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排成一隊等了一個半小時，然後走進一個洞穴一樣的大廳，那裏除了椅子外什麼也沒有。椅子都麵向前方，它們不是那種露天看台，而是真正的椅子。我一直在想：準有什麼東西會出現，準有什麼古怪的東西會出現。簾子拉開了，我期待著看見大象，可是除了一個白色平麵外什麼也沒有，那是一塊白布……這次看電影讓我記住了3件事：火車遇難，獅子和吉米·斯圖爾特扮演的小醜。
隻要一有火車的鏡頭，斯皮爾伯格就一遍遍設計撞車的情景，德米爾塑造的人物的影子在斯皮爾伯格許多片子中遊蕩。在《印第安納·瓊斯》的片子中有海斯頓的痕跡，貝蒂·哈頓就是《印地安那·瓊斯和魔宮傳奇》中那個尖嗓門的夜總會女歌手女英雄威爾雷的模型。由此看出，德米爾的雜技節目給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我猜大概就從那時起，我想試著盡可能地打動觀眾。”斯皮爾伯格說：“使他們不再認為他們僅僅是坐在那裏的一個觀看者。”
斯皮爾伯格又注意到電影不像電視，它可以完全控製佐人的感情，特別是迪斯尼的動畫片。斯皮爾伯格說他8歲時“看完《白雪公主》(Snow White)是尖叫著回的家……”在另一次談話中他說：11歲時，《小虎斑比》(Bambi)“差點兒讓我鑽到被子底下去，我父母不理解，因為沃爾特·迪斯尼的片子被認為是令人偷快的、美妙的、沒有恐怖內容的。可在看《白雪公主》、《幻想曲》(Fantasia)和《小虎斑斑比》時，我簡直就是個不能自製的神經病。”盡管斯皮爾伯格的父母允許他看《迪斯尼的奇妙世界》的電視節目，允許他看迪斯尼動畫出版物，以及有關迪斯尼影片幕後製作過程的素材，但他們仍盡量想使斯皮爾伯格遠離動畫片，就好像他們對永無休止地給斯皮爾伯格下禁令已經上了癮。
從事電子這類的新行業，阿諾德的代價之一就是為了研究或是為了晉升他得不斷搬家。1950年，阿諾德參加了RCA的工作，斯皮爾伯格一家搬到了新澤西州的哈頓費爾得定居。1953年，由於他要去亞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爾城的電力總局工作，全家又搬到了弗尼科斯東部的一個小鎮，現在這裏已經是市郊了。他們在這個小鎮上渡過了l1年。搬家損傷了史蒂文的性格，使他終生都有不安定感和孤獨感。斯皮爾伯格抱怨說：“就在我習慣了一所學校，一位老師，有了一個最好的朋友時，‘出售房屋’的牌子就被插到房前的草坪上，我們就得馬上準備行裝，總之總要經曆那些讓人難受的分別場麵，也許在火車站，或在車廂裏，或是把行李裝上汽車開到機場或是什麼地方去。我的朋友們會在某個地方跟我告別，然後我走了。隨著長大，這件事對我越來越難。”在斯皮爾伯格所學的語言中，他學會的第一句話就是”期望”，他的爺爺奶奶偶爾從新澤西州到俄亥俄州來探望他們，斯皮爾伯格很愛聽他的母親說一些關於期望什麼什麼的話。
