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於腐敗的初步正式研究中，特別是印度的腐敗研究中，一般對爭奪南亞市場的西方商業界所起的作用保持沉默。西方商人自然從未公開討論這一點。但在同我們的私下談話中，許多人坦率地承認，他們不得不賄賂高級官員和政治家，以締結商業交易。他們經常必須賄賂高級和低級官員，以使他們的企業運轉而沒有太多的障礙。他們說，這些賄賂構成了他們在南亞的總營業費用的很大一部分。
在試圖確定行賄受賂事實，特別是較高級官員和政治家方麵索賄受賂事實時，研究者麵臨一個特殊困難。賄賂很少是直接交付的，通常通過一個中間人。這個中間人可能是一個本地商人，或者是一個低級官員。許多西方企業發現使用專門行賄者或中介人作為代理人更方便——且較少令人反感——他們然後向這些人支付報酬，這些人的合作是生產和商業順利進行所必需的。更一般的是，當一筆生意要做成時，掌握最終權力的某一官員經常要通知西方商人，一位部長或一位高級官員希望得到一筆一定數量的錢。即使本地商人也經常處於這種與索賄者有關的間接關係。由於整個事情是秘密的，經常沒有辦法知道中間人是否將這筆錢據為己有。他甚至可以使用一個清白人的名字的分量來使交易有吸引力，並增加他的利益。這當然是腐敗民俗學可能誇大較高層腐敗程度的方式之一。
腐敗民俗學，反腐敗運動中這些信念和感情的政治、行政和司法反映，幾個國家不同時期的腐敗盛行，以及現在的趨勢——所有這些社會事實都必須同南亞其他情況聯係起來，從因果關係方麵弄清其來龍去脈，並給予解釋。
當我們說南亞的腐敗比西方發達國家更普遍時，我們暗示了社會傳統的一個基本差別——在什麼地方、怎樣和什麼時候謀取個人利益的差別。在南亞對與西方現存的同樣意義上的追求利潤和市場競爭的願望進行刺激是極端困難的。但是，在南亞，要消除從那些在西方已經基本上受到抑製的一些來源——公共責任和權力領域——謀取私利的願望也同樣困難。西方人不認為是利潤來源的某些行為在南亞卻很有用處。它們有“市場”盡管當然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完全市場。這些差別實際上互為解釋。實際上，它們是前資本主義、傳統社會的殘餘。在南亞，經常不存在商品和勞務市場，經濟行為並不受成本和收益的理性計算的支配，“各種關係”必須填補這個缺口。在這種背景下，賄賂官員被認為與古老社會許可的贈品和貢物沒有什麼差別。據認為這種賄賂也與在任何社會層次附加在所給予的幫助上的恩惠沒有什麼不同。
南亞各國傳統上是“複合”的社會，那裏，基本忠誠是對家庭、村莊或基於宗教、語言、種族起源或社會等級所組成的集團，而不是對整個社會，無論是在地方一級還是在國家一組。對以牢固統治和懲罰措施為後盾的國家的廣泛忠誠是現代西方和共產主義道德傳統的必要基礎。通過它，一定的行為反應可以不考慮個人利益。在南亞，對這種較小集團的較堅決的忠誠釀成了族閥主義，它本身就是一種腐敗形式，它基本上鼓勵了道德鬆弛。腐敗的盛行是軟國家的另一方麵，一般意味著低水平的社會紀律。
但是，這是靜止的看法。它並沒有說明為什麼腐敗正在蔓延和增長。幾乎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傾向於導致更多的腐敗。贏得獨立和從殖民狀態向自治的過渡本身引起了深刻的動亂。政治家的作用大大增加。同時，殖民行政官員們應召回國，幾乎沒有留下持有較嚴格的西方道德態度的有能力的本地行政官員。應用於對私人企業控製的形式增加了官方相機決策權力的機會。這種腐敗的蔓延又給予腐敗的政治家和不誠實的官員得到這些相機決策管理的巨大既得利益。官員，尤其是中下級官員的低工資使腐敗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腐敗在因果循環中形成了。它的行動具有特殊力量，因為人們開始注意到它的蔓延，並且知道沒有采取反對它的有效措施。在世故老練的人們中滋長的觀點是，腐敗像通貨膨脹一樣．是發展的不可避免的附屬物。這種觀點的作用是傳播犬儒主義，降低對行賄受賄的抵抗力。
腐敗行為對任何實現現代化理想的努力都是十分有害的。腐敗盛行造成了發展的強大障礙與限製。忠誠的瓦解刺激了腐敗，腐敗不利於鞏固國家的努力。它降低了人們對政府及其機構的尊敬與忠誠。它經常助長了計劃中的不合理，限製了計劃的範圍。用腐敗行為賺錢的常見方法在公共職能中可能造成障礙與延遲。這使南亞的行政管理車輪減慢到毀滅性的程度。渴望避免這種耽擱就產生了“速度錢”（speedmoney）這種普通商品。行賄者經常可能並不要求官員做任何非法的事，他可能隻想加快政府機構的文件傳送和決議達成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