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的是1969年11月8日，《午夜畫廊》上演後受到了輿論好評，全國廣播公司委托他拍完了該劇的其餘部分。事後，斯皮爾伯格明白還有許多東西需要他去學，而學習的最好途徑就是去幹。現在他終於承認《眼睛》是個災難，看著塞克海姆清理自己的作品的確令他感到丟臉，但它確實體現出了編輯的能力。
辛伯格給斯皮爾伯格提供了一份需花6個月時間的導演工作，讓他執導一部節奏緩慢但很受人們喜愛的係列劇《心理醫生馬庫斯·威爾貝》。羅伯特·楊主演一個名叫珊塔·墨尼卡的心地善良的內科醫生。斯皮爾伯格導演其中被叫做《膽大妄為》的部分。這是描寫一個少年為證明自己的勇氣想冒著生命危險在玻璃地上行走的故事。要想借此機會逐一去嚐試攝影技巧是不可能的，但斯皮爾伯格準備借機對最主要的拍攝技巧進行嚐試。“我對‘馬庫斯·威爾貝醫生’很認真，”後來他自嘲地說，“……許多老演員們吃驚地看著我，‘喂，這星期我可打算拍3個片子呢，這家夥的動作怎麼就像亨利·方達演的《12個憤怒的男人》(Twelve Angry Men)’。我努力想使《心理醫生》成為得意之作，而我是在現場幹傻事。”
斯皮爾伯格的《逗我笑》(Make Me Laugh)也沒成功，就像另一部《午夜畫廊》。所不同的是，這次有“米達斯的點金術”，一件秘密武器——黑人喜劇演員戈德弗裏·卡姆伯裏芝加盟，他就像會施使人發笑的魔法一樣使人笑個不停。甚至在他麵對死亡時，也是如此。在該片快關機時，拍《眼睛》時的那一幕又出現了，湯姆·鮑斯雷取代艾多·邁亞霍夫扮演卡姆伯裏芝的經理的角色，簡尼特·斯沃克而不是斯皮爾伯格被派去導演他編好的鏡頭。這集於1971年1月6日上演了。
電視導演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當你在電視機前觀看一部5日連續播放的節目時，他們必須非常非常拚命地進行研究製作。”斯皮爾伯格曾這樣說，“工作的人們一邊跑一邊叫，很不得在你成為導演之前，這聲音先刺激得你成了精神病。”即便如此，通過拍片於斯皮爾伯格還是學會了不少東西。“你學會了做你的家庭作業，”他說，“電視劇就是一列長長的火車，而我就是這最後一節車廂，如果你不準時完成它，他們就會把我甩了。”
斯皮爾伯格收場得正是時候，連續劇開始走下坡路了。電視網絡也在渴望大片，可環球公司寧願放棄受人們歡迎的演員和內容，也要在保持電視劇原有進度和預算情況下把電視劇延至90分鍾長，並擴大其規模。而且不管片子長度如何，仍要在10日內完成。
《遊戲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Game)，就是其中一部被擴大了規模的電視劇。在一份世界範圍發行的雜誌上還刊登丁關於3個主要演員拍片的日程安排表，他們是：蓋恩·巴瑞，安東尼·弗朗西斯和羅伯特·斯塔克。1970年秋，斯皮爾伯格導演了菲利普·懷雷寫的一個連續劇《洛衫磯，2017年》(L.A.2017)，1971年1月15日上演。故事講的是一個名叫巴瑞的人，在去參加環保大會的路上撞了車，直到2017年他才醒來，他發現洛杉礬的人們都在地底下躲避硝煙戰火。巴瑞站在反叛者一邊幫助推翻大老板。為了這個目的他國到地上並回到自己以前的年代，他一夜之間變出了一個“空氣清潔法”。
