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伯格明智地拒絕了他的辭職，隻是給他提供了一年的長假。“這樣我的工資就暫時不發了，我回了家，搞了一年寫作，這年我所做曲事隻是寫。”
斯皮爾伯格離開環球公司後第一個想法就是一頭紮進私下拍片的行列，許多南加州大學的畢業生們正在用這種方法給自己樹名。“我想拿用16毫米機器拍的片子加入這個行列，但我不能真正介入進去，因為我甚至拿不出100美元來投資一部片子。”
為電視台拍片的工作，使斯皮爾伯格與環球公司的人建立了一些有益的聯係。作曲家約翰·威廉姆斯就是其中一位。斯皮爾伯格很欣賞他為威廉·福克納的影片《河流》(The Reivers)譜的歌曲，它交織了民間風格和熱情奔放的情緒。這支曲子是美國傳統風格和歐洲風格相結合的產物，就像是“艾倫·科波蘭德和德彪西作品的結合體。”斯皮爾伯格說，這表明威廉姆斯與他有著同樣的品味。
斯皮爾伯格認識的另一位，是克裏夫·羅伯特森，他像斯皮爾伯格一樣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電視節目犧牲品。這位滿臉稚氣的演員曾主演過《騙子》(The Hustler)、和《葡萄酒和玫瑰的口子》(Days of Wine and Roses)，但毫無影響，不過後來，當紐曼和傑克·萊蒙先後將這兩部片子搬上銀幕後，它們的效果卻不同凡響。在他出演根據丹尼爾·凱斯的小說《鮮花送給阿爾格納》改編的電視劇《查利·高頓的兩個世界》(TheTwo Worlds of Charlie Gardon)時，羅伯特森意識到了自己出名的可能性，並開始積極爭取演電影的權利。這是關於一個智力低下的人通過一種試驗性的外科手術而變成了一個聰明人的故事。羅伯特森把它改編為一個名為《查理》(Charly)的電影劇本。7年後，也就是1968年，他的先見之明得到了回報，他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男演員獎。
羅伯特森是斯皮爾伯格離校後電話聯係的第一個人。這位演員很喜歡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飛機，他在《查理》成功後又寫了一部空戰片的故事梗概，題目為《我想，我擊落了“紅爵王”》(I Shot Down the Red Baron I Think)。該片準備起用被另一個在愛爾蘭的飛機迷收藏的一架罕見的早期飛機。羅伯特森的代理人大衛·伯格曼把他這個創意以15萬美元的價格賣給了希那拉馬公司，但後來這件事由於錢的原因陷入了喋喋不休的爭吵之中。讓羅伯特森憤怒的是，伯格曼居然站在希那拉馬公司一邊。伯格曼他們逼著羅伯特森付給希那拉馬公司2500美元‘如果有人打算拍這片於的話，羅伯特森還得再付2500美元。羅伯特森發誓再也不跟他們這群人打交道，他指責伯格曼不僅“強人所難”，而且還“加害於人”。
斯皮爾伯格看到了羅伯特森這個意外的災難，他知道羅伯特森的興趣在於那些舊飛機，於是他送給羅伯特森一個關於二次大戰中一個飛行員和他的兒子在20年代初在美國各地作特技表演的故事，這是斯皮爾伯格和他的朋友克勞迪亞·塞爾特一起寫的。羅伯特森很喜歡這個被叫做《飛行能手的天空》(Ace Eli and Rodger of the Skies)的故事。他買下了它，並雇用賽爾特把它寫成了電影劇本。
