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南亞國家就發現他們處於兩難境地：出口收入的增加是維持他們需要的進口所必不可少的，製成品成為出口可能有較大增長機會的惟一一個方麵。因此，實現有活力的和動態的經濟體係主要取決於這些國家增加製成品出口的能力。但在這一方向擴大又會遇到我們業已列舉的一切障礙和限製。
這意味著，如果富國想要南亞國家成功，他們必須讓路，不僅廢除對南亞製成品的人為限製，而且在他們自己的國家為這些產品開辟市場，並保證長期不實行進口限製。這要求富國在研究不發達國家時，要有比他們到此為止表現出來的更大程度的理解，以及抵製國內有力的短期保護措施壓力的更大願望。從政治上來說，富國提供能使他們自己商業界增加出口的轉讓和貸款較之允許可能不利地影響國內某一工業部門的進口量遠為容易。製成品出口的增加還潛在地比雙邊國外轉讓和貸款——這有巨大的不確定性和其他缺點——對不發達經濟具有更多的刺激作用。“要貿易不要援助”的口號對南亞具有真正的意義。
南亞國家朝著多樣化方向努力，通過發展其他市場，有某種增加貿易的小小機會。有三個重要地區能夠增加他們的貿易機會：共產主義國家、南亞各國本身、非洲及西亞的不發達國家。
蘇聯和其他歐洲共產主義國家可能把他們自己的自然資源儲備推到極限，他們的工業化努力已使他們處於這樣一種地位：他們能夠成為資本品的主要出口者，並且，這些出口能夠指向不發達國家。共產主義國家又能從南亞進口更多的初級產品或傳統產品。因此，共產主義國家和南亞之間大規模的互利貿易看來有明顯的可能性。共產主義集團甚至還構成了更大的消費品的潛在市場。蘇聯自1950年以來消費支出急劇增加，雖然這種增加主要來自該集團內部，但是，也不應該有理由阻止他們從其他國家購買。共產主義國家現在看來在增加他們同南亞一些國家，主要是同印度的貿易中，看到了政治和經濟的利益。而且，在願意為南亞消費品及產品的出口開放國內市場以及提供可用他們自己通貨償還的長期信貸方麵，看來他們比美國更靈活。
南亞國家之間的貿易提供了市場擴大的另一條潛在途徑。盡管該地區內部存在的阻力影響了直接前景，南亞國家還是能夠努力把他們的進口替代工作建立在地區的基礎上，擴大南亞一個國家賣到另一個國家以交換該地區內部產品的潛力。例如，在以前進口的產品上，可以聯合生產並同單個國家專業化生產一些產品結合起來。如果向世界其他地方的出口不能大大增加，經濟壓力就將隨時間而擴大。因此，更密切的地區經濟一體化或合作的願望將增長。該地區已有了一些合作項目，盡管南亞國家之間存在民族對立，這些合作項目還是有些進展的。湄公河項目和亞洲公路提供了鼓舞人心的例子。
但是，僅僅降低南亞國家之間的關稅還不足以增加貿易。用聯合國經濟學家的話說，“自由化不能擴大市場，有機化才能擴大市場”。南亞需要的東西是國民計劃的協調。最初能夠通過一係列雙邊協定達到有利的結果，例如，錫蘭可以保留建立大規模輪胎工業以供應自己和印度的權利，同給予印度供應機床市場的權利相交換。錫蘭有橡膠，而印度有大型機床工業的基礎。共同計劃和放棄現有計劃的狹隘民族主義是達到可接受的合作利益分配及補償缺乏適當市場機製所必需的。在這成為現實之前，當然有許多障礙要清除。在這些情況下，南亞地區一體化的熱烈討論幾乎至今還沒有產生什麼結果，並不很令人驚奇。但是，既然這些努力有如此之多值得稱道之處，那麼這些努力就不可能會被放棄。而且，其他地方的貿易集團的興起，諸如歐洲共同市場，可能推動南亞比在其他情況下更快地走向較密切的經濟聯合。
