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阿姆伯林進軍“伯利恒”
娛樂業就等於中學生活加金錢。
——好菜塢格言
見識過了亞利桑那州於枯的景象後，斯皮爾伯格愛上了薩拉托加的小山丘和葡萄園。但這次搬家卻使李和阿諾德·斯皮爾伯格原已十分脆弱的婚姻徹底崩潰了。他們分手以後，阿諾德很難再把那張他所希望修建的房屋草圖完成。李回到了費尼科斯著手辦理離婚手續。他們的分手毀了史蒂文，他對婚姻的不安全感和以後反映在他影片中的失落感愈加深重。後來在他的影片中經常出現兒子尋找父親和孩子失去了家庭的情節。
薩拉托加城使斯皮爾伯格第一次表現出了“反內族”心理。由於李不喜歡自己的父母，她對自己這一家人並不怎麼尊敬。斯皮爾伯格也稱他們猶太人的生活方式為“街頭食品店”。當拉比(猶太人對人的尊稱)聲稱：猶太聖卷已放在門框上了，燭台已放到壁爐架上了，可等人一走，他就會再把它們都取下來。斯皮爾伯格隱約知道他母親一家是從奧得薩為躲避大屠殺而逃到這兒來的。他最初對數字的記憶就是從和他姥姥一起學英語的一個男人那裏學來的。他為了取悅斯皮爾伯格經常向他展示他在集中營時的紋身，還扭著胳膊讓他看6倒過來就是9字。
作為一個男孩兒，斯皮爾伯格很為自己的血緣難堪。“我姥爺經常在我和朋友們一起踢足球時來到球場門口用希伯來語喊我的名字，‘Schmeul!Schmeul！晚飯準備好啦。’朋友們說：‘那是你的名字嗎？誰是這個Shmoo？’我說：‘我不知道，他不是在叫我。’”不管什麼人問他，他總說他的名字叫哲曼。他反對他姥姥讓他遵守所謂“猶太教的傳統風俗”，但同時，由於這個信仰向人們強調了家庭的價值，這點使斯皮爾伯格樂於接受。斯皮爾伯格成年後，成了一個古典的信仰猶太教的父親——而且，有時還是一個古典的信仰猶太教的母親。雖然他並不熱衷於烹任，他卻會在家為李準備好食譜，他甚至還時不時早起，在拍攝現場為150個人做一頓猶太風味的飯菜。這種近乎舉行聖餐會似的舉動再次向人們證明，一個攝製組就好比一個大家庭。
斯皮爾伯格生長的美國存在著種族歧視，這是現實。醫學和法律方麵的院校都對猶太學生入校名額有所限製，各大學都有猶太人的兄弟會組織、人們偶爾還可以見到這種字樣：“隻招聘基督教徒。”許多高爾夫俱樂部實行著帶有種族偏見的規定。房地產經紀人隻把某個地區的房屋買給猶大家庭。威廉姆·曼齊斯特曾寫道：“對猶太人開放的地區像夏令營和冬季遊覽區，都會有這樣的告示：‘嚴格遵守飲食規則’。”
在費尼科斯，斯皮爾伯格作為5個猶太孩子中的一個並不太顯眼，麵薩拉托加是個反猶太活動很活躍的地區。在學校大廳裏，時常會有小硬幣向他飛來。由於在體育館中經常受到莫落，因此斯皮爾伯格放棄了所有的運動，但這事對他來說倒算不上什麼犧牲。斯皮爾伯格的那間在聖誕節時惟一沒有燈光的房子離學校隻有幾步路，自從他在回家的路上受人欺負後，他堅持讓李每天接他回家。一次，他對鄰居的惡語中傷憤怒已極，於是把花生黃油抹到了他們的窗戶上。斯皮爾伯格曾主動要求代替一個黑人導演把阿莉斯·沃克的小說《紫色》(The Colour Purple)拍成電影，他說：“因為我懂希伯來文化，所以我覺得我有資格拍這部片子，作為一個孩子即便我可能像所有孩子都會做的那樣誇大了這種痛苦，但我仍是一個從童年時就強烈地感受了歧視的人。”
