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人們對政策措施與總勞動力使用之間的函數關係研究得非常少，我們把這種函數關係叫做經濟分析的主要問題。文獻中充斥了一些與世無關的說法：在收益增加時，農業中能節省多少勞動；如果生產合理化了，在其他許多職業中能節約多少勞動。這些說法的一般意義並沒有什麼錯誤。它們的基本真理的意識是這些國家計劃和決策努力背後的智識力量。但是，除非補充一個南亞國家實際情況中所需要的具體政策措施的詳細說明，否則，它們就沒有明確的意義。
總之，那些讚成戰後方法的人試圖以靜態方式把勞動力儲備定義為既定時點上本來存在的，並且與任何政策假定無關。至於那些工資勞動者，通常的做法是把那些閑置而且能夠假定為需要就業的工人看成是勞動力儲備。但是，主要任務是定義和測量“就業不足”的數量，就業不足又被理解為抑製在農業自雇和其他家庭經營中的剩餘勞力，他們完全或部分閑置，或者以很低的生產率水平工作。這無疑是由下列信念引起的：戰後方法需要調整以適應南亞迥然不同的情形。用一個西方失業討論中的比喻來說，這種剩餘經常被稱為“偽裝失業”。
關於這個論題，雖然有很多變種，但是，“就業不足”思路背後的基本觀點卻是靜態的；它假定在資本設備、生產技術和製度結構不變的條件下，勞動組織本身隻有微小變化，即使“排除”部分勞動力，也能夠得到相同數量的總產。這個靜態定義必須建立在一套外在準則的基礎上。在某種情況下，它們已建立在勞動較密集地使用的農場經營成果的基礎上。在另一些情況下，已經假定，每年隻工作一定小時數或天數就符合充分就業。有時沒有交代清楚使用了什麼標準以及是否假定要完全保留靜態條件。
這種思維方式與社會科學中，尤其是與經濟學中的傳統一致，這種傳統是“使概念具體化並達到沒有價值前提的政治上有意義的結論。就南亞國家的勞動力使用而論，采用這種做法的吸引力是強大的。一方麵，在工人閑置以及就業時工作得很無效率的意義上，實際上存在大量的勞動力浪費。另一方麵，勞動力使用不足的根治對策觸及了爆炸性的政策問題。例如，關於稅收、土地和租佃改革、強迫勞動製度的討論，顯然高度充滿了既得利益和感情。我們所批評的這個學說試圖用玩弄邏輯上行不通的伎倆這個由來已久的方式顯示其“博大精深”：定義和測量浪費的勞力而仍然沒有說明能夠采取一些什麼措施。
把對事實的觀察置於這種理論的嚴格規範中，也導致了對現實的嚴重歪曲——所有立足於戰後方法的理論共有的歪曲。近幾十年來，設計“就業不足”概念的嚐試已經失敗。這個概念根據靜態比較來定義勞動力儲備，所以能夠精確地衡量南亞各國浪費的勞力——其情形在較早的時候曾被描述為“人口過剩”。我們能夠嚐試進行經驗研究的是容易獲得的勞動力供給。即使這種勞動力供給不能精確地測量，這個概念也至少是堅實的和清楚的。它涉及人們在不同情形下將或可能采取的行為方式，並不受先驗假設的約束。
我們還知道，從計劃者和決策者的角度看，南亞各國的勞動力儲備不像西方那樣，它比這種容易獲得的勞動力供給大得多——如果擬定計劃來誘導激進的改革政策的話。這是南亞經濟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實之一。但是，在戰後方法結構內，不能確定或測定它，在這個問題中，戰後方法是靜態的，並試圖拋開價值前提來發揮作用。它必須作為在一個時期內和一具體情形中，一方是政策措施，另一方是勞動投入與效率兩者之間的函數關係來現實地予以研究。
我們已經拒絕了戰後研究勞動力使用問題的方法，所以也把“失業”和“就業不足”概念作為不適合於南亞現實的提法而予以拋棄。這樣，我們現在求助於另一種方法——我們相信這種方法邏輯上是一致的，並且適合於對南亞實際狀況的研究。
在這個研究中，我們將使用“潛在勞動力”或“勞動力”一詞，意指處於工作年齡的人口。這種勞動力的年齡界限必須由與該地區習慣一致的現實假設來決定。在政策討論中，這個假設也應該根據隨後將予說明的價值前提來考慮可能誘使這些習慣發生變化的方式。
發展水平及其變化的速度可用潛在勞動力的平均生產率來指示。計劃問題就是設計政治上合理和實際可行的政策工具，以誘導盡可能多和盡可能快地提高平均生產率的變化。勞動力的生產率能夠靠更多的總勞動投入來提高，這取決於：
（a）至少在考慮全年時，勞動力參與率或正式完成某種工作的那部分勞動力。勞動參與率低於世界上任何地方，而由於各種原因，一些南亞國家顯然更低。
（b）這種參與者（根據上述定義）的工作時間長度，根據每年工作周數或月數、每周工作天數或每天工作的小時數來衡量。
