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群眾演員都很溫順和忠誠。艾米麗·理查德以及所有的人都驚異地發現，被登記的服裝和道具，在整個拍攝過程中無一丟失，這給他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較之下，演員和劇組人員斂了一大堆的紀念品，以至被特許的波音747不能起航飛回歐洲。一些工作人員買了絲綢、地毯和全套的瓷器。理查德本人精心看護著一個很大的有座腳和耳把兒的花瓶。為了這些寶貝，他們不得不為第二架飛機申請特許。第一架飛機飛往倫敦用了30個小時，中途多次停下來補充燃料。
1987年4月，拍攝工作搬到了西班牙，影片中的營地已經在傑來茲市附近建了起來。這是一個任何人都熱愛電影的聖地，因為有一大半的文學作品和前20年的百部影片都是在這裏拍攝的。爬上一個山峰，人們可以看到查爾頓·海斯頓拍攝《結束》的場地和《阿拉伯的勞倫斯》完成後留下的子彈箱。暴風雨使場地建造延誤了5個星期，所以，斯皮爾伯格回到了美國。影片《迷離境界》的案子在5月份最後交給了陪審團，當廣泛而富有感情色彩的新聞報道出現在報紙上的時候，結果就昭然於世了。蘭迪斯參考了最好的辯護律師阿蘭·德少維茲的意見，最終留下了水門事件中的一位檢察官詹姆斯·尼爾為自己辯護，他曾成功地為福特汽車公司的一起過失殺人罪辯護過。在由來已久的好萊塢戰略中，尼爾的工作組曾用許多技術方麵的證據征服了陪審團。有人認為爆炸後的殘骸能使直升飛機失靈，它的尾部旋轉翼可能在熱氣中斷裂。尼爾爭辯道，在任何案子中，人們都不能排除無法預知的“萬一”發生。1987年5月29日，蘭迪斯和其他被告都被宣告無罪。
斯皮爾伯格一直沒有被傳到法庭上作證的事實，使許多好萊塢的人心感不平，甚至他的朋友中許多人也對此事很有看法。難道他有能力創造一個使人信服的虛幻世界，就意味著可以自由自在地逃避所有的責任嗎？好萊塢統治集團所采取的這種對待犯罪的傲慢態度，在90年代隻會產生適得其反的結果。當許多影劇業人物成為敲詐者、小報記者和狂妄的檢察官的目標時，他們貌似“刀槍不入”的防線，受到了最大的挑戰。
華納公司又一次對斯蒂夫·羅斯展開了攻勢。這次的目標是針對一份使他成為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公司官員的10年合同。董事會中他的對手決定每年召開一次華納通訊工業公司有關代理權問題的例會，他們希望通過這個例會把他驅逐或至少縮短他的任期。
羅斯與斯皮爾伯格之間的關係已經到了如膠似漆的地步。羅斯向斯皮爾伯格施展了他的全部魅力，他邀請他和艾米與他共渡奢華的周末，甚至還讓斯皮爾伯格的母親李乘華納公司行政長官的飛機進行了一次旅行。飛機內部已被他重新裝修，為了使她高興，他還在餐廳裏裝飾了米爾奇·威糖果包裝紙。在《華爾街期刊》一份關於斯皮爾伯格的報道中，記錄了斯皮爾伯格與羅斯一次會談後分手時的情形：“再見，我愛你！”羅斯曾告訴朋友們，他把娛樂業中像斯皮爾伯格、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保爾·西蒙和巴巴拉·斯特雷斯坦這些朋友的忠實友情作為他的“護身符”，羅斯精明地將他們的情況整理在一份案卷中，並將它的副本發給能支持他工資方麵要求的股東們。羅斯說：“如果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是你的朋友，你就算得上是個幸運的人了。”