海爾。巴伍德和馬修·羅賓斯從南加州大學畢業後就在拚命賣劇本，但沒有成功。斯皮爾伯格開始繪他們灌輸他自己的思路。正當斯皮爾伯格為他第一部影院電影片《美國人克拉菲蒂》選演員時，喬治·盧卡斯正同這兩位作者在一起，他似乎心不在焉，很少跟什麼人講話。而斯皮爾伯格整天都在這裏進進出出瞎轉悠。盧卡斯感到這個大鼻子、戴眼鏡的家夥好像總在這裏出現，他的聲音總是響徹整個房間。當他指望著羅賓森和巴伍德寫出點兒像樣的東西時，他經常到這裏給他們的劇本出主意提建議，有時取笑他們寫的東西，有時鼓勵他們。
斯皮爾伯格在環球公司時就曾有個想法，拍一部描寫7個在舊金山經營中國食品廠的男人的喜劇，一個現代的《白雪公主》。他的另一個想法來自於一份《洛杉礬城市消息報》上的一篇報導。這是1969年5月發生在德克薩斯州的一件事：因偷竊商店罪入獄的艾拉·菲·德思特剛剛刑滿釋放，她勸說仍在獄中的丈夫越獄，把他們2歲的女兒從法院指定的養父母手中奪回來。在途中，他們綁架了一個州巡警詹姆斯·克羅。這事導致了一個大規模的全州範圍的追捕事件。
巴伍德、羅伯特森和斯皮爾伯格一起將這一事件整理為路·簡和克勞威斯·鮑彼林為尋找寶貝女兒蘭格斯頓而發生的戰鬥故事。警長塔思納被無能的下屬和年輕夫婦的苦苦哀求搞得十分惱火，當這對夫婦衝進德克薩斯州時，他帶領一個摩托隊跟著他們。沿途的人群都向鮑波林夫婦歡呼，學校樂隊還為他們奏起了樂。好心的人們給他們提供免費汽油和用餐，汽車裏被人們塞滿了日用品。甚至埋伏在其他車上負責阻攔他們的人們，也隻是衝他們放放空槍。最後，克勞威斯被殺了，這對年輕夫婦的夢想破滅了。這個登載在《讀者文摘》上的故事，當時是盡人皆知的。這個劇本曾取名為《卡特·布蘭奇》(Carte Blanche)，後改為《美國快車》(American Express)，但為了尊重這座城市的居民希望鮑伯林一家逃跑成功的意願，它被重新改名為《橫衝直撞大逃亡》(TheSugail and Expess)。
每10年間都能湧現出一批出類拔草的寫作人才，巴伍德和羅賓斯就是70年代的才子。由於他們的作品都是類似情節劇和有動作片傾向的作品，因此在今天的人眼裏，它們就像是某種通過電腦將一個個片段機械地排列組合起來的產品。這成就大部分應歸功於像喬克·瓊斯、得克斯·阿沃格、弗朗克·塔斯林和沃爾特·迪尼斯這類的動畫大師而不是40年代那些費盡心機在情節上和背景道具上下功夫的人們。斯皮爾伯格稱巴伍德、羅賓斯這類人物為“天才”，他稱讚他們有著“非常出色的動畫想像力”。當他們打算親自導演他們自己的電影時，斯皮爾伯格就會繼續發現新的像他們一樣的寫作合夥人，並像鼓勵他們一樣地鼓勵這些新人。斯皮爾伯格80年代的門徒羅伯特·劄梅其斯和鮑伯·蓋爾在動畫片設計方麵的奇想不亞於巴伍德和羅賓斯。
好像專門是為了強調瓊斯、阿沃格與巴伍德、羅賓斯手法上的異同，斯皮爾伯格有意安排路·簡和克勞威斯·鮑波林跑到印地安酋長廢棄的車場的活動房中，從這裏他們可以觀看附近汽車電影院正放映著的喬克·瓊斯的動畫片，銀幕上正演著雀鵑是如何躲避詭計多端的小狼的。Birdus Fleetus和Lupus Persisticus(瓊斯的片子中代表英雄和壞蛋的兩個名字)都是斯皮爾伯格童中時心目中的英雄。他竭力勸說環球公司從華納公司手裏買下瓊斯動畫片中40秒鍾的精彩鏡頭。
環球公司的合同，使斯皮爾伯格有了一位代理。斯皮爾伯格被大衛·伯格曼創建的國際創造管理公司所接受。大衛·伯格曼是位身材筆直的中年人，擁有“一級好萊塢冷麵賭徒”稱號，曾因與從前客戶克裏夫·羅伯特森的爭執被公認為永遠靠不住的人。斯皮爾伯格在國際創造管理公司的第一位代理人是麥克·米達沃，他後來成為製片廠的行政官。米達沃回憶說：“斯皮爾伯格拿著……《阿姆伯林》走進來，我看後說‘棒極了！’”米達沃給斯皮爾伯格介紹了一些人，其中談到一位黑人女演員瑪格麗特·艾沃瑞，後來當斯皮爾伯格準備執導《紫色》時想起了她。
