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那時，斯皮爾伯格在童於軍中的影響仍像他在中學裏讀書一樣不起眼兒，因為他不會做飯、笨手笨腳、總也學不會如何打好行李。在一次夏季童子軍大會上，在500名童子軍麵前，斯皮爾伯格為了使參加磨斧子大賽的熱情達到高潮，故意割破了手指頭。斯皮爾伯格盡量不參加周末野營，這會讓他錯過看“天外飛行物”的節目，而一次一些從沙漠野營回來的童予軍卻帶回了親眼目睹天上一個奇怪發光體的故事。斯皮爾伯格能被任何不怎麼流行隻是可以接受的電影所吸引。他承認他最初拍片都是在學習如何迎合觀眾。他說，這些事給了他一個和大家在一起參加“校外活動的理由”。就連學校裏的小流氓也被電影給拴住了。他租了《大衛·克勞克特》(Davy Crockett)、《荒野國王》(King of the Wild Frontier)、《星際戰爭》(War of the Worlds)這些用8毫米攝影機拍的片子在家裏放，每場每人收25美分。放映同時，他也賣爆米花和汽水。這些事對他以後拍片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經曆。斯皮爾伯格把這些收入都用於做善事。他這樣做的原因，以及他日後生涯中的類似行為都不是為了利益而是為了得到公眾的喜愛。
後來的4年裏，他拍了約15都故事片，這時他已長到可以在地方影院看任何片子的年齡。在這裏，他暗暗吸取了不少好萊塢影片的營養。迪斯尼公司曾有一部關於美國內戰的片予，名為《大追捕》(The Great Locomotive Chase)，是作者布斯特·基頓根據他1962年的一部早期喜劇《大將軍》(The Genernl)改編而來，它對斯皮爾伯格《追殺》的拍攝產生很大影響。同時也有許多人認為斯皮爾伯格的《奪寶奇兵》是亨利·萊文劇本的翻版，這個劇本是享利根據朱爾斯·韋思的小說《通往地球中心的旅程》(Journeyto the Centre of the Eeath)改寫而成。斯皮爾伯格看的第一部與現實生活比較貼近的片於是《搜索》(The Searchers)，這是由約翰·福特編寫的一部關於種族題材的影片，講的是孤獨的約翰·韋思尋找被印地安人綁架的侄女的故事，這部影片使斯皮爾伯格對用電影語言來描述山河大地詩一般美妙景色的可能性大開眼界。“我不是在大城市裏長大，”
他說，“從3年級一直到高中，在我整個成長時期我都生活在這種天空之下。我對世界的認識來源於我的生活方式。”福特是在天主教的油畫和聖像下長大的，他本能地接受了自然界是精神和心理範疇的觀點。塵土代表著毀滅，河流是和平與清潔的象征，黑色的輪廓預示著死亡。某種地貌，如山穀，對他來說是大腦內部某種東西的縮影。那些在廣闊無根的天空襯托下從沙漠中裸露出的風化了的石灰石柱，是任何高貴的人都必須遵循的不可更改的戒律。斯皮爾伯格在《印地安那·瓊斯和最後的聖戰》這部影片中，總是以自己的觀點來解釋大自然，其中有一部分顯出了一種福特式的美國西部人的觀點。
弗朗克·卡普拉經過8年時間，似乎瘋狂地執導完了喜劇《頭腦裏的漏洞》(A Holein the Head)之後，1959年也回到銀幕上來。《頭腦裏的漏洞》是他1933年導演的電影《一夜風流》(Lady for aday)的複製品。它講述了一個悲傷的歹徒為了讓她的女兒得到一門有油水的婚姻，把一個窮困潦倒的街頭蘋果小販變成一個社會名流的故事。無論是這部影片還是緊跟著上映的《一口袋奇跡》(A Pocketful of Mirac-les)都無法與《第茲先生進城》(MrDeedstoTown，又譯《富貴浮雲》)和《史密斯先生到華盛頓》(MrSmith Goes to Washington)相提並論。