斯皮爾伯格出人意料地穿了一身白色套裝，衣冠楚楚地出現在(AGM)年度股東大會上替羅斯發表辯詞，他告訴他們：“我來這裏是因為我感到有必要告訴你們，股東們非常感激支持公司走向成功的力量。”這也表明了他隻為MCA公司和WCI公司工作的決定。他答應：“隻要斯蒂夫·羅斯保留在這個戰艦上當艦長，我永遠不會離開我的崗位。”在這之後，他讀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寫的同樣熱情洋溢的信，他最後說：“在我的家鄉有成千上萬有創造性的人們都讚成克林特和我所說過的這些事情。我們真的很熱愛斯蒂夫·羅斯，我們認為斯蒂夫·羅斯就是WCI公司。”
羅斯繼續掌握控製權。1989年12月，他讓華納公司的董事會批準授予斯皮爾伯格20萬股華納公司的股票，給斯特雷斯坦和伊斯特伍德每人各10萬股。對手們遺責他用金錢換取娛樂界朋友們的支持，而且他這樣做用的是公司的基金。大衛·蓋芬為斯皮爾伯格推開自己逐漸成了羅斯的“寵臣”萬分惱火。
回到英國後，斯皮爾伯格和J·G·巴拉德終於相見了。這位作家說：“他一點也不像人們向我描述的那個斯皮爾伯格，他一直被人們說成是一個帶有城郊色彩的感情主義者，而我見的這個人完全不是那麼了回事。我所見到的他是個成熟的人，他有一個堅定而成熟的大腦，他是個非常有思想的人。至於運作《太陽帝國》這件事，他放棄了捷徑。當然，他沒使這本書一味地沉溺於傷感之中，而是截然相反。”
斯皮爾伯格打算讓巴拉德參加《太陽帝國》的製作，並請求他在電影開始時簡述它的內容，概述它的曆史背景。巴拉德把這些東西記錄了下來，但另外一個人做了這件事。後來他在影片中吉姆家的化妝舞會上作為一位客人露了一麵。起初，斯皮爾伯格給了他一套羅馬盔甲，用以體現武士精神，但當巴拉德發現它是塑料製品時，他選擇了一套約翰·布爾穿過的那種真的盔甲。
在拍攝《魔宮傳奇》期間，斯皮爾伯格曾向大衛·耶普保證今後他們還將再度合作。這回耶普相信自己一定會從《太陽帝國》中得到一個角色，可一直沒有電話來，他讓他的代理人到阿姆伯林公司去查問，代理人回電話時有些困惑地通知他說，他們在電影上隻用“真正的中國人”。這位百分之百的中國人憤憤不平地提出了抗議。但是，選演員的導演堅持說，由於這部影片將在中國拍攝，所以他們隻雇用當地人。
耶普確信自己沒希望得到這份工作了。但過了幾個星期後，他又令人費解地被叫來，讓他立刻飛往西班牙。
他們在機場接待了我，並且告訴我，他們要直接送我去化妝，因為史蒂文要跟我打個招呼，並且大致看看我的化妝。我記得我直接到達拍攝場地，那兒有好幾千人，我不明白他怎麼會看見我來了，但是他轉過身來說：
“噢，你好，大衛。”這事又讓我覺得自己信心百倍了。他真是一個令人驚奇的天才。我立刻感到像是在家裏。”
在服裝部門開始為他試服裝時，他才弄明白自己將扮演一位歐亞混血兒，一個投機商，劇情是美國機組人員為了回報他的幫助，獎勵了他許多掠奪來的家具、汽車和一些珠寶，並允許他將這些東西存放在一個露天體育場裏。耶普不經意地演完了他的戲。在幾千名西班牙人組成的人群中，由他扮演一個混血兒，他心裏感到有些得意。但也許是由於他缺少自信的表演，他的全部鏡頭都被留在了電影剪輯室的地板上。
由於斯皮爾伯格拍一部影片的費用從不低於100萬美元的情況始終沒有改變，再加上它的純利總是10％，因而好萊塢在80年代末經常給他提供聲望最高的項目，不論這些項目是否適合於他的才能。這種做法並未因他正在西班牙拍攝《太陽帝國》而停止。彼特·古伯把瀝姆·沃爾夫關於紐約金融領域的一部正在流行的諷刺作品《無價值的篝火》給他送了去。已厭倦了陰暗內容影片的斯皮爾伯格把它轉繪了別人，它被轉到了布裏安·德·帕爾瑪的手裏。讓他來作這個導演，許多人認為是不合適的。