母親李有些悲傷地回憶說：“我真是瘋了，我是說1955年那會兒，一個多麼好的新繹西姑娘為什麼要搬到亞利桑那州去呢？我查了一下1920年出版的百科全書，但我當時沒注意到那本字典上說‘亞利桑那是一個不毛之地’，我連喊帶叫地去了那兒。我答應給史蒂文一匹馬，因為他也不想去那兒，但我從未認真履行那個諾言，到今天他還跟我提起這事。”當朱迪·福斯特主演了馬丁·斯考塞斯的《再見愛麗絲》(Alice Doesn'tLive Herse Any More)這部影片並引起關注時，弗尼科斯州還很“神秘”。斯科茨代爾城被一個遊客描述為“以類固醇聞名的郊區”。
這座城市有許多像斯皮爾伯格一家住的那種與幾間牧場式房屋相連的平房。與其他建築物交錯在一起，在用沙土和岩石圍建的花園裏，有釘子一樣的絲蘭花和20英尺高的仙人掌。斯科茨代爾周圍的荒漠對於一部分幻想家來說比這個城鎮本身更吸引人。幻想家們不僅來勘探這裏的開發區，同時也來研究這裏的民俗。弗朗克·勞埃德·賴特1937年就在這座城鎮東北部的泰利辛·威斯特建起他的冬季房屋。盡管這石頭建築不太舒服，可它卻成了從威斯康辛匆匆到來的人們的逗留中心。1959年他去世之後，這所房屋變成了一個藝術中心和博物館。賴特的學生保羅·蘇萊裏在斯科茨代爾城外選了一塊場地建起了阿科桑堤，他所謂的“生態建築”(在單一建築結構內達到完整的城市或環境規劃)。這是一些與沙漠環境很相稱的貝殼狀建築物，它們體現著未來意識。
斯皮爾伯格似乎從未到過泰利辛威斯特和阿科桑堤。這些景觀對他沒什麼影響。他進了斯科茨代爾的阿卡迪亞中學，可對他來說，學校從來不是能接受良好教育的地方。斯皮爾伯格總是避免跟人說起功課和學習成績之類的事，這一切對於多數“電影小家夥”來說簡直沒勁透了。在90年代，美國12家最有影響的新聞媒介所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在美國有半數以上的人未讀完大學課程，包括泰德·特納在內3位被調查人都閱讀困難。斯皮爾伯格不得不與文字語言進行鬥爭。我們幾乎見不到斯皮爾伯格的信、日記，甚至也從未見過有關他在拍攝現場的手跡，他似乎寧願工作時將一個個鏡頭記在腦子裏。李說“他不是個好學生，他連最一般的學生都不如，在法語和數學方麵他需要有人輔導。”上生物課時，老師讓斯皮爾伯格解剖一隻青蛙，他惡心得吐了。這情景後來在《E.T.外星人》中出現過。至於他的英語課，他惟一記得的就是把一本霍桑的小說《紅字》複印本的每頁角上畫上漫畫，用這種方法使它成為一種有動畫效果的書。
在教室裏發展友誼或和什麼人結成娛樂同盟比任何事都重要。斯皮爾伯格像所有敏感的孩子一樣，討厭新的地方和新的麵孔。然而一旦他適應了這些，他便慢饅地喜歡並接受它了。換學校帶給他的感受對他來說意味深遠。斯皮爾伯格發現他與喬治·盧卡斯的工作組一起工作時的感覺很像他當初換學校的感覺。他說他感到自己好像被換到盧卡斯的班裏去了。
在阿卡迪亞中學，斯皮爾伯格報名參加了童子軍，並榮耀地被吸收為“劍之令”成員。他開始學習單簧管，還在學校樂隊中參加比賽。李對鋼琴的偏愛使她對斯皮爾伯格的古典音樂抱有偏見，而斯皮爾伯格卻對流行音樂搖滾之類毫無興趣，他的理想是從事能使人立即浮想聯翩的電影音樂。他想有朝一日當他開始拍自己的電影時，他一定要把一首單簧管樂曲用在裏麵。但為了李，他寫了首鋼琴曲並把它錄到了磁帶上。