第三種選擇，即同南亞以外的其他不發達國家貿易，暫時看來最為遙遠無期。但是，推動南亞內的國家進行更密切經濟合作的同一邏輯應該照樣適用於所有不發達國家。某種類型的“窮國”廉價品的共同市場有一定的邏輯基礎，尤其是當我們記住，他們之間為在富國得到更多的出口市場而進行的競爭，較窮國家更可能是阻礙而不是幫助自己。
這些令人煩惱的世界貿易和區域貿易問題本身足以令人沮喪。南亞的外國投資明顯增加的前景也是暗淡的。進口限製、通貨管製以及對外國企業的一般限製，使許多私人投資者對來南亞久久舉棋不定。但還是有許多人將繼續受這種想法的吸引：他們能在被保護的市場上賺錢，並且能從許多努力的副產品中賺錢。南亞商人也注意到，同能夠提供機器和其他生產必需品的外國公司合夥是有利可圖的。否則，這些商人就難以得到外彙。在南亞，有一種日益增長的看法：外國人參與工業風險經營除了節約外彙外，還有一些利益。特別是，他們能夠引進有價值的管理和工程人員以及技術知識。
但是，由於南亞的經濟和政治不穩定，我們不能指望，在將來比最近有大得多的私人直接投資。南亞迅速增長的進口需要與停滯的出口收入之間的缺口已完全被轉讓和信貸形式的公共資本填平了。但是，對不發達國家的金融援助的總結果是已經到了嚴重的危機狀態。捐贈國，特別是美國，正在降低真實項目的援助，降低幾個方麵的質量。由於南亞貿易狀況不斷惡化，情況變得更為嚴峻，還要加上的一點是，對世界銀行所謂的“債務爆炸”的擔心。不發達國家欠下的債務量不斷積累意味著，這些債務的償還將日益變得難以承受。已很明顯的是，應該從貸款轉變到援助南亞的最好形式：轉讓。但是，轉讓總是比貸款更難讓國會或議會通過。還必須日益注意到，不能真正指望南亞償還它所得到的一切信貸。這一事實應該支持正在進行的如下努力：使向該地區的貸款在利率和償還本金容許的時間兩方麵更軟。
在這些條件下，進口替代已被視為主要政策方針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雖然很難進入出口市場，但還有國內市場能夠為工業增長提供需求基礎。削減國外進口不僅節約了外彙，而且建立了使工業化能夠出現的保護壁壘。但是，用刺激新的製造來發展進口替代品的計劃牽涉到工廠和機器的投資，並經常牽涉到公用事業和運輸的建立，在許多情況下，增加了資本品進口的需求，並經常增加了不斷進口機器備件、半製成品和原材料的需求。建立輔助工業以替代這些進口又將提高特定資本品進口的需要。
然而，進口替代政策的嚴重困難是，替代的路線通常不是由合理計劃選擇的。一般首先出現問題是，國家陷入外彙困難，然後，它往往常被迫采取某種進口管製。由於自然甚至理性的原因，它試圖削減最不必需的物品的進口，這些物品因而自動地得到最高保護。從發展的觀點看，這是無計劃的保護。最後，我們應該強調，南亞各國在進口替代方麵的努力，如果沒有以提供更合理的區域分工這種方式來協調，可能會摧毀地區一體化的事業。發展來自鄰近國家的進口替代品，諸如食品和紡織品通常最容易。但是，即使在新行業方麵，一個國家的進口替代也可能普遍存在而對地區協調沒有任何考慮。當所有國家都想建立鋼鐵廠時，能夠生產最廉價鋼材的國家在地區內部發展出口市場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
對這裏提到的任何問題都沒有輕而易舉的解決辦法。所有的政策途徑都受到嚴重限製。每種政策途徑對其他政策方麵都產生重大的、經常是不利的反應。顯然，南亞各國在實現人人出口成誦的“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努力過程，麵臨一個比現在所有西方發達國家在一個世紀或更早以前所麵臨的根本上更艱巨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