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6月，斯皮爾伯格從“灰條”車走出來，懷著狂熱的宗教信徒走進耶路薩冷時的那種敬畏踏人環球公司的聖地。汽車開走後，他把下午所有餘下的時間都用於四處了解情況，甚至還走進幾個正在製作電視劇的錄音室裏。他來到剪接室，編輯湯尼·馬丁尼利正在編輯《車隊》的一個片段，斯皮爾伯格問了幾個問題。由於受到了斯皮爾伯格的奉承，加上他正想稍稍放鬆一下，馬丁尼利和其他幾位編輯愉快地回答了他的問題。斯皮爾伯格告訴他們他自己已經拍過幾部電影，問他們可否幫忙看一下。有一位說道：“拿來吧，孩子。”為了稍示熔耀，斯皮爾伯格打電話叫他的表兄來接他。第二天，他帶著他的《火光》和他用8毫米攝影機拍的幾部片子來了。剩下的幾天假期裏，斯皮爾伯格穿著一身套裝，夾著一個空空的公文包開車來到環球公司。在門口，門衛以為他隻是萊默爾的又一個暑假來廠裏打工的外甥，便揮手讓他通過了。
在舊金山的其他地方，後來成了斯皮爾伯格的同事的那些年輕人正在向新好萊塢聚集。有些人那時還沒於這行。1962年6月，喬治·盧卡斯剛剛從莫德斯托的中學畢業。他常開著輛菲亞特圍著樹兜圈子，一次險些喪命。另一些人已經找到了與拍片有關的工作：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正在為好萊塢一個給錢最少的製片人羅傑·考曼寫一部描寫打雜小工的電影劇本，並兼任一部準色情影片的導演。但多數人都像斯皮爾伯格一樣，剛離開學校正在尋找進入這行大門的機會。剛剛從車禍中恢複過來的盧卡斯，試圖采用這樣的方法：拜訪所有文圖拉城大道兩旁的電影製片公司，那些座落在這帶狀街道上的低廉的2層辦公樓和位於聖費爾南多山穀邊界那條婉蜒而上的道路上的門臉兒。結果，他哪也沒去。
通過在電影學校學習然後進入這個行業，那隻是小說裏的一種概念。電影業，至少在好萊塢，它是商業，不是藝術。沒人指望那些被“法國新浪潮”、“英國自由電影紀實運動”或被正在紐約和舊金山興起的自發電影所吸引的電影學校的學生們在這方麵能做些什麼。
盧卡斯出事後，為了提高學習成績，他在莫德斯托的預科學院裏待了兩年多，後來被全國最老的大學南加利弗尼亞電影學院錄取。盧卡斯的父親很富有，這對他很有利。南加利弗尼大學位於一個不太起眼，也不太安全的市中心邊上，它表麵上像是一所高收費的私立學校；而這所配有“西部森林”高檔理發店的洛杉礬加利弗尼亞的高檔大學，實際上是一所公立大學。盡管擁有一個樸實的外表，然而它正如一位作家所寫：
這是一座特權階層的城堡。它分配在行政機關工作的畢業生統治著整個洛杉磯。它的醫生和專業人員統治著醫學領域。這兒的學生多數都來自白人中上階層的家庭，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躲避了60年代的社會騷亂。這所學校的報紙曾坦白說：“南加利弗尼亞大學的高額教育費幾乎篩除了所有黑人。而被承認學位的運動員在這一點上有著引人矚目的例外。”(1967年，有位在該校低年級讀足球學位的黑人學生就是O。J·辛普森)
南加利弗尼亞大學電影方麵的課程未被這所以醫學和法律為主的大學列入重點和被投資的範圍，就更別說足球隊了。學校裏電影係的50名學生大部分是來自美國第二代或第三代商業家庭中的孩子。在他們尚未占據那些等待他們按照等級製度去占據的位置之前，他們選擇了錄音、攝影等基本課程。他們在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殘留下來的材料修建的教室裏上課，在一個又髒又亂的房間裏用25台老式Moviola剪接機一個接一個地剪接電影膠片。校方擔保將向每位學生提供學習基金和製作15分鍾影片的設備，但要學會做這行主要得靠他們自己。在學校的老師中有幾個像威爾娜·菲爾德斯那樣的好人，她曾是影片《弗裏茲·蘭格》的錄音編輯。當她不再編輯安冬尼·曼的《結束》之類的影片後，她改行教了書，但多數人不讚成她這樣做。