幾乎兩年時間，達斯汀·霍夫曼一直在漫不經心地摘著一部關於一個糊塗透頂的學者和他的頹廢的兄弟的影片，它是根據巴裏·莫羅的文學劇本改編的。最初設想，它是關於兩個中年男人的影片，在霍夫曼和斯皮爾伯格的代言人麥克·奧威茲的建議下，角色都被重新改寫了，霍夫曼和湯姆·克魯斯扮演了這兄弟倆。當羅恩·巴斯重新改寫莫羅的劇本時，馬丁·布萊斯特(《貝弗利山的警察》的導演)為導演這部影片簽了合同。然而，到這時，奧威茲仍在猶豫。布萊斯特辭職後，這個本子又轉給了理查德·普賴斯(影片《金錢的色彩》的導演)，最後到了邁克爾。鮑特曼(電影《好媽媽》的導演)的手裏。奧威茲問斯皮爾伯格是否對導演這部電影感興趣。影片現在的名字叫《雨人》。盡管斯皮爾伯格承認霍夫曼渴望與心中的“偶像”一起工作，但他像以往一樣保留著對明星的戒心，特別是那些像霍夫曼這樣以優柔寡斷聞名的明星。鮑特曼接過了此事，但當他讀完被改寫的劇本後，他還是決定采用莫羅的原稿。斯皮爾伯格告別了繼續同長期合作人默裏·斯切斯格一同編寫劇本的霍夫曼，回到了西班牙。在他回去的時候，這個本子尚未完成。由於影片《印第安納·瓊斯和最後的聖戰》開拍日期的逼近，他放棄了那個項目，並將有關影片拍攝方麵的意見交給了最終的導演巴裏·列文森。
艾米來到斯皮爾伯格身邊，她的出現是個緊張的開端。由於她答應的6個月休假已接近尾聲，她對再去工作心情煩亂。她後來抱怨說：“我照顧馬克斯，已經失去了對任何角色的感覺，我真要發瘋了。”導演瓊·麥克琳·西爾弗在西班牙拜訪了她，給她帶去了劇本《橫跨德蘭塞》，是關於一位好勝而活潑的紐約猶太姑娘的羅曼史，她通過一位婚姻介紹人的安排，與從老家來的一個鄰居，一個賣西瓜的商人結合了。除此而外，幾乎再沒有什麼人給她提供角色了，尤其是來自百老彙方麵的，那是她真正的理想所在。
艾米加入了西爾弗的拍攝隊伍，但完全是出於一種病態的仁慈。“我的脾氣很壞，總想跟人打架，”她承認說，“我有了一個寶寶，並且使我失去了我的位置。”在她拍攝影片的時候，她和斯皮爾伯格在罕普頓相處的時間要比在洛杉礬長得多。斯皮爾伯格整天心神不寧，而且對羅斯和艾米帶來的一些陌生人感到不舒服。威廉姆·德·庫寧盡管已處於“阿耳滋海默氏病”的早期階段，但仍然在工作。艾米、斯皮爾伯格和理查德·德裏福斯等人以及德裏福斯的妻子傑拉米——德裏福斯在解毒診所遇見的一位護士，艾米後來最親密的朋友——一起來到德·庫寧的家裏，看望他和他的妻子艾蓮娜。斯皮爾伯格既不喜歡，也不明白德·庫寧的工作。在到處都用藝術品和楊樹工藝品裝飾著的家裏，給人一種民間藝術氛圍。德·庫寧對電影知之甚少。德裏福斯有一次曾試圖向他解釋拍電影的壓力，他把這種壓力比作在一條火車正在逼近的鐵道上作畫。
“你為什麼要在鐵道上拍電影呢？”德·庫寧問道。
艾蓮娜的傳記作家利·霍爾曾描述過他們對在羅斯家聚會的反應，當時斯皮爾伯格也是一位客人。
這裏一切都很安靜，氣氛平和沒有任何爭論，似乎也沒有什麼可談。
吃完飯後，他們都定進了放映室，看一部影片。艾蓮娜十分驚訝，他們如此的富有，他們擁有一切，但他們卻無話可談。這一點，對艾蓮娜來說，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事情。而且我認為，她對這種聚會也覺得沒有意思。
艾米喜愛罕普頓，她曾在那裏渡過許多快樂時光。把自己當作好萊塢宴會上那些自以為是的演員們的寵兒，或是把自己聰明有教養的優越感隱藏起來不是她的風格。她說：“我感覺自己像一位政治家的妻子。有許多肯定是我不喜歡的事情在等待著我。我的問題之一就是我太誠實太直率，我會為此而付出代價。但是當時我盡量把握著自己，可我還是賠了。”她一直在為自己尋找一條出路。
片長152分鍾的《太陽帝國》，在1987年12月上演了。斯多波德和巴拉德第一次相遇是在洛杉礬的首映式上，他們都被安排在第一排就坐。
巴拉德說：“斯多波德轉過臉，看我坐在那兒很是驚訝。”