由於這種歧視的影響，也由於斯皮爾伯格一向對學校學習沒有興趣，他的學習分數從未高過，在薩拉托加且繼續下降。當他沮喪地以平均分數C的成績從中學畢業時，很顯然，沒有一所專業大學願意接受他。不上大學就意味著應征入伍。他說：“呆在越南以外的地方，我可以做任何事。”這個願望正好與他成為導演的誌向吻合。21歲前，這種誌向就融進斯皮爾伯格的思想裏。
1963年暑假開始時，史蒂文請求父親阿諾德讓他和一個叔叔一起，到洛杉礬郊區的肯若格公園渡假。他的叔叔借給了他一輛1957年產的普利茅斯牌敞篷車。他本該知道開著這輛車他隻能駛在慢行道上，因為它比每小時55英裏的車僅快一點兒，而那時快行線上的限速是每小時65英裏，可斯皮爾伯格並沒有那樣做，因此其他汽車都被他堵在路上了。斯皮爾伯格不在乎，他正得意得飄飄然呢。迪斯尼樂園是1955年開始營業的，斯皮爾伯格曾多次開車去過阿納海姆郊外那個沃爾特·迪斯尼建築自己夢幻世界的地方。
洛杉磯，一座讓人想起縱橫交錯的高速公路的地勢平坦的城市，它使斯皮爾伯格對直線感應大開眼界。這個不喜歡文字的男孩兒卻發現自己能流利地讀出一種直線移動狀態下的手寫體。建築曆史學家查爾斯·穆斯寫道：“多數現代化城市都是高樓大廈，而洛杉礬卻到處都是駕駛某種玩意兒的體驗……甚至在洛衫礬最嚴肅的建築區，在某種規定的時間裏你所體驗的遠遠超過你所見到的……這座城市令人眼花綴亂的景象和富有戲劇性的感受就像它的建築物一樣多。“駕駛”的概念後來成為斯皮爾伯格拍電影的中心點。他為迪尼斯樂園和環球影業公司的觀光遊客設計了遊覽車。1994年，洛杉礬一個記者在評論斯皮爾伯格和傑弗瑞·凱讚伯格經營的“全新體驗”餐館時說：“斯皮爾伯格不僅製作了許多電影，而且把他的‘主題樂園’(圍繞著一個或幾個主題而設計、布置的遊樂園)也裝配得像電影裏的景色一樣。”
有幾年時間對於加入電影行業的人來說不是什麼好年景，1963年就更糟了。好萊塢進行著劇烈的改組，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好萊塢就受控於幾家大的電影公司：米高梅影業公司、派拉蒙影業公司、20世紀福克斯影業公司、哥倫比亞影業公司、環球影業公司和藝術家聯合會等。然而，聯邦司法部做出決定，任何從計劃到發行能控製電影製片全過程的公司在自由交易方麵應當受到限製。聯邦司法部強製電影製片公司與影劇院分開經營，給獨立製片人打開了自由製片的大門。
電影製片公司被削減控製製作和發行權利後，重又使自己擠進什麼都能幹的綜合體中扮演另一種角色。他們給獨立製片人貨款，租給他們辦公室和製作場地，並組織促銷和發行。電影製片公司借著幫助獨立製片人的理由從中所撈取的費用通常情況下簡直可算是敲詐。斯皮爾伯格從拍攝《大白鯊》的費用及分成中，也就是生意中常說的“利潤百分比”中所獲得的利潤雖然使他成了一個幸運的數百萬富翁，而事實上，環球影業公司和哥倫比亞公司才是真正的受益者。《星球大戰》這部影片的美國國內收入是2億美元，可喬治·盧卡斯卻抱怨說他個人的稅後收入還不到2千萬美元。
