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上述問題的簡短回答是，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使該地區的新國家能夠經曆西方國家的政治演化。南亞還沒有任何限製選舉權的企圖，民主觀念也還沒有放棄。甚至在這些理想勉強實現時，它們的影響和聲望是如此之大，以至能阻止和平與穩定的上層階級政府的產生。
一旦普選權被接受為道德原則，西歐式的半民主上層階級政府就不能產生了。從充分民主的退卻必須一走到底，必須否定每個人的選舉權、或者貶低選舉議會，使之變得無關緊要。隻剝奪較下層人口的投票權可能會被視為較不“民主”，此舉無異於揚惡抑善。整個趨勢提供了說明思想力量的例子，即使當這種思想力量被扭曲的時候。用適當的曆史眼光來看，這些獨裁政府可視為這些國家沒有而又不能產生的政權的替代物形式——也就是可與工業化之初的西方國家相比的、穩定的上層階層政體。
像賈亞普拉卡什·納拉揚和前總統蘇加諾這樣的批評家依靠的是一些殖民時代以前的浪漫的鄉村民主觀念。他們關於政治重建的思想已帶上了關於其人民的相互合作和和諧的特殊天才的黃金時代神話的色彩。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幾乎是惟一反對應用西方民主的人，更多地談論人民的政治不成熟性，而較少地談到人民的“天才”。這些思想的結果是：所有的政治體製形式——“指導下的民主”輿論政治、間接選舉和直接獨裁統治——都建立起來，以代替立足於限製選舉權的代議政治。
但是，這種政體的穩定性要以存在穩定的上層階級社會為前提條件，在這種社會，統治階級對自己的權力和地位滿懷信心，並感到內在的安全。在印度，這種社會的基礎被獨立以後不久實行的反封建改革削弱了。更重要的是，它被政治民主、平等和計劃等思想的傳播摧毀了。這些思想獲得了對上層統治階層的一定控製作用，至少擾亂了他們的自信心。
在獨裁統治代替議會民主的所有情況下，武裝力量都是這種代替得以實現的工具。可以證明，這有一些優點。武裝力量至少必須按照合理的計劃行事，他們還有紀律基礎。如果這些政府的軍事領導人真正致力於減少阻礙進步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那麼，從現代化理想的角度看，軍事獨裁或許是可取的。但是，軍隊領導人往往來自特權階級或者打算同這些階級聯姻。並且，為了有效地統治，他們總是被迫同企業與土地所有者集團以及較高級的文官聯盟。這經常導致上層階級的控製活動。
因而，軍事獨裁是否有利於發展是不確定的。也不容易看清南亞各國政治上將飄向何方。所能肯定的是，他們現在擁有的或將要形成的民主或獨裁民治（authoritarianpopularism）形式極不同於西方國家處於同樣曆史階段時的政治製度。我們又一次必須視南亞為第三世界。
西方國家對南亞政治民主命運的反應是克製的和矛盾的，主要因為冷戰的考慮。在西方國家，特別是在美國，有一種普遍的擔心：害怕南亞，甚至害怕所有的不發達國家將走向共產主義。人們普遍假定：如果窮國沒有經曆十分迅速的經濟發展，如果發展的果實不是由民眾享有，那麼。這種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很大。所以，當獨裁出現時，隻要它們是反共的，一些西方評論家就不願批評它們不民主。在更令人尊敬的知識階層已日益認識到，在南亞的普遍情況下實現民主理想有巨大的困難。西方作家一直試圖對政權形式保持更中立的態度，對從計劃角度看的效率更感興趣，雖然他們不斷表明偏好民主。不過，最經常討論的政治問題仍然是，這些國家是否正走向共產主義。
我們想表示的是，我們對關於南亞未來政治發展的任何預測之有效性的懷疑態度，特別是對那些建立在關於民眾行為的圓滑看法基礎之上的預測的懷疑態度。我們強調，設想既不符合馬克思的革命理論，又不符合它在“提高預期的革命”理論中發展的革命事件或沒有這種事件，是容易的。例如，即使生活水平進一步惡化，印度鄉村中的下層階層完全可能仍然苟安於不平等的枷鎖之中。如果由於某些外部影響，他們深受幹擾，階級利益也可能取代現在複雜的利益結構，並導致民眾起義，反對特權階層。在某種情況下，當經濟停滯或正在惡化時，外部力量將更有效地鼓動民眾。在另外一些情況下，提高生活水平和識字率，可能為這種來自外部的革命影響提供更好的溫床。
如果“知識型”失業人數增加，這種特殊的“中間階層”集團可能為組織民眾抗議運動提供動力。這類失業的挫折也可能隻在表麵上找到發泄處：無組織的示威、罷工和騷亂。“受過教育者”和大眾之間的差距在這類國家是巨大的，那裏，輕視什役工作，尊重教育，因為教育可以免於體力辛勞。在一些情況下，民族主義熱情可能被納入革命事業的範疇，在另一些情況下，民族主義口號可能被用來平息剛出現的反抗，特別是如果反抗充滿了宗教色彩。對這些無法估量的事件之變化的反應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間是不同的。
當共產主義被描繪成“絕望的企圖”——在這個意義上；據說那些很窮而且幾乎沒有改善命運前景的人比那些處境稍微好一些、對未來樂觀的人更容易接受它——時，這是一個沒有得到經驗和仔細分析支持的概括，從長遠看，幾個南亞國家將很可能更傾向於共產主義。西方國家通過慷慨的援助政策也可能成功地鞏固反共政權，雖然有時對民眾的經濟狀況沒產生任何有利的影響。
無論出現什麼形勢，原因都將是複雜的，並且幾個國家可能都十分不同。貧困、不平等和缺乏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沒有任何預定的或明確的作用。本當對被蹂躪的南亞民眾有更多的了解並寄予同情的西方作家，卻認為自己必須迎合國內的反共情緒，以便有機會大談其建立世界各民族間更道義的團結的主張——可悲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