斯皮爾伯格一家搬到了亞利桑那州後，與從前的朋友和親戚都失去了聯係，斯皮爾伯格因為渴望被新地方的人接納，他參加的演出越來越多。“我希望人們能從我剛剛開始的新生活中感到快樂。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就會演木偶節目，8歲時，我就很想讓大家都喜歡我的木偶節目。”在業餘時間偶爾展示一下藝術作品，能使斯皮爾伯格不去忌妒別人那種鄉村式的自我滿足。
斯皮爾伯格對自己的笨手笨腳感到非常自悲。在一次學校的跑步比賽中，他發現自己是倒數第二，隻比一個行動遲緩，需要跑步時被人讓著的男孩快一點兒。人群都衝這個男孩狂喊：“加油！約翰，你能戰勝斯皮爾伯格！”一方麵出於希望取勝的自尊心的壓力，另一方麵也是為了讓自己像一個成年人那樣使觀眾的願望得到滿足，斯皮爾伯格故意將自己絆倒，讓那個男孩從自己身邊超過去，等他跑到前麵後，斯皮爾伯格又追趕起來，並在最後一刻追上了那個男孩。最後約翰也在勝利的歡呼中到達了終點。斯皮爾伯格此時此刻既是贏家又是輸家。他站在比賽場上哭了5分鍾。“在我一生中，從未感到自己特別成功過，也從未感到自己特別失敗過。”
斯皮爾伯格成年以後，他那有著理想主義色彩的處世方法和判斷事物的方法仍帶著50年代後期一個城郊學生的生活痕跡。
喬治·盧卡斯打算拍一部像《星球大戰》中那個外鄉紋身人一樣的影片，他說：“如果宇宙中出現了一個亮點，那肯定是幸運的天上人來自無限遙遠地方。”而斯皮爾伯格認為，一個墜落的白火球類的東西常常會出現在郊區。斯皮爾伯格一直敬重中產階級的美德。理查德·德裏福斯說，斯皮爾伯格“對城鎮中產階級有一種特殊的偏愛，我真無法分享他的思想。如果史蒂文願意的話，他會用他所有的片子來表現街區居委會的事。”
斯皮爾伯格說，如果他打算拍一部名為《總統班底》(All the President'Men)的影片，他寧願把功夫花在打字員身上而不是花在記者身上。斯皮爾伯格最喜歡的畫家是諾曼·羅克威爾，他為《星期六晚間郵報》配的畫麵有種奇特的感覺。他經常獨自呆在教堂裏、人造噴泉邊或家中，試圖從中證實他們這個陽光明媚的美國就是“上帝之國！”
有一位新作家把羅克威爾的繪畫風格歸納了幾條，它使人看到做為藝術家，斯皮爾伯格與他的相似之處。他講道：“羅克威爾站在他的角度充分展示了那個時期美國人近乎荒謬和難以實現的夢想，展示了那個有著廣泛影響力的合家歡樂、社會安寧的夢。羅克威爾田園詩式的畫作表現的都是聰明的孩子，喜歡溺愛孩子的長輩，中產階級的商主，羞於求愛的戀人和盡職盡責的老師——所有他的這些畫，都是一種風格，都是由神話故事、影劇劇照、連環漫畫組成的一種莫明奇妙的混合物。”另一位評論家寫道：“羅克威爾所描述的美好的家庭生活既是這個世界上的一個秘密又是一種願望。‘家’是他描述的主題和內容。生活在一個舒適、穩定的家裏，充滿自信、樹立自我價值觀是我們每人每天都需要的，而那些顯而易見的無聊也時時存在於我們身邊，需要我們麵對。這才是藝術應該去追求去表現的，在皮奧裏亞城這方麵表現得淋漓盡致。”斯皮爾伯格對羅克威爾堅定不移的熱情使他拚命地收集他的作品，並成為他的博物館的忠實畫迷和財力支持者。