“也許我該換個座位。”斯多波德很“外交”地建議說，但巴拉德告訴他，他對他改編的這個劇本非常滿意。
這部影片對觀眾和新聞界來說完全不像它被改成的那樣。許多評論以不讚賞的口吻把它與《希望與榮譽》進行了一番對比。在那部影片中，約翰·鮑爾曼追憶了一段在貝利茲戰爭時期的一個英國兒童的經曆，評論者認為它所表現的真實性是《太陽帝國》所欠缺的。巴拉德說：“在影片公演之前我做了一次售書旅行，爾後我參加了首映式，讓我吃驚的是，我漸漸意識到，美國新聞界對斯皮爾伯格抱有如此程度的敵意……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對他的態度都近乎毫不猶豫的否定。我記得有人說：‘你為什麼要允許他拍你的書呢？’”
斯皮爾伯格希望他接受撒爾伯格獎時的演說能夠使他得到舊好萊塢和評論家們的認可。但是，在《太陽帝國》上演期間，他們都像以往一樣地鄙視他，這點已經漸漸清楚了。斯皮爾伯格在1978年曾陰沉地對阿德裏恩·特納說過：“我想好萊塢將在我55歲的時候寬怨我。我也不知道他們將以什麼樣理由寬恕我，但是在我55歲的時候，他們將寬恕我。”在從災難中得到拯救的希望中，他一直在努力與各方人士和平相處，他改變了接受歐文·撤爾伯格獎時在虛誠的演講中所使用的口吻，他堅持說“偉大人物的偉大的語言”不再是他惟一的興趣，平凡的人們說的平凡的語言也許同樣寓意深刻。對奧斯卡獎也需要分析對待，他說，一般說來，人們給予好萊塢的勸誡比給予它的許諾要少得多。“我在談論未來的事業，我也在說我自己。我常對自己說這種話：讓我們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大事或者小事，現在該是人們彼此交流感情的時候了。”
幾乎沒有什麼影片能夠確切地表明斯皮爾伯格的能力所在，而《太陽帝國》這樣的“斯皮爾伯格項目”則完全證明了這一點。盡管這之中有許多是斯多波德和巴拉德的貢獻，以及大衛·裏思的啟發，電影仍充分展示了斯皮爾伯格過人的表現力，從我們看見吉姆在上海哥特式英國大教堂的那一幕起，到最後一幕為止。
河水帶走了戰爭的殘骸，就像它在第一幕中帶走了許許多多的棺材那樣。影片的傷感情調和宏大氣勢蕩滌了書中的腐朽、晦暗和淺薄的味道。巴拉德所要展示的上海是一座“可怕的城市”，恐怖而“性感”。當饑餓的吉姆把那些遙遠的建築，幻想成一塊塊巨大的糖果時，這座城市看上去甚至“秀色可餐”。但斯皮爾伯格則把它描寫成了一座溫柔而處在驚恐之中的市鎮，就像一幅給人以藉的諾曼·羅克威爾的壁畫。
“我有點兒奇怪，”斯皮爾伯格平靜地評論著人們對這部影片否定的反應，“許多美國人對這部影片不感興趣。”在另外的場合他曾抱怨說：“某些美國人想讓我永遠年輕，那樣會使他們感覺安全。”這番話就像是一個轉瞬即逝的文化承諾，它給人們留下了某種意願上的概念，不論斯皮爾伯格的影片主題是什麼，它都是一種“使人年輕”的好影片，就像諾曼·羅克威爾給人的印象一樣，即便他畫的是一幅耶穌受難的畫，他也是用最好的繪畫工具完成的。一套服裝的款式，遠遠比服裝麵料更重要。這部影片包容了斯皮爾伯格10年的經驗。斯皮爾伯格通過《太陽帝國》所產生的影響，就像“布萊頓”這個名字對一塊巨石的影響。無論從那個角度來觀看這部影片，它都帶有連環畫的印跡，像從一個很明顯的低角度去拍攝一隻踏進水裏濺起水花的腳；它也帶有好萊塢傳統拍攝方法的印跡，例如用攝影架橫拍難民人群的場麵，使人聯想起《飄》和《阿拉伯的勞倫斯》。如果要想使斯皮爾伯格成為一位其他風格的電影製作人，就得讓他退回到他的童年，讓他不去看《戲中之王》、《船長的勇氣》和《斑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