正當布裏恩·德·帕爾馬這些斯皮爾伯格未來好萊塢的同僚們在一步步屈服於像阿爾弗萊德·希區科克和馬丁·斯考塞斯所遇到的那種錯綜複雜的是非和爾虞我詐的人際關係時；正當他們躲在山姆·福勒小銀幕後，用道格拉斯·謝克和尼古拉斯·雷的濫情情節劇給不平靜的社會加點佐料時，斯皮爾伯格則正把福特·卡普拉當做他效法的偶像。由於他時常感到自己內心十分脆弱，於是便認真向他們學習，學習他們人民黨式的傷感、虞誠和詩意盎然。他感到自己一直與演員談話不舒服，他就采用他們的技巧，把山河大地和天氣當作人物的個性特征。在導演群眾場麵時，他采用流動拍攝風格和技巧，這樣就使觀眾注意不到那些演技平平的演員。斯皮爾伯格說：“電影對我來說就是畫麵，對我更有吸引力的事是擺弄那些畫麵和布景，也就是說我更讚成這種主張：用視覺效果來講故事。”
斯皮爾伯格偶爾還將這種想法用在劇場裏：
在亞利桑那的阿卡迪亞學校裏，我大概是惟一被允許策劃和組織演出的學生導演。我導演了一個名叫《小小子和小姑娘》(Gugs and Dolls)的戲，並帶給觀眾一個熱鬧非凡的火車車廂內的場麵。我估計這種場麵在今天的劇場裏可能極為普通，可那會兒，能使人們笑得前仰後合、手舞足蹈的場麵是不多見的。在這方麵我做得很出色，每個亞利桑那的評論員都可能這樣寫：“他如此大膽地在台上，在觀眾麵前隨心所欲，《小小於和小姑娘》引人注目。”我又導演了兩部水平相當的戲——《砷和舊鞋帶》(Arsenic and Old Lace)、《我記得媽媽》(I Remember Mama)——總之，我做了那時人們允許我做的一切。
斯皮爾伯格像許多熱衷於科幻片的導演一樣，發現了一本奇特的雜誌《電影領域著名的怪物》，並深深地被它所吸引。雜誌編輯福來斯特·阿克曼，自稱科幻片先生，他在洛杉礬的家裏收集有大量科幻片拍攝大事記，還存有一些關於恐怖片和電影幽默技巧的記載。
1959年和1960年，好萊塢科幻片發行行業的突然興旺反映了一股出產劣質科幻片浪潮的高漲，它衝擊了整個美國電影業。家裏人禁止斯皮爾伯格去看1958年上映的《我嫁給了外星怪物》(I Marrieda Monster from Outer Space)，這是一部名字聽起來虛華，內容卻相當正派而有思想的電影，斯皮爾伯格無論如何也無法擺脫對它的渴望。他十分佩服傑克·阿諾德製作片子的作為，他曾執導過《會收縮的男人》(The IncrdibleShrinkmg Man)、《外層空間來客》(It Came From Outer Space)、《空間小孩》(TheSpace Children)和《黑湖怪獸》(The Creature From the Bla-ck Lagoon)。這些商業色彩濃厚的片名掩蓋了它們能引起人們對自然環境、對家庭內部問題思考的有思想性的一麵。理查德·馬瑟森故事中那個收縮的男人，是在揭露了一次原子彈試驗後有放射性沉澱物出現的事實後，在郊區的家中漸漸收縮變小以至最後終於消失的，影片中的危險物是一隻貓和一個蜘蛛。在雷·布雷得伯裏寫的《外層空間來客》的劇本中，外星人到達了一座位於沙漠中的小城鎮，首先跟他們取得聯係的約翰·帕特乃姆與斯皮爾伯格的性格極為近似。他既是一位傑弗遜總統式的謙虛的自然哲學家，又是一個對宇宙和沙漠的本性采取一種謹慎而神秘的態度的業餘天文學家。
斯皮爾伯格也對〈外星怪物》(The This From an other World)這部電影十分欣賞。因為像霍華得·哈克斯這麼一個大導演拍這麼一部以科幻內容為主的片於是個少見的例子。這個劇本之所以引人因目還有一層重要的關係，它是約翰·坎貝爾在成為《模擬科學幻想／科學事實》雜誌的編輯之前根據小說《誰去了那兒？》(Who goes，There?)改編的，它也像大多數坎貝爾的作品一樣是一部讓人賞心悅目的反傳統作品。它描述了一個被撞壞了的外星人毀壞了一個北極研究站，並打倒了一個對他表示友好的科學家，幾名專業人員為了拯救世界隻有把他殺死。最後，一名記者報道了此事，他警告所有聽眾：“要注視天空，時刻注視著天空。”