然而斯皮爾伯格與米達沃就環球公司的某些具體問題未能達成一致。斯皮爾伯格愁眉苦臉地說，由於在外麵也無事可做，他正考慮回去。米達沃回憶道：
我想讓他與環球公司解除那份合同，他自己卻想保留。他是對的，事實上他也這麼做了。我認為在那個特定時期，在他拍《飛機場》(Airport)之前，他這個決定是對的。他應該把自己關進那個“盒子”裏，並製作一些“垃圾”，然後我再找費爾·考夫曼解除他的合同。所以我說：“聽著，你應該另找一個代理人，我認為你如果留在那兒，事業將沒什麼發展。”就這樣我在代理處又給他找了位代理人。
這個新的代理人是伯格曼的合夥人福來德·菲爾德斯。他對推動斯皮爾伯格的事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菲爾德斯休假時，帶著斯皮爾伯格到老製片人圈子裏為他尋找讚助人。他們到的其中一站就是20世紀福克斯公司，當時的經營者是理查德·劄紐克，他的父親達瑞爾大約在40年前創建了這家公司，這會兒他正在歐洲與若幹像女歌手朱麗時·格裏克一樣富有戲劇色彩的法國情人們呆在一起享受退隱生活。
小說家約翰·格裏高利·鄧恩曾這樣描述過38歲的紮紐克：“他是一個緊緊把握著權力的入。他的身材比橄欖球中衛小一號，膚色黝黑像被長年曬過，棕色頭發在日漸減少，指甲總是被他咬得禿禿的。他有一雙猶疑不定的眼睛，一種難為情的微笑時常會從他臉上掠過。他那前凸的下巴上的肌肉隨著心理的反應隆起或放鬆。”自從奈黑米亞·波索夫在比利·威爾德的影片《有人喜歡刺激》(Some Like it Hot)中表演了神經質的黑幫老板“小拿破侖”後，福克斯公司上下便把這個綽號扣在紮紐克腦袋上。
大衛·布朗比紮紐克年長20歲，從他那濃密的胡須中經常露出一個煙嘴，由此人們給他起了個綽號“海象”。他掌管紐約送來的故事的審查，還擔任著紮紐克的顧問和代理。他那漫不經心的舉止與他當過雜誌作者、編輯和發行商的豐富經曆很不相配。他的彬彬有禮和大大剛剛使他成為狂暴的紮紐克與這個世界之周的緩衝物。紮紐克和布朗，一種令人不解卻十分有力的結合，他們有效地開拓著福克斯公司的重要項目。他們已經決定從1970年起放棄拍那些早斯獲得成功的、有著廣泛娛樂價值的片子像《音樂之聲》(The Sound of Music)，《你好，多利！》(Hello Dolly!)和《男子漢卡斯迪與跳太陽舞的孩子》(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而改拍一些更富有挑戰性的片子。但成人電影正以敏感的“利益意識”侵蝕著福克斯公司的董事會。
菲爾德斯領著斯皮爾伯格見的正是這兩個人。做為一種交易，菲爾德斯把準備讓羅伯特森主演，讓斯皮爾伯格導演的《飛行能手的天空》的項目介紹給他們。紮紐克相信，斯皮爾伯格做商人不如做導演。“我發現他很有才華，至少在發表某些觀點時，但這是一部需要花費很多體力和綜合能力的電影。我認為他不會有足以表現飛行絕技的經驗和該片所要求的一切。”他們沒有買走這個劇本，然而這是斯皮爾伯格不在環球公司期間惟一可賣的東西。
離開環球公司一年的時間給了斯皮爾伯格一種印象：作為一個獨立製片人的感覺令他失望，實際上，他隻離開了4個月就又回到了環球公司。
“西穗尼，”斯皮爾伯格告訴李伯格，“我準備忍氣吞聲，付我工資吧，給我找些事做吧。”
《眼睛》這部片予存在很多問題的議論很快傳開了，因此沒什麼人願意他去幫忙。“我被環球公司拍攝場的人們看成一個愚笨而奇怪的小東西，壁爐上的一個小擺設，某種聚會上談論的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