收入不能與進口需要保持同步，南亞國家就麵臨著日益嚴重的外彙短缺。因此，他們的發展工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以優惠條件吸引足夠數量的外資的能力。在西方世界，大規模的在外國的投資已逐漸恢複，它們幾乎都是直接類型的。但是，作為主要債權國的美國，繼續把它的投資集中在南亞以外的國家。但菲律賓、馬來亞、泰國、最近還有巴基斯坦已獲得了一些投資。到印度和錫蘭的投資相對很少，它們曾經一度吸引過外國企業和投資。
由於現有的私人資本很少，幫助南亞國家滿足超過他們停滯的出口收入所能維持的進口的迫切需要的主要負擔就落到外國政府身上，在後斯大林時代之前，全部落到西方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身上。在戰後初期，支離破碎的南亞由於獨立鬥爭而受到嚴重破壞，援助國的注意力集中在歐洲。在20世紀50年代初，共產主義政府在中國成立以後，美國開始對這一地區表現出更多的關心，這種關心變成日益增加的轉讓與貸款數量。在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隨著冷戰變熱，美國援助激增。南亞也以逐漸擴大的規模從一些西歐國家的轉讓與貸款中獲得利益。共產主義國家也首次開始以采取增加數量的辦法提供信貸。盡管與受援國的需要或者較富國家的能力相比數量很小，但是，當前流入南亞的外國援助與信貸遠遠超過了該地區過去所得到的總和。
援助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南亞對大國已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同時，內部不穩定和其他因素已造成了不利於外國私人投資的氣候。但這種資本運動型式，使這類援助對南亞經濟發展產生較小的潛在刺激力。一方麵，金融援助的具體配置並沒有唯一地與經濟考慮相聯。例如，從1954年到1958年，老撾和南越從美國得到的轉讓和貸款總數幾乎等於印度和巴基斯坦得到的總數，但是，總的來說，南越和老撾的發展工作幾乎無法承受如此重大的援助；印度的人口比這兩個國家多許多倍，而它正在對更大得的發展作出努力。
提供給南亞的許多經濟援助也附有一些條件。除了影響受援國的政治含義外，轉讓和貸款本身常常是為特定目的而進行的。有時，提供轉讓和貸款是為援助國提供櫥窗。在另一些情況下，受援國被要求在捐贈國花銷他們得到的援助，或者用該國船隻裝運他們所購買的東西。這類限製阻礙了這些接受國最有效地使用外國資本。這種援助經常同一國政治態度直接成比例地波動。例如，一位首相對美國的批評性演說能夠引起對該國援助前景的重新審查。相反，采取強烈的反美政策可能得到蘇聯擴大信貸的獎賞。從經濟角度看，現在的雙邊援助體係顯然有強烈的趨向，這隻能被解釋為資源錯誤配置的趨勢。說出有多少給予南亞的“經濟”援助被放錯了地方是不可能的，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其中許多被浪費了，或甚至限製了基本改革。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更大的依賴應該放在國際機構的貸款上，那裏，政治因素較不明顯。在找到更適當的機製輸送大規模的和長期的外援給那些最需要、最應得到的國家之前，這種援助將仍然是不夠的和短期的，又特別是將置於當時政治形勢支配的劇烈轉變之下。
我們在這一章概括的經濟現實對大多數南亞國家都是不利的。將來改善的前景看來也令人沮喪。但是，南亞國家必須采取一切措施，披荊斬棘地前進。
我們能夠增加新的初級產品，增加可銷售服務，諸如旅遊業或製造新的製成品而使出口多樣化。但是，南亞的資源基礎看來不適合於為初級產品供應許多新的材料，除非有新的發現。在今後的20年裏，服務業無疑將會擴大，但它們不可能擴大到大幅度地提高進口能力。這就使得製造品成為最好的多樣化前景。但是，除了一些產品以外，諸如印度的吊扇和縫紉機、巴基斯坦的板球，當然還有紡織品，南亞國家都尚未能大規模地打入工業國家的製成品市場。
這種境況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為原因。首先，原材料基礎相對差。在勞動無效率、工資低、資本不豐裕時，這代表了重要的限製條件。而更根本的問題是難以進入已確立的市場，這對設備最好的國家來說足以成為一個挑戰。在南亞，廉價勞動力可能很容易得到，但不幸的是，勞動和管理的無效率以及專門輔助設施的缺乏往往提高了每單位產量的成本，因而抵消了較低工資水平的優勢。還有一個問題是，大多數市場大的國家實行進口限製和征收關稅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