斯科茨代爾城的房子不像哈頓費爾得的房子那樣被大樹包圍著，尤其是斯皮爾伯格窗外的那棵大樹，它常常引起斯皮爾伯格的恐怖聯想。他所住的那所房子是伸向半沙漠地區的現代建築的一部分。斯皮爾伯格喜歡它的村落式的感覺，人們可以通過窗戶一直望見對麵人家的廚房。“你總能知道你的鄰居在做什麼，你能看到他正準備的晚飯，甚至能聞見香味兒。那裏沒有什麼欄杆遮擋，也不會出什麼問題。”90年代，當斯皮爾伯格隱居在洛杉礬奢華的太平洋郊外“海濱宅邸”時，他仍有同樣的感覺，“我住在不同的郊外，但感覺都一樣，周圍有其他的房子，你可以在大街上散步，馬路上和便道上有許多街燈，感覺好極了。”
斯皮爾伯格一家一直很重視工作和生活習慣。李經常邀請她的音樂友們來家裏開音樂晚會。史蒂文經家裏人同意養了一些寵物。他的屋裏飛著8隻長尾鸚鵡，它們呆在窗簾架上，糞便不時從上麵掉下來。從小，斯皮爾伯格就把這些鸚鵡當做大人，他嚴肅地叫著它們的名字。到了70年代，他還擁有一對被叫做斯繆克1號和斯繆克2號的鸚鵡。一到假期，斯皮爾伯格的父母就開車前往白山和大峽穀，支起他們的帳棚，除了母親李以外，大家都要進行艱苦的徒步旅行，同時研究大自然。在斯皮爾伯格記憶中最生動的一幕就是那次他們打獵的情景。那天，當他們在圖尼西亞打中了一個獵物時，李在山頭上欣喜若狂地手舞足蹈。當時這情景讓斯皮爾伯格想起了他同父親在亞利桑那州沙漠捕捉蠍子的事。
斯皮爾伯格接觸電影攝影機就是從這些野營旅行開始的。李曾送給阿諾德一個8毫米柯達攝影機做為父親節的禮物。可他像所有業餘愛好者一樣，拿著它就像拿著一個水龍頭。由於史蒂文長時間從電視中看電影，他對這機器十分有靈性，最後他終於對父親那種擺弄攝影機的樣子失去了耐性。他抱怨他父親不是拍攝時搖搖晃晃，就是曝光時間不對。阿諾德索性格機器交給了他。從此以後的假期就不同了。斯皮爾伯格的母親回憶說：
我想起史蒂文最早用攝像機時的情景。有一天我和丈夫一起去渡假，我們讓他在公路邊給露營的人們照相，他抱著攝影機趴在地上，然後一直用它對著車輪。我們很生氣地衝他大喊“快點！我們要離開了，快點。”
可他隻是繼續做他的，後來我們看了拍完的效果，他把轉動的汽車輪子拉近，看上去就像一個大棚子，這是我看到的第一個斯皮爾伯格的作品，這預示了他的未來。
史蒂文在離月的地30米處跳下車，一直對著全家拍攝，直到他們的車開進露營區大門。後來關於這次旅行的每個情節都被他記錄下來。“父親砍樹，母親挖廁所，妹妹從右眼中拔出了個魚鉤——這是我的第一部恐怖片；它是一部小電影，名叫‘灌木叢中的熊’”。
1959年對斯皮爾伯格來說是極有意義的一年。他接觸到了令他著迷的電影。這一年他除了在一個德高望眾的老者指導下念念記不太清楚的猶太教經文外，其餘無所事事，因為他仍未被允許參加猶太教活動。這一年也是他對父親的工作狂以及過分堅持精打細算的生活方式的作法開始明確表示強烈不滿的一年。父親在這一年的某天帶回家一個晶體管，鄭重其事地說：“兒子，這就是未來。”斯皮爾伯格一把把它搶過來吞下肚去。
底特律通過采用潛在性特征的理論設計汽車並以此來操縱美國公眾輿論、這種災難性的嚐試於1959年在福特·愛迪生的幫助下取得了成效。斯皮爾伯格將其中一個前部有網狀設計，被公認為“油老虎的汽車用在他第一部影片《阿姆伯林》(Am-blin)中”。這年的另一件大事是，由黑人“唱片”演唱小組唱紅的傑羅姆·科恩的歌曲《煙飛進你的眼中》(Smoke Gets in your Eyes)成了電影《永遠》(Always)的主題歌。