從電影的角度來看，哈克斯對藝術的瘋狂遐想永遠叫人驚異。斯皮爾伯格後期的許多電影作品都有阿諾德的影片(和布雷德伯裏《外層空間來客》劇本)的痕跡。《第三類接觸》發行以後，斯皮爾伯格問布雷德伯裏：“你喜歡你的電影嗎？”並向他解釋緣由說，這部影片是受了《外層空間來客》的啟發產生的靈感。布雷德伯裏和阿諾得認為外星人的來訪就要開始了，然後他們將以極快的速度秘密返回家，他們的出現就像《第三類接觸》和《E.T.外星人》兩部片子中所表現的那樣。“空間小孩”的父親們在加利弗尼亞海邊洞穴發現了一個外星人，他們仔細研究著不遠處的那個神奇的物體。這些父親們也都過著斯皮爾伯格非常熟悉的那種無規律的生活，正是這種生活導致他後來拍了《古尼斯》(The Goonies)。影片《黑湖》中的黑湖就位於環球公司拍攝場的一個角落。在佛羅裏達公園的水下，膠片攝影正在一個透明的容器中進行，這效果完全給人造成一種遊泳時有“什麼東西”潛在水下的感覺。怕水的斯皮爾伯格後來將這種感覺放進他的《大白鯊》的開頭中。
起初，斯皮爾伯格並不欣賞科幻片所具有那種氛圍，而是欣賞通過操縱那些模型、特技，通過巧妙的化妝使電影逼真地反映變化莫測的現實。斯皮爾伯格的妹妹們一直因為母親過分重視斯皮爾伯格而對他懷恨在心，並且都疏遠他。於是斯皮爾伯格就把他的妹妹們當成實踐他想像力的靶子。他用沾濕了的綠色紙巾製作了一個他的臉型麵具，他藏在最小的妹妹安妮的窗外嚇唬她們，直到她開始歇斯底裏地胡說道：“我是月……亮。”斯皮爾伯格還哄騙她們相信在臥室的小儲藏室裏藏著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死去的戰士的屍體。然後趁她們好奇，讓她們去窺視他藏在那兒的頭骨，這頭骨不僅瞪著的眼珠可以轉動，裏麵還閃著光。電影《來自火星的侵略者》(Invaders From Mars)一片中曾有一個火星人的頭和身體分離的鏡頭，它由一個女演員扮成滿臉綠色，頭的四周長著觸角，戴著玻璃罩的樣子。借著妹妹們看過這片子後的恐懼，斯皮爾伯格把她的小妹妹鎖在儲藏室裏，他指著一個空魚缸說，他的頭會在裏麵顯形。所有這些家裏的恐怖鬧劇，後來有很多都成了電影《搶劫約櫃的人們》中的情節。
由於戰爭片能讓人們看到那些煞費苦心設計的軍人製服並有大量的建築物被炸毀的場麵，它也像科幻片一樣吸引人。像城堡電影公司這種公司專門銷售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紀錄片，這些片子都是用8毫米攝影機拍攝的。斯皮爾伯格為了拍一個有關飛行的故事《飛行中隊》，而把這類紀錄片作為他的備用膠片。阿諾德說服了費納科斯機場的工作人員，讓史蒂文在一架P一51型飛機的座艙中為朋友們拍攝鏡頭。1960年，斯皮爾伯格從他父親買來一輛軍用吉普車的事情上誘發了靈感，他製作了一個40分鍾長的片子叫《無處藏身》(Escape to Now here)，它講述的是第二次大戰中，有一個排的美國軍人在利比亞沙漠從納粹軍隊的追蹤下逃離出來的故事。他找來了幾個假的德國頭盔，讓他的朋友們戴上，然後讓他們一個個饅慢地從鏡頭前經過，然後把頭盔擺成一條線，使之看上去像是一支軍隊。李開著吉普車，她為史蒂文設計出了納粹的灰色製服。史蒂文讓妹妹和朋友們穿著這些製服，端著機械步槍，一遍又一遍地從那個“北非沙漠”中的小山頭上滾下來。
李說：“他的手裏永遠拿著攝影機。一天他從超市弄回家一個大紙箱，他在上麵刻出許多窗戶和門，他把紙箱拿到後院，放在火上，便對著它拍攝起來。當我們看見這情景時，都認為這很像是一座真正的大樓著火了。像這類的例子我可以回憶出很多。那時，這個家很平常。他是我第一個孩子，我沒有經驗，我以為所有的孩子都像他一樣！”
《無處藏身》使斯皮爾伯格在峽穀電影節上得了一個獎品——一部16毫米的攝影機。他知道他自己擔負不起16毫米攝影機的製作費用，便用它換了個更高級的H8型8毫米的伯萊克斯。同時，在他父親的幫助下，他搞到了一台伯來克斯配音機，他可以把一組聲音灌到有磁性的空白膠片中去。