斯皮爾伯格很久以後才認識他們。1963年夏天一過，他回到薩拉托加的中學繼續上學，在許多個假期裏，斯皮爾伯格對舊金山展開了長時間的進攻，不知不覺地，他沿著喬治·盧卡斯說的那條文圖拉帶狀街道走去，他在努力尋找著某個能看他的電影的入。所到之處，那些不耐煩的紀錄片製片人對待他的片子就像對待令人討厭的瘟疫。
有個人同意去放一部分《火光》，斯皮爾伯格說：“我給了他兩個最好的盤，一個星期後他激動萬分地說：太棒了！一個星期後我又來了，可他被解雇了，他的辦公室已不複存在。一家豐田汽車的經銷商占用了原來的辦公室……因此《火光》部分膠片還在；但所有最主要的內容都丟失了。”
1964年，斯皮爾伯格未來的命運被決定了。正當斯皮爾伯格在聖荷塞電影院門前排隊等著看斯坦利·庫布裏克的影片《奇愛博士》(Doctor Strangeclove，又譯《密碼1141》)時，他妹妹和父親拿著一封信開車來找他。這是一份義務服役通知，通知上說：由於缺少學生免征名額，他已被分在X炮兵部隊。這之後他還是看了那部電影，盡管他沒有心思去好好欣賞它。他不知道此時此刻是應該笑還是應該害怕。“我覺得去越南是極為可能的，所以我不得不看了兩遍庫布裏克的那部片子以便真正地欣賞它。”戰爭來去匆匆，但庫布裏克是永恒的。
看起來上大學是唯一可能躲過征兵的選擇。南加利弗尼亞大學把他拒之門外，家裏又沒錢送他到預科學院去提高學習成績，因此，家裏替他選擇了一所位於長灘的比較公正的學院，一所加利弗尼亞的州立學院。
從好萊塢出發穿過洛杉礬邊緣的工業區和郊區開車半小時就能到達長灘了，它處的位置似乎不屬於加利弗尼亞了。這裏的郊區帶長廊的平房沿著不規則的海岸線亂七八糟地擠在一起，那昏暗的感覺和鄉村氣息讓斯皮爾伯格想起亞利桑那。幾年來，長灘以用“依阿華州的野餐”來款待客人而聞名，它已經吸引了中西部約15萬急於享受這種“野餐”的人們。為了吸引旅遊者，提高稅收，縣裏允許石油公司在離岸隻有幾碼遠的人工島上沉井，並把鑽探工具藏在偽裝成公寓的大樓中。企業家們也把廢棄的“瑪麗女王”號班船錨泊在此作為一個漂流協會中心，並裝配上了霍華德·休斯的巨大的、不能再飛了的“雲杉鵝”飛船。
斯皮爾伯格公正地看待長灘這華而不實的環境就像看待大學教育。他承認如果應征的事早點兒結束的話，他大概根本不會去上大學。事實也是這樣，他在長灘的3年裏幾乎沒掀起他生命中任何一個波浪。因為這所大學裏沒有電影課程，所以這個曾在英語課上把小說《紅字》變成動畫效果的漫畫冊的人開始主攻英語。他還經常到咖啡屋去工作以掙些零花錢，並製作教學片。如果他能把一個星期的全部課程擠進兩天時間完成，他就可以把其餘的時間都花在洛杉礬了。
使斯皮爾伯格獲得電影方麵知識的機會就是到好萊塢的奴阿特和瓦格邦得這類的影院去看重映的或定期更換的影片。他說：“一切非美國的內容都能給我印象。有段時間我每天看的都是英格莫爾·伯格曼的影片，我看了所有伯格曼的電影，因為在那段時間那個劇院放的都是他的電影，第二個星期你就得看班紐的電影了。”斯皮爾伯格緊接著說：“他的片子我看的不太多。”班紐影片糟糕的技術、古怪的情節以及嚴肅的天主教風格使他感到困惑，他寧願去看傑奎斯·太迪沒有任何對白的片子。
斯皮爾伯格攢夠錢後，租了一架16毫米的攝影機並拍了一部片子。在長灘幾年的時間，他共拍了5部片子，在其中幾個片子中，他對抽象的東西進行了一些嚐試。我拍了一個關於夢是如何分離的片於。我還拍了一個關於當雨水打在地上的塵土上時會出現什麼情景的片子。”另外一部是“描寫一個正被人追殺的男人，逃跑如此令他精神愉快，以至他甚至忘了是誰在追他了。”經常拍攝這種短片可以使他的拍攝技術不至於荒疏；但這些片予都缺少情趣，他早就知道自己不過是一個把一般事件拍成特殊事件的名義上的導演。他所需要的是一個好故事，而拍這種好故事資金是必不可少的。