《洛杉礬2017年》給斯皮爾伯格豎起了一點小小的名望，他被邀請到世界科學電影大會上去放映這個片子。多數影迷在聆聽一位精神抖擻口若懸河的好萊塢先生滔滔不絕的講話時，沒注意到這個穿著訂做的皮夾克、開領花格襯衫的長發年輕導演。這次經曆使他感到了國內市場對科幻片的需求日益增長。這個時期的孩子已不像他那個時期的孩子，這些孩子有錢有精力能做他們想做的一切。他們對有關科幻片的內容和新片出台的信息十分關注。此時，斯皮爾伯格想起，當初自己也曾像這些影迷一樣排著長隊買電影票。傑弗·沃爾克是一個在推銷電影片方麵有特殊才能的發行商，他也曾幫助斯皮爾伯格把新片推向市場。這天他發表評論說道：“今天的市場有一個完整的環節，隻有提前掌握素材信息才能使之繁榮，這一經驗是由斯皮爾伯格、喬治·盧卡斯、《星際漫遊》(Star Trek)的製片人蓋恩·羅登拜瑞通過實踐摸索出來的。”
成功對斯皮爾伯格的事業起到了一種杠杆作用。福來德·菲爾德斯開始重談對斯皮爾伯格的雇用條件。1970年12月28日《綜藝》(Variety)提到了斯皮爾伯格的另外兩份合同，一份是任專職製片人的5年合同，一份是任非專職導演的6年合同。這是他走向全麵獨立製作之路的第一步，從此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理想不在於成為一個有創造力的製片人，而在於把自己錘煉成電影製作行業中的一個佼佼者——一個電影皇帝。
地位等級的高低在環球公司被充分體現出來。電影導演把拍電視片的人看成是臨時班子，與此同時，其它製片廠的導演們也把環球公司的影片和短劇看成是用信用卡、家用移動房、印刷廣告來充塞鏡頭的“小家子氣”的作品。由此不難想到，環球公司的電影也接近崩潰的邊緣。50年代，電視片推出了許多名人，如阿瑟·本、約翰·弗朗肯海姆、西德尼·路曼特和山姆·帕金夫。但到了70年代，這些名人的名字隻能經常在墓地見到了。斯皮爾伯格是環球公司惟一一位35歲以下的導演。那些協助他拍《遊戲的名字》和《午夜畫廊》的同事，像羅伯特·柯林斯、達瑞爾·杜克和羅伯特·邁克爾·路易斯都比他大10歲左右，而且看不出他們將來會有什麼發展，隻不過如此而已了。
電影製片和電影導演們是這行裏的佼佼者。一幢幢位於製片廠內印度風格帶長廊的平房建築是他們地位的象征。有幾個普普通通的文字似乎能突出說明這些建築所包含的內容：“仿英式莊園建築。”劇作家大衛·弗裏曼曾說：“這類在紐波特的夏季房屋都是小型別墅。”希區科克的任處是最奢華的，他有兩套同樣帶餐廳、電影廳和編輯室的公寓，而且每套都有專門的藝術廳。鄧·謝格爾也擁有一套跟這差不多的郊區別墅。比利·威爾德在小山上有兩座同等水準的小樓。從這裏經過的旅遊車為了不打擾他為戴爾蒙德公司拍攝《靡頁》(The Front Page)的工作都靜靜地沿著路邊駛過。
斯皮爾伯格渴望擁有一套這種帶長廊的平房，但現在他卻隻能在黑塔樓裏占有一間小辦公室。而且他的辦公室就在掌握著他的命運的瓦薩爾曼和辛伯格的17層的樓下。從這裏他望見了將來，他漸漸發現，沒有什麼東西能像威爾德和希區科克的電影那樣給人帶來穩固的生活和地位。現在他回來了，而且又已深入其中，他有許許多多關於電影的構想，身邊又有許多能幫他實現目標的人，隻是現在在他事業的四周還都是一堵堵磚牆，然而他的事業已經抬頭，他正準備大步前進。這一點已漸漸鮮明起來：斯皮爾伯格將給世界帶來震撼。
環球公司準備將《午夜畫廊》、《麥克·克勞德》、《日金山國際機場》、《心理醫生》組合起來為全國廣播公司製作一部四合一特輯片。作者兼導演由傑羅爾德·弗裏德曼擔任。斯皮爾伯格也加入了這個行列。這是一次很有收益的活動。弗裏德曼說：“就在環球公司的製片中心，他有了他自己的‘長發族’朋友圈。他雇了許多作者、導演和應付難題的人。他還從他的學校、從東部地區找來了一些他的熟人。我當時隻是個他所喜歡的年輕人，他對我說，‘為我做兩個表現精神病大夫的動作。’”
