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平等與民主
南亞各國已經接受了發展計劃的思想，更根本的是，他們已把經濟發展視為國家關心的事情，因而視為一個政治問題。這是使他們的狀況不同於處在工業化初期的西方國家的一個重要事實。另一個事實是南亞信奉平均主義，這是其計劃思想的組成部分，這種思想又必然以各種方式在解放運動中發揮作用。
根據民族氣質，對平等理想給予正式認可，無論其對政治行為的影響程度如何，總意味著南亞國家同西方國家的相似之處。但是。牽涉到一個時間範圍問題。當西方國家進入迅速發展時代之際，社會福利國家的概念還在孕育階段。它包含在學者的抽象前提中和造反者的想象中，但沒有成為既定的政府政策宣言的一部分。統治階級認為它是危險的。一言以蔽之，對南亞前工業國家來說，他們自己在政治上信奉平等學說是在蘇聯以外史無前例的行為。
在所有闡明發展目標的計劃中，平等思想處於顯著位置。由於計劃經常集中注意發展的經濟方麵，它們強調收入和財富的均等化，以及更普遍的生產資料所有製的均等化。其他福利理想通常安排在獨立的幾章裏，如果它們也包括在計劃裏麵的話。更大的社會和經濟平等的部分理由，當然是普遍的智識化感情：用我們的術語來說，它是一種具有獨立價值的內在美德。這意味著，理性的動機在一定限度內將支持更大平等的要求，即使它隻能以較慢的經濟發展為代價而達到。但是，從廣泛的社會觀點看，顯而易見，在南亞，特別是在一些最窮的國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類，型，常常阻礙了經濟進步。在這種情況下，平均化對發展既有獨立價值，又有工具價值。
傳統社會等級中固有的所有這些不平等都被認為是發展的障礙。印度的種姓製當然是一個明顯的障礙。它強化了社會各階層普遍存在的對體力勞動的輕視和厭惡。由於正統的印度教徒不僅把進行這種勞動的人，而且把他自己種姓以外的一切人都看成是圈外人，它也歪曲並否定了一般人類兄弟般的感情和同情心。
當人們普遍同意更大的平等應該是計劃的最高目標時，實際的發展通常趨向於加劇不平等。在這種情況下。流行的理性化就把這一目標的實現推遲到經濟已有大幅度增長的階段。據認為，不平等的增加在“發展中國家”是自然的。普遍觀察到的事實支持了這種思想：曆史上的經濟發展通常導致了財富和權力的更大集中，以致有時會得出這種推論：這個結果是不可避免的。關於這一點人們常常提到西方甚至日本的經驗。但是，就其本身來說，這些曆史比較並不一定是有意義的，因為在南亞的情況中有一些獨特的因素。因而可以假定：南亞的發展將由計劃促成，這種計劃又趨向於實現平等化理想。
重要的問題是，經濟均等化和經濟進步之間是否存在衝突——即均等化是否必須付出進步緩慢的代價。盡管對南亞有關的經濟因素及其關係還缺乏詳細的了解，但是，我們能夠列舉那裏的大量情況說明，均等化的增加將比在西方國家更多地幫助發展，而不是阻礙發展。
一方麵，經濟不平等是社會不平等的原因之一，反之亦然。因此，經濟不平等的縮小往往會使社會不平等縮小，這對經濟發展將會產生有利的作用。此外，低生活水平和低勞動生產率之間存在一個類似的相互聯係。因此，鼓勵較低階層的基本消費的措施將增加勞動投入，提高勞動效率並增加生產。把發展簡單地視為投資函數的戰後常規方法，從上麵這兩種重要聯係中抽象出來，因而這就可能使人們相信，發展不僅能夠在沒有平均主義的改革的條件下發生，而且，不平等的增加甚至可能是經濟增長的條件。
當更大平等的最高目標被保留，而同時以這種傾向性的方式探討發展問題，結果就可能是混亂的、機會主義的想法，掩蓋了不符合平均主義理想的政策。甚至當改革明顯地是由這種理想推動的時候，它們不是依然無效，就是反而有利於不那麼窮的人。廣義地說，各種援助計劃、土地和租賃的改革工作以及村社發展和合作計劃就是這樣。當然，從長遠看，提高健康水平和初級教育水平的努力應該有平等化的作用。但即使在這方麵，也隻有一小部分政府支出被用於最需要的地方，特別是教育製度一般嚴重地不利於較低階層。
完全不受政體支配的南亞各國，受到上層階層及構成上層階層大部分人的各種集團內部以及集團之間妥協與和解的支配。這個上層階層成員稱自己為“中間階層”這一事實是重要的。特別是在印度，政府已試圖用各種手段，包括累進所得稅。來限製土邦主、地主、工業和金融巨頭們的權力和財富。鄉村中的上層土地所有者、商人、放債者、一般實業家和中下級公務員，都把這些政策看成是建立更大平等的嚐試。這些政策有時十分有效。在公開討論中，人們普遍認為，更多地考慮“中間階層”會有利於實現平等的目標。真實的情況當然是，在印度背景下，這個“中間階層”顯然是一小撮上層階層的一部分。如果在平等的事業上要有真正的進步，需要援助的就是較低階層。
關於印度所說的情形也適用於該地區其他國家。在巴基斯坦，即使沒有種姓製度的剛性，不平等也一樣顯著。這裏，整個上層階層相對地不太關心社會和經濟公平——或至少相信，激起這個問題的輿論是不明智的。在錫蘭和馬來亞。以及在大多數其他東南亞國家，平等問題由於存在印度人和中國人等少數種族集團而複雜化了，其中一些集團占據的地位，對大多數人的集團來說是特殊的。緬甸和印度尼西亞表示要采取激進計劃以促進平等。但當內外政治問題增加時，對這種事的興趣也就淡薄了。
政治民主的理想與社會經濟平等的理想密切相聯。我們所說的政治民主是指一個體係，其中，行政官員對人民的願望負責，人民的願望由普選權下的選舉、獨立的司法製度和保證廣大範圍的公民自由來表達。更大的社會和經濟平等的吸引力的一部分在於：沒有這種平等，政治民主就不會實現。但是，尤其在獨立前的日子裏，它也經常被視為實行社會和經濟革命，或者使社會和經濟革命必然發生的基本手段。在印度，不僅尼赫魯和國民大會中的社會主義派別，而且其他人也都堅信，給貧苦大眾以投票權會導致激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