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與就業問題
據一般的理解，勞動力的極端利用不足構成了南亞國家的特征。勞動力的平均產量非常低。產量低的部分原因是許多勞動力閑置，不是完全閑置，就是每日、每周、每月或每年的大部分時間閑置。但是，即使在勞動力發揮作用的時候，其生產率通常也是低的。這是許多條件的結果，其中有低勞動效率。
勞動力的這種浪費通常從“失業”或“就業不足”的角度來討論。南亞的“失業”或“就業不足”一起被假定為構成了未開發的生產潛力庫。按常規，這一般用缺乏對工資雇員的需求來解釋，或者在自雇（theselfemployed）和農民的情況下，用缺乏生產性工作機會來解釋。據假定，一旦給予這些人以工作機會，他們就將抓住這些機會。“失業”和“就業不足”都被認為是非自願的，而對低勞動效率未予以注意。
在經濟理論主流中，巨大規模的“失業”和“就業不足”被視為南亞各國貧困的基本原因。同時，這些國家所擁有的大量未使用或使用不足的勞動力被認為具有生產潛力，能夠創造資本和增加生產，因而使提高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成為可能——簡言之，是一種能夠用以消除貧困的潛力。因此，計劃的重要任務是，通過把“失業”和“就業不足”輸入生產性工作來抽幹這個勞動力庫（laborreservoir）
將興趣集中於“失業”與“就業不足”，集中於工作和工作機會的創造，基本上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關於南亞的早期文獻中，最關心的問題通常是殖民政府和私人企業家遇到的勞動力持久短缺。或許隻有在這個方麵，南亞經濟問題的現代討論已更劇烈地走向殖民時代所討論的問題的反麵。勞動力使用的基本問題現在被視為向“失業”和“就業不足”的民眾提供需求和工作機會的問題，而在不久前則被視為吸引足夠數量的工資勞動者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問題。
這種戲劇性的逆轉發生在南亞國家獲得獨立、開始為發展計劃而努力的時候。計劃者自然把閑置的或非生產性的勞動力一方麵看做是貧困與低生活水平的禍根和原因，另一方麵又看做是發展的潛在資源。實際問題就是要想出能夠更充分地使用勞動力的方法。在這一點上，他們曾受到西方國家思想趨勢的有力支持，在這些西方國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充分就業也被宣布為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和政府的責任。西方經濟學家及其南亞的同行——由於他們對西方概念有透徹的了解——把最新的失業觀點不折不扣地應用到南亞。
共產主義者堅持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也不能解決失業問題，這裏麵並不包含著勞動力的使用或使用不足的另一種觀點。他們的影響隻意味著，戰後的方法在南亞加強了。因此，對於仔細考察支撐西方“失業”和“就業不足”概念的主要假定在南亞的適用性沒有給予鼓勵：超過固定工作標準的勞動力閑置，是非自願的，因而，存在一個勞動力庫，可以通過增加需求和擴大工作機會予以開發。對勞動效率不加考慮。
像在其他許多方麵一樣，關於殖民時代勞動力市場的經濟思想從起源上看是重商主義類型的。根據16和17世紀從雇主角度來看的勞動觀點，廉價、馴服和有紀律的勞動力供給充足被假定為符合公共利益。重商主義者並不是赤裸的道德敗壞的犬儒主義者，而是像殖民時代在南亞掌握權力的殖民主義者和商業人士那樣，是作出論證和行動以促進他們視之為公益的事業的人。總的來說，現有證據表明，殖民時代成長起來的企業——無論是種植園、采礦，還是城鎮工業——都經常受到勞動力短缺的困擾。無論如何，新工業一般沒有遇到大量的、要求就業的勞動力過剩。因為從這個角度看，農村本身也沒有產生大量現成的、等待開發的勞動力供給。
補充勞動力方麵所經曆的困難——以及雇主和政府所持的看法：新企業為落後經濟提供了進步——使我們描繪為重商主義分支的政策得到力量和認可。政府和雇主的思想有“事實”背景；對他們來說，這大概看來與實際情況相符，並且建立在經驗基礎上。各種思想對那些持有這些思想的人來說，看來總是從明顯事實中推導出來的、簡單的無可爭議的結論。
在殖民時代的農業部門，停滯的傳統經濟中當然有很多閑置勞動力，特別是在自給自足的農業經營者和鄉村工匠中間。人民憑傳統愛好辦事，受貧困本身的製約，從西方觀點看，往往在正常工作日的大部分時間內空閑無事。即使工作時，他們也工作得沒有效率。雖然人民大眾很窮，但他們顯然並不迫切希望通過增加農業中的勞動投入，且更不用說向工資就業提供勞動來改善自己的命運。同時，在新的動態經濟部門中，曾有過嚴重感覺到的勞動力短缺。
