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爾伯格既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又是一個很普通的藝術家。他的想像力更接近於一個政治家或一個行政官員，而不是一個電影導演。《新聞日報》評論員傑克·馬修明確指出，這個事實已經越來越明了了，斯皮爾伯格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一直勤奮地向電影導演們學習，而現在他卻漸漸走到了他們的前麵，“在他這個時期，好萊塢井非斯考塞斯和科波拉的一統天下，而縱操著它的是製片廠的高級官員，如傑弗瑞·凱讚伯格，馬克·凱思頓，彼特·古伯，喬·羅斯和另外一些40多歲的實權人物。”評論家彼特·比斯金德曾指出，斯皮爾伯格和盧卡斯的經營哲學與在1981年到1989年獲得極大成功的美國總統羅納德。裏根的哲學極為相近。比斯金德說：“盧卡斯和斯皮爾伯格還不知道裏根就是他們正在尋找的那種強有力的家長，是《星球大戰》時代理想的總統。”有一段時間，斯皮爾伯格像約翰·F·肯尼迪式的民主黨派人士一樣，以創造一個適於“高峰出生代”生存的世界為己任。小阿瑟·史利辛格說肯尼迪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和諷刺家，一個善於嘲諷的天才和不可思議的含而不露的人，一個不斷尋求解決國家問題的人。”人們認為這一結論在某些方麵很能代表斯皮爾伯格。史利辛格接著評論肯尼迪說：“他單刀直人和無拘無束式的思維使他有可能自由自在地湧流出多種多樣的想法。同時，他也是一個謹慎地判斷事物可能性的裁判員，他不願幹得不償失的事……有一次他曾向傑奎琳描述自己說，自己是‘一個沒有誤區的理想主義者’”。斯皮爾伯格也具有類似的特點，雖然在形式上稍有遜色。他甚至在很多方麵接近於生活在一個世紀前的卡耐基和弗裏克。
作為一個普通人，斯皮爾伯格似乎與眾不同，他緊張、猶豫，很希望被人欣賞，並且竭盡全力想使觀眾讚賞自己的作品。他那雙冷靜的、時刻警惕著生活中所有威脅的眼睛看得明白，願望必須屈從於權利。在拍攝現場，他行動快，精力集中，很少對工作人員甚至對他的演員發號施令。談論事業時，他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人。如果說他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他的藝術就是他經商的藝術。無論是愛迪生、福特還是弗德裏克·弗利尼都有權這樣說：與弗朗西斯·科波拉相比，“斯皮爾伯格可稱得上是一個像洛克菲勒一樣的企業家”。當時的曆史學家們估計，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當娛樂業與視聽媒體開始統治大部分世界經濟的時候，斯皮爾伯格一定會同其他改革家們一起以大建築師的形象出現，來改變世界的。
當聽說斯皮爾伯格有時被人叫做“好萊塢最可恨的人”時，大部分人都會感到驚訝。把“恨”這個在商場上毫無意義的詞兒用於自己欣賞的人身上聽起來是一個多麼貶毀而刺耳的字眼兒。有一旬嘲諷的話是這樣說的：“等我們需要你的時候，你再來這個城裏工作吧。”這句並非被所有人都當成笑語的名句後來被賦予了具體含義。1994年，斯皮爾伯格與前迪斯尼製片廠負責人傑弗瑞·凱讚伯格、錄音師大衛·蓋芬以“SKG夢工廠”的名義組成聯盟時，1995年奧斯卡頒獎儀式上的節目主持人大衛·萊特曼把這個聯盟取笑為“省時間小組”，意思是好萊塢無需慢慢地等待他們一個個地失敗，隻需看著他們以一個聯盟的形式一起垮台。
雖然人們最終用“不滿”或是“忌妒”代替了“恨”，然而對他們的那種發自內心的反感卻仍殘存著。朋友和同事們都同意，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是個很難讓人喜歡的人。朱麗姬·菲利普斯說，蓋芬曾把斯皮爾伯格說成“自私的、自我為中心的、過分自尊的、最為貪婪的人”。雖然蓋芬本人不承認說過此話，如果不公開被訪問者身份的話，好萊塢裏很多人都可以證明此事。斯皮爾伯格或許是難以接近的、貪婪的、整天繃著臉的偏狹的人，但在他的辦公室裏，他除了談一些必要的技術要點外很少跟人談起自己。一個同事提到他與同事之間的關係時說，他“很不擅長社交活動，他從不問及他們的個人生活，他談話惟一的主題就是電影”。
但是斯皮爾伯格和許多——也許是多數大導演具有同樣的個性特點，如弗利尼、班紐和威爾斯。他們也都受到過類似的批評。其實，斯皮爾伯格與那些在好萊塢與他同時期的人沒有什麼兩樣。拍電影是一門要在黑暗中花上幾十年功夫潛心研究他人夢想的藝術，是尋求一種誇張的自信、欲望、緊張、失敗和成功感覺的藝術。這就像鬥中士崇敬他們的中超過崇敬聚集在一起觀看他們如何戰死的觀眾一樣，導演們愛電影勝過愛他們的觀眾。
在70年代和80年代，當斯皮爾伯格還處在立足未穩之際，他以平易近人聞名。拍片中間，在別的導演回到休息室休息或是吃午飯時，他與演員們聊天，在食堂吃飯，還經常用他在晚上精心挑選的老片子招待朋友。這些被邀請來的人都是經過他篩選的演員或劇組人員。他總愛在一部片子開機之前，。招待他的演員吃午餐，並逐一問候他們，對他們說：“歡迎參加這個大家庭。”而盧卡斯則會直接送一籃子蘋果到演員的房間去。
這種方法運用起來，對有些人來說比一個勁地向人們表明自己如何對他們感興趣簡單些。斯皮爾伯格說：“導演一部電影80％是交際，20％是技巧，因為如果你能與懂編輯的人交往、與懂燈光的人交往、與懂表演的……如果你能與所有你想……而且你認為值得的人交往，在我看來你就是個好導演。”關於斯皮爾伯格有一段圈內人皆知的故事，它描述了他剛開始工作時，為了爭取老明星瓊·克勞馥，而每天拿著一個裝有玫瑰的百事可樂瓶兒出現在這個百事可樂公司老板遺孀麵前的事。在一次美國電影學院的研討會上，斯皮爾伯格自嘲地回憶道：“我把說服她的時間賭注都壓在百事的瓶子上了，我每天給她一個瓶子，她自己並不知道這事已開始了倒計時，我簡直等不及了。噢，瞧！我做了多麼荒唐的事。”
誰願意被人看作一個狡猾的操縱者而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合作者呢？而一個狡猾的操縱者又怎麼會清早起來在拍攝現場動手為150個人烤麵包呢？隻要你同斯皮爾伯格一起，你就用不著去懷疑這個簡單的問題。他是一個怪人，比我們知道的——或許比我們所能知道的還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