電影製片公司即便從製片人身上榨取了不少油水，但他們仍無力戰勝電視台。整個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電影製片公司為了從電視機前拉回觀眾都在拚命尋找小說作者，半個世紀前他們就竭盡全力挖掘素材，並發動全麵技術改革。他們采用了70毫米攝影機、寬銀幕電影、三維技術、全景寬銀幕電影，甚至感觀感應電影，如味道電影，以及由威廉姆·卡斯托發明井使之流行起來的小把戲：把影院椅子上拴上電動蜂鳴器，從天花板上吊下—個塑料骨胳等等，但許多技術改革終因缺少投資和利潤麵夭折。
在花了這麼多錢，又在電影院受了這麼多折騰之後，沒有人不堅定地認為還是應該呆在家裏娛樂。許多電影製片公司把人們的這種情緒看作是不樣之兆，紛紛以盡可能快的速度減少這事帶來的損失。他們把50年代積壓的電影片都賣給了電視台，把所有的拍攝場地用推土機推平，土地上建起了辦公大樓。60年代末，米高梅公司和20世紀福克斯公司幾乎拍賣掉了製片廠所有的東西，甚至連擱放服裝道具的倉庫和為他們服務的工作人員都沒有保留。其中還有蓋傅的睡衣、朱迪·格蘭特在影片《綠野仙綜》(TheWizard of Oz)中穿的紅拖鞋、查爾斯·福斯特·凱恩在電影《公民凱恩》(Citzen Kane)中拿的玫瑰花。這些都是斯皮爾伯格夢寐以求的收藏品，後來他花了大量錢財將這些零七八碎的東西收了回來。
在洛杉礬市郊，一些最吸引人的房地產都屬於環球影業公司所有。由於它有374公頃的拍攝場地位於洛杉礬郊外卡溫格關口的山頭頂部，並伸向舊金山遼闊平坦的山穀底部，這裏有洛杉礬較高級曲居住區，所以成為每一位觀光者首先要參觀的地方。環球公司的首要人物魯·瓦薩爾曼是一個狡猾麵固執的談判對手，他以追求發展而不貪圖利潤多少麵聞名。作為當初MCA公司天才的代理人，他也必須開拓出一攬子與利潤掛鉤的生意來，因為所有的明星都是依照獲利情況來確定是否出場的。他要交涉的這類生意的第一樁就是關於詹媳斯·斯圖爾特出場的問題，這將使這位演員一舉成為富翁。MCA公司為向客戶證明實力，已經買下了環球影業公司，井給各電視台提供了一些電視片，給廣告代理商們提供了一些他們感興趣的生意項目。1962年，MCA公司在司法部的壓力下被迫決定，要麼作代理公司要麼作電影製作公司，最後他們舍棄了前者，成了一家專門的電影製作公司。
為了擴大領域，瓦薩爾曼從芝加哥有威望的斯基得摩、歐文斯和梅利爾3人公司租了一處辦公室，它是一闖用不透明的膠板和黑色玻璃圍起的辦公室。據說這辦公室裏的牆是可以來回移動的。一位失寵的行政官員曾在某天早晨來到這裏，而夜晚離開之前隱約發現這裏比他來時狹窄了很多。
瓦薩爾曼透過他位於17層的辦公套間的窗戶向外望去，注視著他這塊領地，很想知道在這裏怎樣才能財運亨通。從山丘高處那按照希區科克的影片《迷魂計》(Psycho)中半哥特式建築式樣而建的公寓向下看，可以看見石灰板條修成的拍攝場地，在那裏勞恩·肯尼拍過《鍾樓怪人》(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他的兒子小勞恩拍過《人狼》(The Wolfman)。另外，《不可毀滅的人》(The Invisible man)、《電氣人》(Frankenshein)、《僵屍》(Dracula)等片子以及大量的續集都出於此拍攝場地。傑克·阿諾德的影片也是在這個場地和背景下拍的。