斯皮爾伯格開始去結交一些像他這樣不通人情世故又充滿豐富想像力的朋友。1960年，當電影院在放映一部關於恐龍的片子《失落的世界》(The Lost World)時，斯皮爾伯格和朋友們把白麵包、意大利奶酪、中奶、奶油米和豆類的東西混在一起放進一個紙袋裏，並偷偷將紙袋帶進電影院。他們用這些東西弄出一種讓人惡心的聲音，還讓它從陽台上滴下很多湯來，這一幕引起在場的人一連串的嘔吐。電影被迫停下來，燈亮了，這群惡作劇的製造者都從電影院的緊急通道跑掉了。
斯皮爾伯格沒有嚐試其他更複雜的事情。他說：“我永遠忘不了我上5年級時認識的那些女孩子。有一次父親帶我和我的一個女朋友去汽車電影院看電影，這女孩兒把她的頭靠在我的胳膊上，第二天我父母都教訓我，說我這麼年輕就不注意男女有別。我成長的過程就像是一出ABC情節劇中那些男孩兒。”除了電影以外沒有什麼遊戲能讓斯皮爾伯格有激情，他曾有一段很曲折的感情生活，這段感情生活導致了後來斯皮爾伯格對婚姻的執著，這種執著就連奧茲和哈裏·尼樂森都會忌妒。
到了60年代初期，阿諾德和李的婚姻關係快要失敗了。斯皮爾伯格回憶起阿諾德有一次憤怒地衝出家門大吼道：“我不是這個家的家長，可我還是這個家的男人！”——後麵跟著的是一串很傷人的話。後來史蒂文也衝出這個沉默得讓入感到寒冷的房子，衝進電影院溫暖的懷抱中去了。1962年，斯皮爾伯格看了一部叫《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的片子，這片於給他的啟發超過以前他看過的所有電影。大衛·裏恩為了拍好這部片予在沙漠裏等了幾年時間，這片子有著一種高於曆史和人物本身的令人情服的史詩般的畫麵。工作人員通過對景物的渲染將曆史人物的風貌襯托出來，並加以誇張。羅伯特·保爾特的對白完全是一件抽象派的藝術作品，說話、命令、辱罵很少超過一個句子。其實他本人就是一位抽象派藝術家。正是這部影片使福特在裏恩的介紹下和卡普拉相識。斯皮爾伯格在他後來的生活中經常把《勞倫斯》看做一部真正的早期古典電影的優秀作品。一次他看著這部片子說：“我真該換檔加速了，想一想，這才是我要拍的片子，我要招真正的電影。”
斯皮爾伯格像以往一樣死心眼兒，他開始著手拍他第一部作品，一部科幻片《火光》(Firelight)。一天夜裏他寫完了劇本的第一部分。這是關於一個科學家的故事，由於他一直在調查太空中的亮光，引起了外星人的入侵，他們從地球上偷走了一個城市，並把它安放到了另一個星球上。
這一年的每個周末，斯皮爾伯格都要與那些被他連哄帶嚇唬來的朋友和對他有幫助的人一起研究電影。沒有任何女人、任何足球賽、任何夏日的消遣能使他分心。他的熱情和執著強烈地感染著其他人。當李預感到斯皮爾伯格要在臥室裏說服什麼人時，就打開一聽櫻桃罐頭站在一旁看著。當李看到她的兒子明顯地站到了船的一頭，需要保持平衡時，她就叫什麼人跳到另一頭去，可她卻從來也想不起去清掃家具上的汙垢。有一次機場的工作人員為了幫助斯皮爾伯格拍片，居然為他關閉了一條跑道。一家斯皮爾伯格曾利用假期自願工作過的地方醫院租給了他一個樓道去拍片。這個經曆讓他感到不舒服。“我看見了一些嚇人的事情，我不得不盡力集中思路去想，這裏有燈光、支架，有化了妝的人們，我這樣做的目的隻是為了避免嘔吐。”
斯皮爾伯格每拍完一部片子就把它編輯成一部140分鍾的電影。由於演員們在一年中要來來往往地流動，他隻好在自己的休息室的一頭拉起一個單子，讓附近亞利桑那大學的學生們為他完成後期配音。阿卡迪亞學校樂隊為他的影片錄製音樂。
盡管斯皮爾伯格看過這片子後，認為它是他“拍的5部電影中最壞的一部”，可對觀眾來說它已經夠好的了。斯皮爾伯格勸說已經為這片子投資300美元的父親再賭上400美元去租一家當地電影院。斯皮爾伯格租了一輛轎車拉著他和母親來到電影院。這會兒他不再跟朋友爭論什麼了，整個電影院坐滿了演員的親戚、前童子軍以及當地的影迷。他們多數人都一直看到最後。阿諾德由此掙到了100美元。
從童年起，斯皮爾伯格進出費尼科斯的電影院就像走平地。阿諾德又決定搬家了，這次他要去薩拉托加的IBM公司工作，離聖何塞10英裏，卻離舊金山近了。他們收拾了行裝又匆匆向加利弗尼亞出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