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國家，失業被理解成這樣一種狀況：一個人沒有工作，但正在尋找工作。有勞動市場存在，當就業機會出現時，工人完全知道。從計劃的角度看，失業和偽裝失業代表了“勞動力儲備”。這種勞動力儲備可視為隻等待工作機會的“容易獲得的供給”。它能夠通過增加勞動力的總需求來動員。如果我們能把那裏的閑置勞動力視為構成容易獲得勞動力供給的失業儲備，基本上能夠通過擴大工作機會的範圍予以開發，那末，南亞的計劃上的問題就可以大幅度地簡化。
如果我們能夠合理地忽視勞動效率，這個問題將進一步簡化。在西方，勞動力根據技能劃分成幾個部分。工作日的長度、一周和一年的工作日數量由集體協議或立法來決定。除了例外的、自私的情形外，在這些標準化的條件下，可能假定那些失業者想找工作。
南亞的問題在所有這些方麵顯然不同。這個問題被以下事實弄得更複雜：南亞大量閑置的勞動力的存在本身已逐漸養成了一種抵製那些可以提高勞動效率的措施的態度。在一些地區，效率被視為對就業有害。忽視勞動效率，把勞動力浪費的責任歸咎於缺乏勞動力需求和工作機會的趨勢——它暗含在戰後方法中，曲解了製定計劃的各個方麵——為許多棘手的問題提供了逃路。
關於就業問題思想中的進一步混淆源自殖民時代以後人口加速增長的意識。正如我們後麵將表明的，它的就業的含意並不是人口增長的最重要方麵。至少在最近幾十年的視野內——這正是一切計劃的視野——勞動力的規模並不取決於為了降低出生率所能采取的措施。不過，人口部門一般主要被視為能夠預示為迅速增長的勞動力提供就業的需要。
戰後研究勞動力使用問題的方法包括大量關於經濟和社會事實的假設，它們在西方世界可能十分現實，但在南亞並不現實。下麵三個一望而知：
（l）勞動投入主要可作為量予以討論，而不必特別注意其質，即勞動效率；
（2）總體的勞動投入低，即空閑，可視為“非自願的”；
（3）因此由“失業”和“就業不足”所表示的空閑的勞動力在下列意義上構成了“容易獲得的勞動供給”：提供工作機會是消除空閑所必需的主要條件。
戰後方法中暗含的這些假設擅自從南亞國家大多數特有的、並密切相聯的環境條件中抽象出來——無論是物質的、技術的、製度的、還是廣泛的態度的條件——特別是從下麵抽象出來：
（a）氣候因素；
（b）低營養水平和健康水平；
（c）製度條件；
（d）由製度造成的、反而又會加強製度的態度；
（e）從上述（a）到（d），尤其是從（c）和（d）產生的勞動相對不流動性，和所有市場，特別是勞動市場的巨大不完全性。
在影響理論經濟討論，並反映在模型和計劃中的一般思想模式中，進一步假定：
（4）在經濟討論中，政治、行政和組織問題大多能夠繞過；
（5）閑置的勞動力未能被工作機會吸收的一般原因在於互補性生產要素的供給不足。
由於不但投資和流動資金，而且土地和其他互補性生產要素諸如經理、技術員和熟練工人數量有限，增加它們供給則需要投資，所以，大規模非自願閑置——根據戰後方法就是“失業”和“就業不足”——的原因可歸結為：（6）內部儲蓄和國外流入的資本不足。
暗含的補救辦法是經濟中投入更大量的資本。因此，同各種經濟模型建立起了聯係，這些模型把資本投入與總產出的增長聯係起來。
有了上述諸項假定，現代方法的各大要素就可以組合成一個連貫的思想體係。在南亞，簡單地根據就業和“失業”建立的西方模型加上一個附屬物——經濟的就業成員理論——據認為使這一理論與該地區無論在農業或在其他地方的條件都更緊密地聯係起來。這個學說和所作的其他假設的一個含意是：
（7）“失業”和“就業不足”一起都可視為不僅構成了勞動儲備，而且同時也構成了儲蓄儲備。在他們能夠開始工作而沒有增加總消費的情況下，就業產生的成本——諸如工具和其他資本設備成本——能夠減少。總投資量能夠增加而不需要有組織的資本市場。
這裏十分簡單生動地概述了戰後方法，這種方法並沒有適當地考察南亞的現實，在大量文獻中，這種現實是作為偶然的限製條件和保留意見而出現的。不過，重要的一點是，盡管存在這些限製條件，這種明白易懂的方法還是指導了經濟討論、術語的定義、統計資料的收集和分析，以及發展計劃的建立。
短時間的反映表明，這些基本假設不適合於南亞的環境。南亞社會並沒有經曆過經濟進步、一體化、標準化和合理化過程，上述過程使這些假設在西方可用作總體經濟分析的出發點。
作為印度統計學會的創始人和領導者，P·C·馬哈拉諾比斯教授主要負責通過統計研究說明勞動力的使用問題。他注意到，在政府和公共當局或在有組織的私人大型企業中工作的大約隻有0.13億人享有先進國家通常的那種就業。他說，“失業”這一技術性概念嚴格地說隻能用於這0.13億人的情況（總勞動力1.6億人中的0.13億）；它並不適用於其餘的在家庭或小型企業中工作的1.4億人。