60年代，歐內斯特·博格寧和他整個劇組人員一直在這個怪物出沒的黑湖裏拍電視係列片《麥克黑爾的海軍》(McHale'sNavy)。在場地內部，《車隊》(Wagon Train)和《弗吉尼亞》(The Virginian)正在鮑利斯·卡羅福曾工作過的地方拍攝。環球公司大部分收人都來自樓區內幾家普普通通的臨街商店，這些商店也為拍警察和間諜片提供了場景。稍稍遠離這山丘的地方是那個日漸損毀的老景地，老景地中的許多建築都已倒塌。
為縮減費用麵作出解雇人員的選擇是最汲意義的，因為在道德敗壞的卡車司機吉米·霍發協助下建立起來的那些掌管電影製作和電影技術的團體如“戲劇舞台工作者國際聯盟”(IATSE)，“全國廣播工作者與技術人員聯合會”(NABET)，在娛樂業享有近乎至商無尚的權力。他們把持了工作人員聘用的市場。因此在這個行業“額外私聘”的事隨處可見。一旦你進了他們這個圈子，並像許多人那樣讓你的孩子們做了下手，你就要用一生甚至更長的時間來為之效力。當然，一個有手腕的行政長官也可以使用放一個製片廠和另一個製片廠形成關係環的辦法來控製電影業的經營。《洛杉礬時報》曾這樣寫道：“對家庭內部成員來說，機會均等的設想在一個誰跟誰好像都有點兒關係的城鎮裏是可以行得通的……一個受過良好教育或擁有較好成績的人是沒什麼用的，甚至是不受歡迎的，在人們眼裏，他們的價值與那些經常與圈內人一起吃飯，能獲得信息的人相比要遜色得多。”當大衛·塞茲尼克娶了米高梅公司的路易斯·B·梅傑的女兒時，好萊塢的人們開玩笑說：“女婿也有望提拔。”
在30年代，環球公司的創始人卡爾·萊默爾就以重視裙帶關係而出名。他那被人稱作“小萊默爾”的兒子經營製片廠時，工資單上就有許多親戚的姓名。“卡爾·萊默爾叔叔”這位經營著巨大虧空公司的老板“串領著一支龐大的萊默爾大軍。”作為對此事的反應；50年代公司宣布了一條反裙帶關係的規定，規定工作分配應取決於業績和經驗。然而一個強硬的登記製度很快就使之無法實行了。這個製度中規定旅費和任何其他費用都要根據在公司服務時間的長短分等級支付。拍片時如缺席一次，就意味著失去了老資格，因此在環球公司拍片時，無論公司提出的條件多麼不合導演以及劇組人員的意也要繼續幹下去。盡管公司擁有大量的專業後補人員，可多數製片人寧願去雇用一個益約劇組，因為這樣一切就都可以有期限了。
1963年，MCA公司董事會一直在強逼瓦薩爾曼拿主意是否應聽從一個顧問的勸告買下這座塔樓當旅館和公寓。律師阿爾伯特·道斯金德負責估價。是道斯金德娩救了這個電影製片公司。一天道斯金德在市中心的農貿市場買東西，他看到在費爾法克斯街和第3街上有許多搖搖欲墜的被用來貯藏水果和蔬菜的小屋和快餐櫃台，它們就位於好萊塢外圍不遠處。道斯金德注意到許多遊客從一輛帶灰條的公共汽車裏湧了出來。想起環球公司的餐館每年要損失10萬美元，於是他叫任“灰條”車，建議他們把環球公司的字樣貼到他們駛行的沿途各處去，來這裏的觀光者可以到食堂吃飯——同明星們一起吃！除了大家的飯費以外，“灰條”車的負責人隻須先付1美元。“灰條”車的負責人高興得眺了起來。餐館的經理把價格提高了20％，食堂很快就贏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