曾有一種殖民理論為這種現象作解釋，其主題是，本地人傾向於空閑無事和無效率，他們不願意尋找工資職業，是他們沒有欲望、經濟視野十分有限、關心活命、自給自足、無憂無慮的性情和偏好閑暇生活的表現。據認為他們對提高其生活水平不感興趣。在這些各個方麵，他們被假定在氣質上不同於歐洲人。這往往牽涉到土著與歐洲白人之間的種族差別。
其他一些事實也構成了這種解釋。人們普遍看到，炎熱而常常潮濕的氣候使持久的艱苦勞動令人厭惡，並引起惰性，工作態度也常常與社會製度中各種值得注意的因素有關。對社會和宗教習慣與禁忌強加給體力勞動的許多限製，在殖民時代就曾有過許多評論。人們也常常觀察到，營養不足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一般降低了緊張工作的耐力和能力。
盡管除了以十分委婉的方式流露之外，一般總是秘而不宣，但是，這種態度，特別是種族劣等論仍廣泛地為那些在南亞各國工作的歐洲人所持有，許多本地血統的上層人物也持有同樣的觀點。尤其是那些後來在政治部門裏升居高位或成功地當上了現代大規模企業家的極少數本地人也往往持有這種態度和理論。這提出了一個供係統研究的重要問題，因為關於土著與歐洲人之間根本不存在差別的常規理論現在已得到國內外強大的政治與外交利益的承認，而在這種常規理論的下麵還殘存著反映了我們稱之為“殖民理論”的一整套畸形態度。這種理論與美國數年以前對待婦女和對待新近的移民或黑人的流行觀點何其相似乃爾。
在殖民時代，這種理論為殖民權力結構提供了合理保護。它幫助證明“白人的負擔”（whiteman’sburden）的流行思想，以支配那些理論上不能支配自己的人。它還支持了這種思想：對提高土著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沒有多少辦法可想，因為他們的境況是氣候和不可改變的社會與生物學上的事實的結果。這個結論由於殖民理論的另一個要素而可以更問心無愧地接受：土著人懶惰，無所求而樂在其中，或許比其雄心勃勃驅使自己進行往往以失敗而告終的不遺餘力的拚搏的歐洲人更快樂。眾所周知，散布被剝削者特別快樂的觀點是特權集團為了將不平等合理化而慣用的手法；快樂而無憂無慮的黑人、幸福而心甘情願的婦女以及心滿意足的奴仆等等的幻想，無不曆曆展現在我們麵前。
所有的知識，像所有的無知一樣，往往恰逢其時，並提出了特殊利益的原因。我們的觀察經常向無知大開方便之門。承認這一事實當然並不意味著我們所有的觀察和推理都是錯誤的，但這的確意味著：我們在考察它們的時候應該慎之又慎。
我們已經概括、並將在下麵進一步討論的勞動力使用問題的戰後方法，是對占統治地位的殖民時期理論的抗議。實際上，戰後方法打下了很多抗議的烙印這個事實使理解早期的主要觀點對研究當今的南亞很重要。
殖民理論不分青紅皂白地從西方的角度來看南亞的情況，並用西方標準衡量那裏的態度和行為，因而它就得出了南亞人謙卑、屈辱和無禮的特征。但是，從所運用的觀點和標準看，沒有什麼東西從根本上把舊方法和現代法區別開來。不僅那些擁護西方世界的南亞知識分子，而且那些積極反對西方的更有進取心的民族主義者，在從“失業”與“就業不足”角度來討論勞動力的使用時，都必須應用西方標準。殖民理論之提出旨在既解釋南亞缺乏進步，又解釋那裏的貧困。那些現在希望推動進步的南亞知識分子因而藐視強調進步的障礙的殖民理論的所有這些組成部分。
由於曆史的偶然，失業問題在與南亞國家獲得獨立，並開始自己發展計劃的大致同一時間成為西方經濟理論和計劃的中心。在對該地區不發達、發展和發展計劃問題的興趣爆發中，西方作家幾乎機械地傾向於用他們熟悉的詞彙來思考問題。南亞的經濟學家也受到非常相同的影響，因為他們所接受的是用西方詞彙進行思考的教育。而且，西方國家的戰後方法所具有的感情負擔，通過它與激進主義在社會政策問題上的密切聯係，無疑增加了它對南亞知識分子的吸引力。
然而，更重要的是這個事實：新的西方方法駁斥了殖民理論中所有有異議的成分。當然，它對種族問題不置一詞。或許，模糊的懷疑確實存在，這對種族和生物學的低劣論的殖民假設可能有些意義，但是，這種態度不再是理論的一部分，無論是在科學層次上還是在普及層次上，這種態度旨在解釋南亞人民的才能和能力。各類人之間遺傳的精神特質上的平等現在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在現代方法中從未受到挑戰。這無疑是走向更大合理性的一個進步。
但是在同時，已被強調為不同於西方的環境上的論據也被擯棄了。例如，氣候的差別在溫帶從未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今天，在考慮不發達與發展時，幾乎完全忽視了氣候。雖然氣候在殖民理論中具有很突出的作用。實際上，無論在南亞還是在西方，對勞動力的使用中氣候的影響或控製這種影響的可能性沒作過任何研究。戰後方法在其增長模型中對營養、收入和生活水平及其與勞動投入和效率的關係也沒有給予很多注意。甚至當這些因素在南亞的背景中被考慮時，它們也隻是從人民福利的觀點來考慮的，而沒有從其工作的能力與準備或工作時的努力與效率來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