哥倫比亞中播公司在10月份首次推出了一部半小時電視係列劇，在當時轟動一時。它每集都是以風趣諷刺或動腦筋的計謀結尾的科學故事和世間奇聞。這個每周都上演的係列劇由它的創始人，電視劇作者羅德·謝爾林負責編寫。他曾以編寫《超重者的悲歌》(Requiem for a Heavywight)而名聲在外。謝爾林穿著黑色套裝，帶著一臉狡黠的微笑，漫不經心地發表著他充滿智慧的觀點，他像阿諾德·斯皮爾伯格一樣是個推祟“美國是適於像英雄那樣生活的地方”這種修正主義觀點的前軍人。他用《迷離境界》邀請他的觀眾和他一起去探求那令人迷惑的未來，而不是僅向觀眾暗示一個未來的凶兆。
《迷離境界》不僅對斯皮爾伯格產生了很深的影響，而且對未來一代導演都影響至深。與電視上進軍號似的音樂比較起來，毫無疑問，斯皮爾伯格就像他這代導演們一樣更加瘋狂地愛上了瑪留斯·康斯坦特的主題曲。這支曲子激發了他對《第三類接觸》一片中與外星入聯絡的5個信號音符的聯想。斯皮爾伯格嚐試著把《第三類接觸》改編成了係列劇，先把它拍成膠片，然後拿到電視台在非黃金時間的《驚奇故事》(AmazingStories)欄目中播放。
家用攝影機讓斯皮爾伯格做了他一生中第一件想做的事，他在這方麵的技能是不容置疑的。攝影機給了他控製世界的機會。其他孩子都去參加少年棒球隊或音樂團體，而斯皮爾伯格卻躲在屋裏看電視，他總是說自己“沉浸在小小的家庭電影天地裏。”終於有一天斯皮爾伯格對他那個柯達牌的單鏡頭取景器和它35秒計速器的技術性能感到厭倦了，他勸說父親去買一個帶變焦的機型，能使他把遠景、中景拉近以擴大他的視野。
幾年以後，斯皮爾伯格對最初他那種敘事式的拍攝手法有了改變。野營旅行時，他獨自離開，開始進行拍攝實踐而不僅僅圍繞著家庭。“我拍的第一部電影是……關於一次恐怖的經曆，一次穿越森林的旅行。在整個過程中，我沿著一條700英尺長的路，從頭至尾拍了14分鍾。”片子很快就拍成了。斯皮爾伯格說：“第一次……拍電影時，我才12歲，我拍的片於叫《童子軍》(The Boy Scouts )。”為了得到“攝影專家”頭銜‘他隻好用一組係列畫麵來講故事，他對電影的狂熱超過任何人。他能記住像《煙槍》(Gun Smoke)、《最後的格爾》(The Last Gur)等各式各樣影片的片段。為了拍一部關於地主與土地商決鬥的3分鍾的西部片，整整花了他8。5美元。這錢是他為鄰居刷持檬樹掙的，每棵樹掙75美分。“童於軍”們都拿著塑料製的左輪手槍在影片中扮演了角色。斯皮爾伯格讓一個抽煙的人往槍筒裏吹煙，於是這片子就這樣結束了：長官把冒煙的槍突然放回到槍套裏。童子軍們喜歡斯皮爾伯格的電影，這讓他感到找到了自己的目標，他說：“從那時起，我知道自己想在後半生裏做什麼了。”故事片能讓人隨即產生滿足感的優勢影響著斯皮爾伯格，使他不喜歡令人費解的東西。“我想如果當時我拍出了完全不同的影片，或許那片子拍的是雨滴從水槽裏滴落出來，在後院裏衝刷出一片泥窪，我想如果我為童子軍們拍的是這類影片，他們坐在那兒說，‘唔，真美啊，真有意思，看那水裏的圖案，瞧這拍攝角度。’我是說，如果真是那樣的話，現在我肯定是另外一種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