這種定義使我們能夠以下列方式測定閑置程度。通過以假定的工作時間長度標準來衡量，勞動力完全參與後所能實現的總勞動投入就能計算出來。然後，可分兩步來確定空閑的程度。首先，從實際參與和時間長度中獲得的勞動投入與假定條件下能實現的最大勞動投入之間的差額能夠確定。其次，這個差額數能夠表示為假定可達到的最大勞動投入的比例。
在戰後方法中，空閑被假定為不自願的。這種研究南亞勞動力使用問題的一廂情願的方法——暗含在“失業”和“就業不足”概念之中——是無益的。人們可能沒有找工作，因為他們相信找不到，這又必然是缺乏有效市場，以及生活在停滯和很孤立的社會中所造成的見識有限的函數。而且，在使一些人完全不願意工作，另一些人隻願意自雇或工作於家庭企業方麵，社會與宗教的製度和態度起了有力作用。即使準備為雇主工作的那些工作年齡人口也可能隻供給本地，或隻供給特種雇主的服務，或者隻供給某些類型的工作。因此。他們的流動性可能受到他可以工作的地點和做什麼工作的限製。
一個要點是，合理計劃的範圍不能僅限於那些對工作機會作出反應的人，假定目前能夠說明和確定容易獲得的勞動力供給數量的話。它也必須指向提高生活水平，特別是指向改變製度和態度，以便更多的人將願意和能夠參與勞動，每年工作更多的小時、更多的天數、周數和月數，並提高工作效率。
除了勞動投入量以外，第二個主要變量是每單位勞動投入的平均產量。它取決於大量因素。
（a）一是勞動效率。這代表勞動產出的質的量度。當在下麵從（b）到（e）的一切條件確定時，我們將把它定義為工人的生產率。這樣定義的勞動效率取決於工人的體力與腦力——他的健康——這又取決於現有的保健設施，此外還取決於營養水平和其他生活水平；取決於他的教育程度和現有技術水平的職業訓練；取決於他的生活和工作態度，生活和工作態度取決於氣候、生活水平、習慣和製度。
但是，生產力水平也受到一係列條件的影響，這些條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工人的素質。它們是：
（b）勞動力的職業分布；
（c）自然資源；
（d）資本資源的數量及其配置；
（e）技術。
因此，勞動力的使用程度取決於三個成分：參與率、時間長度和效率。總的來說，戰後方法隻專注於其中的第一個比率，且以一種片麵的和不現實的傾向方式；而所有三者都是理解南亞勞動力的使用所必需的。而且必須意識到這三者都是聯係在一起的。當也存在許多空閑勞動力時，更一般地說，當勞動力充足時，勞動效率通常較低。氣候可能也降低了工作長度和強度。由於健康差而引起的體力差和腦力差也是如此，健康差又是由低生活水平造成的。健康不足可能阻礙了勞動參與，或使工人減少工作時間；健康差通常也降低了實際工作時的勞動效率。勞動效率的提高首先可能導致某些部分的勞動力閑置的增加。勞動參與的大幅度增加可能意味著工作長度和效率將減少。所有這些因素都能改變，實際上，計劃的目的就是以協調的方式達到所需要的變化。
在我們的研究中提到的數量都隻是行為方麵的，應該能夠予以觀察和記錄。但是，由於收集統計資料的工作，已受到不現實的戰後方法的指導，說明勞動使用不足及其幾個部分——參與、時間長度和效率——的可能性受到了嚴重限製。
甚至僅就受雇於諸如表麵上與西方勞動力市場相似且能夠進行失業工人登記的那些部門的極小部分勞動力而論，整個南亞的統計基礎也是很不可靠的。在西方國家，失業數的估計一般根據兩個基本信息來源進行——失業補償名冊和勞工介紹所的登記人數。沒有任何失業補償計劃就消除了在勞工介紹所登記的許多刺激，勞工介紹所在南亞也太少且非常集中於一些地方。
對大部分勞動力來說，根據“失業”所作的閑置統計毫無用處。根據“就業不足”來衡量勞動力使用不足的嚐試遇到了上麵提到的邏輯困難。的確，“消除”農業和手工業中的勞動力剩餘的整個思路提出了這樣的假定：也許剩餘的工人有地方可去。這與下列通常的、圓滑的設想是一致的：工業化由於也向離開農業和手工業的勞動力提供就業，即使在相當短的時期內也是不發達國家發展問題的主要解決辦法。在接下來的幾章裏，我們將表明，南亞的工業化即使進行得更為迅速，也不意味著在今後幾十年裏有大得多的勞動力需求，甚至可能意味著製造業減少就業。
此外，我們將證明，直到本世紀末為止。無論生育控製的努力如何，勞動力將十分迅速地增長。由於南亞在任何可想象的條件下，工業化都不能提供許多出路，勞動力的這種增長將必須主要在農業中找到自己的就業位置。“排除”農業剩餘勞動力的整個見解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