斯皮爾伯格與環球公司的聯係對他的事業來說的確是一條最有希望的路。他把所能利用的時間都花在製片上了。瓦薩爾曼為了多掙些錢把辦公室部分空房間租給了獨立製片人。斯皮爾伯格探聽到了這個消息，但聽說這些能出租的空房間都在遙遠的角落裏或在用煤渣磚砌成的兩層樓上，這些像製片廠四周的蘑菇一樣擠在一起的房子多數都是以前的倉庫。環球公司有幾個人見到斯皮爾伯格很高興。他們所有的人都給了他忠告，卻沒有人能給他一份工作。
瓦薩爾曼經營了幾年能給他帶來利潤的觀光旅遊後，又發現了一個掙錢的方法。他投資了400萬美元把“環球城觀光團”改成了一個公司企業。他修建了休息室和可供出租的演出場地，並設計了幾輛特製橡膠胎拖車。1964年7月4日，“觀光團”正式成立，導遊由學生們擔任。他們中間最早的一位導遊是來自思西奴的年輕人麥克·奧威茲，他穿著一雙拖鞋，臉上接著貓一樣的撇笑。30年後，他被提拔為環球公司的經營者。
假如斯皮爾伯格能早點知道自己已經擁有一種優勢就好了，這種優勢能給他一條進入好萊塢的捷徑。作為猶太人就意味著他的身上天生帶有60年代好萊塢的文化色彩和個性色彩。如果他出身於商業家庭，他早該找到工作了，而他卻隻能在環球公司的大門外默默徘徊，尋找關係，尋找擔保人，尋找資助人。
喬克·西爾弗(斯皮爾伯格認為他是剪接部的經理，但西德尼·辛伯格記得他是電影廠的圖書館長)在走廊裏看見斯皮爾伯格，問他是誰，作為這個年齡的年輕人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裏。在這裏除了學生導遊，40歲以下的人就都是演員了，他顯然不屬於任何一類。被斯皮爾伯格的解釋說暈了的西爾弗給斯皮爾伯格寫了一個通行證明，並設法把他介紹給了幾位行政官員，但當斯皮爾伯格拿著他用8毫米的小機器拍的作品來的時候，開始同意見他的幾位官員們又都反悔了。他們正在從牆上取下那些曾被他們隨便篩選的人的畢業證書，以便為其他什麼人騰出地方來。斯皮爾伯格很快就知道了，他正在與加利弗尼亞大學的畢業生們競爭。這會兒斯皮爾伯格真感謝歐文叔叔在華納兄弟公司開了那家攝影機商店，使他能夠以用35毫米機器拍出符合專業水平的作品來弦耀。
斯皮爾伯格現在膽子大了，他很想到拍攝現場去觀看導演們工作。但他卻先後被人從希區科克《被撕壞的窗簾》(Torn Curtain)和弗朗克林·紗夫納《戰爭君主》(TheWar Lord)的拍攝現場給轟了出來，當公司負責人兼音樂合成羅尼·皮爾斯給《被撕壞的窗簾》或一些較次的片於像多麗斯·戴和洛克·赫德森的喜劇《名花有主》(Send MeNo Flower)配音時才讓斯皮爾伯格坐進場裏去，這事讓斯皮爾伯格產生了一種報複心理。
電視導演不像希區科克那樣喜歡挑剔觀看者。斯皮爾伯格1964年闖入羅伯特·艾麗斯·米勒的拍攝現場時沒有遇到任何麻煩，他正在與約翰·卡沙維茲一起導演《鮑伯·胡波介紹克萊斯勒影劇院》(Bob Hope Pressents the Chrysler Theater)電視劇中的一集。卡沙維茲注意到了這個臉上長著血疹、躲在暗影中的男孩兒，他向斯皮爾伯格做了自我介紹。在他們聊天時他問斯皮爾伯格：“你想幹什麼？”
“我想當導演。”
卡涉維茲想了想，“OK！”他說，“我每拍完一段，你來告訴我，我什麼地方做錯了。”
當米勒再次喊“停！”時演員們都走向斯皮爾伯格，“你認為怎麼樣？我怎樣能改進些？我演的有什麼不對嗎？”
斯皮爾伯格含溯其辭。“哎，卡沙維茲先生，這太讓人難為情了。別當著這麼多人問我，我們為什麼不能走到邊上談談呢？”
但卡沙維茲堅持這樣做，他大概很想在那位代表環球公司水平的小天才米勒的屁股底下點點火。無論如何斯皮爾伯格上了寶貴的一課。正像弗朗克斯·特拉福特說的，“一個導演就是一個回答問題的人。”如果你來到拍攝現場，你就該知道如何對付所發生的一切，幾年以後，當斯皮爾伯格自己幹起這行以後，他成了一個技術全麵的製片專家。沒有什麼人能提出任何一個他回答不了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