《心理醫生》是理查德·萊文森和威廉姆·林克在學校寫的，是《本·卡希》和《基爾代爾大夫》以及其他成功的大夫們的素材總合。它描寫了一個理想主義的心理醫生羅依·欣那斯和他的一位年長的憤世嫉俗的同事盧瑟·阿得拉爾。斯皮爾伯格這時期拍了兩部片子，一部是《馬丁·達爾頓的世界》(1971年2月10日)，另一部是《標準杆》(1971年5月10日)。《馬丁·達爾頓》取材於羅伯特·林德那收集的有關精神病方麵的一個病例，這是醫學界一個很著名的事件，曆史上稱之為“被氣流推動的長椅”。它講述的是一個12歲的精神錯亂的孩子史蒂芬·胡迪斯，受電視和連環畫的影響，幻想出一個離奇古怪的宇宙，因而不能自拔。斯皮爾伯格十分重視這個素材，他打算抓住這個機會創造出一個夢幻世界，同時他也打算與那些已經表現出敏感氣質和天才的年輕演員們一起合作這個項目。
在《標準杆》中，專業高爾夫球運動員克魯·古拉格漸漸意識到自己不久將死於12指腸癌那場戲是非常吸引人的，斯皮爾伯格自認為是他拍的電視劇中最佳一幕。對於斯皮爾伯格來說用動作說明一種感情比用對話舒服得多，他寫了這麼一個場麵：古拉格的兩個最要好的朋友來醫院看他，給他帶來了一件他最喜歡的禮物——古拉格常去的高爾夫球場上的第18洞穴，這是他們特意從場地中間挖出來的。他接過來，擦掉上麵的灰土，把它放在臉上。
萊文森和林克與斯皮爾伯格一起拍《標準杆》時非常愉快，他們請求斯皮爾伯格去導演《圖書謀殺案》。這是繼偵探係列片《科倫布》後的第一個定時係列片。片子的主角是洛杉礬警察局內一個邋裏邋遢生活沒有條理、卻又非常敏銳的警察。在片子的每一集輝煌而充滿智慧的結尾到來之前，都有一個不可一世的對手來與他較量。本來計劃這個角色由賓格·克羅斯比來演，但當他感到這個係列片的成功有可能與他在高爾夫球方麵的成功發生衝突時，他拒絕了。後來彼特·福爾克代替了他。電視劇編輯斯蒂芬·鮑切科是迫於《希爾大街的布魯斯》和《洛杉礬的法律》播放後觀眾的壓力才編寫《圖書謀殺案》的，在這個電視劇裏，科倫布撕下了作家傑克·卡斯迪的假麵具，證明他就是殺害同事馬丁·米爾那的凶手。這部電視劇於1971年9月15日上演，受到了好評，但它卻沒能給斯皮爾伯格帶來什麼創作空間。斯皮爾伯格為此片盡了最大努力。片子的開頭沒有采用慣用的手法。而是用打字機聲開頭，然後從米爾那的高層辦公室裏用一個很陡的角度去取洛杉礬的全景，無論如何，從很多方麵看，這個電視劇還是屬於很一般化的。
斯皮爾伯格還根據歐文·馬歇爾律師的素材拍了一部題為《一個寬容的受害者的頌歌》，講的是一位足球教練被控告給隊員服用興奮劑的事。電視劇對斯皮爾伯格的吸引力漸慚退去，尤其是那些來拍片的主角演員和電影實習生越來越讓他感到厭煩。“我23歲時就說過生命短暫得讓人沒有時間去理會身後的影子，而他們這些人，隻因為美容師身上有咖啡味便不喜歡他，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常常會讓我發瘋。”
如果斯皮爾伯格還想進一步搜集電視劇是如何毀滅了天才的事例的話，他可以從羅得·謝爾林的經曆中找到。謝爾林編寫的《午夜畫廓》第二年的收視率驟減，斯皮爾伯格意識到照此下去的話，謝爾林編的多數電視劇漸漸就沒人看了。電影廠禁止他參加一切故事研討會，後來則幹脆不用他的劇本，而隻用電影廠自己編的劇本。可以看出，謝爾林隻是一個被雇來的名義上的主人。“我隻是一個擺設，一個小零件兒。”謝爾林告訴記者說，“《午夜畫廊》根本不屬於我，它隻是一個普通係列片罷了。”
1971年秋天過後，斯皮爾伯格仍未從這類問題中解脫出來，但由於環球公司非常吝窗地讓他拍了一部正經八百的電影，而這部電影又帶給他第一次國際性的成功，至少斯皮爾伯格可以在較高的層次上跟他們對話了。《追殺》(Duel)的拍攝給他和好萊塢都帶來了巨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