即使這樣，馬哈拉諾比斯還是試圖用戰後方法估計印度失業和就業不足的程度。這暗含著幾個不現實的假設：流動的勞動市場，技能和效率的標準化，機會的普遍認識，以及工人的空閑真正是非自願的，所以，空閑的勞動力供給等待工作機會，並踴躍抓住工作機會。他提出的數字當然是沒有意義的，其他關於“失業”和“就業不足”的統計資料也是如此。
在西方國家，容易獲得的勞動力供給和勞動力儲備通常大致等於同一個東西：失業的人數加上偶爾位於邊緣的偽裝失業。這種儲備能夠通過增加勞動力的需要，主要通過擴大商品和勞務的總需求來動員。在南亞，容易獲得的勞動力供給代表真正浪費的勞動力的根小一部分。大量的勞動力浪費——無論是因為勞動力完全沒有使用，還是隻有部分時間使用或以近似無效的方式使用——是該地區經濟生活的明顯事實之一。就此而論，重點是，勞動的這種鬆弛幾乎不能通過打開總需求的閥門使他們緊張起來。勞動力的使用不足大大超過了擴大需求所能夠動員的供給。
相反，大部分勞動力都深藏在氣候、社會文化和製度母體之中，這種母體不僅往往使現有的勞動力使用的低水平持久化，而且抵製對新的生活方式與工作方式的迅速直接適應。在使低生活水平和勞動效率持久化的製度結構內，完全或部分閑置，或者從事無生產力工作的勞動力不可視為構成了容易獲得的勞動力供給庫。其就業狀況甚至不能根據自願和流動勞動市場的合理概念來考慮。當人們探究關於這些事實的已知問題時，適用於西方國家而不加批判地照搬於對南亞國家的研究的合理假設就完全失敗了。現代方法中假定的容易獲得的勞動力供給因而被嚴重地誇大了，這裏，勞動力使用不足的性質是不同的，問題是長期的。“充分就業”是一個遙遠的目標，而不是通過保持態度和製度不變的總體措施就能達到的。其中有組織的市場的有限範圍使總體措施解決勞動力使用不足的可能性遠為減少。
當我們使用容易獲得的勞動供給這一概念時，我們正在提出一個相當直截了當的問題：工資勞動市場上和自雇為主的部門中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將會使多少勞動投入出現？那末實際上，我們感興趣的是確立一個完全獨立於外界觀察家的準則的行為事實。但是，即使這種明顯簡單的問題在南亞也不允許作完全直截了當的回答。答案取決於工人本身的反應，而工人本身甚至可能很難想象這種變化了的事態。其中他們會發現從事新的工作有吸引力，或者工作更長時間，或者更緊張地工作。
當我們把注意力轉向計劃者支配的勞動力儲備時，問題在南亞甚至變得更複雜。這裏，我們正試圖從關心降低這種浪費的旁觀者的觀點來把握勞動力的浪費。在計劃者的觀念中，勞動力儲備是在調動了各種政策措施——將直接或間接地產生各種效果，包括工人態度的某些變化，以及以這些態度為條件的製度上的一些變化的政策措施——之後，他將任意處理的增加的勞動力供給與投入。他工作的行為準則因而不同於那些在現有勞動力行為中所顯示的和可觀察到的準則。
因此，勞動力儲備概念變成了一個高度假設性的數量，取決於所有有計劃的政策措施的方向和強度。對成千上萬的人必須加以誘導，改變他們對待就業與工作的傳統態度，直接地——通過教育、宣傳、領導、管製或強迫——和間接地通過增加資本投資、改進生產技術，以及改革有關土地所有製度結構這種方法來改變工作條件。依照這些動態的政策，現有的勞動力供給、工作的時間長短和效率本身成為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函數。
把南亞國家的勞動力使用不足看作勞動儲備的一切嚐試都暗含著一個政策假定。勞動力儲備的大小是所應用的政策措施的函數。它不能以“客觀的”方式定義為——因而以經驗方式肯定和測量——僅僅與事實有關和獨立於政策假定之外。一般地說，有計劃的政策措施越是影響深遠和有效，它們越是明顯地集中注意特定的、增加現有勞動力供給、投入和效率的目標，我們就應該預期有更大的勞動力儲備。
這裏我們闡述的命題是這樣的：在南亞的情況下，由於實際的和邏輯的原因，勞動力儲備必須以動態和政策決定的方式來陳述。計劃者的儲備不能僅僅指單個時刻。而必須假定為指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政策誘導的變化能夠奏效，而且，這段時間內的勞動力自然增長必須納入分析之中。此外，切合實際的政策不能唯一地指向增加總勞動投入。它也必須瞄準提高勞動效率。作為最終目標，計劃者和決策者必須力爭通過在較高勞動效率水平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充分使用勞動力，來吸收總勞動力儲備。從這個意義上看，南亞計劃者和決策者可得到的勞動力儲備顯然比容易獲得的勞動力供給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