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學校體育
清末，反映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的文化教育，主要有三種不同的性質，就是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封建地主階級的舊教育和資產階級的新教育。1901年，麵臨內外交困的清政府。為了緩和階級矛盾，不得不宣布實行“新政”。“新政”的頒布，使新教育得到一定的發展。
“新政”的內容中，與體育關係較大的是編練新軍、廢科舉、興學堂、選派留學生、建立教育行政機構和頒布“學堂章程”等。其中對學校體育興起有密切關係的是廢科舉、興學堂和近代教育製度的建立。
近代教育製度與學校體育。1902年，清政府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就是《壬寅學製》，但未實行。次年，又頒布了《奏定學堂章程》。具體請參見《奏定學堂章程》係統表。
《奏定學堂章程》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由政府公布並在全國範圍內施行的第一個學製，對後來的學校教育影響很大。它一直施行至1911年清政府滅亡。
1903年的《奏定學堂章程》學製，基本上是抄襲日本的。它在學校體育方麵作了一些具體規定。首先，把“體操課”列為各級各類學校的必修課。它規定：小學堂每周上三學時，中學堂每周二學時，高等學堂每周三學時，另外高等學堂的男生另加一學時的兵學課，師範學堂和實業學堂也作了規定。在1903年《奏定學堂章程》係統表體操課的宗旨及內容上亦作了原則規定。
蒙養院，就是學前教育：入學年齡：3——7歲，教養宗旨是“保育教導兒童，專在發育其身體，漸啟其心知，使之遠於澆薄之惡習、習於善良之軌道”。主要內容是：遊戲、歌謠、談話和手技。遊戲的目的是使兒童們心情愉快，身體健適安全，且養成愛人類且愛好合群的好習性。使他們從小就有很好的教養。
初等教育：《奏定學堂章程》規定：凡是滿7歲的兒童就要入學受教育，並且要適應地鍛煉身體，使他們很好地發育。
強壯國民的體質要從小抓起，因此在初等教育中設有體操。體操的要義，“在使兒童身體活動，發展均勻，矯正他們的不良習慣。”高等小學堂“宜以兵式體操為主”。
中等教育：《奏定學堂章程》規定“體操應講究實用，其普通體操，先教以準備法、矯正法、徒手操、啞鈴等，再進行球竿、棍棒等。它的兵式體操，先教單人教練、柔軟體操、小隊教練及器械體操，再進行中隊教練、搶劍法、野外演習及兵學大意”。
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體操課也是普通體操和兵式體操，隻是強度有所增加。
《奏定學堂章程》所作的上述規定，雖然多半停留在文字上，但把體操列為學校開設的課程之一，曆史上還是第一次。
廢科舉、興學堂，學校體育的初步實施。
《奏定學堂章程》頒布後，1905年清政府成立了中央教育行政機構——學部。同年8月，清政府下旨，“停科舉，以廣學校”。從此，隋唐以來的科舉製度廢除。隨即全國出現了一個興學堂的風潮，名府、州縣城鎮和大的集鎮都相繼開辦起各類學堂。西方體育在學堂中初步實施。
1．體操課：“體操課”被列為必修課，規定每周3——4節進行普通體操和兵式體操的操練。所謂的“普通體操”就是日本、瑞典式的體操。“兵式體操”是訓練軍人的體育手段，主要來源於德、日。內容有隊列、刺殺、托槍、射擊、戰陣、單兵教練、小隊教練、中隊教練、槍劍術、野外實習、柔軟體操、器械體操、兵學大意等。
雖然，“學堂章程”中規定了體操課的時數，但由於體操教師奇缺，又無係統的教材，實際上大部分學堂都沒有體育課。開課的學堂，其教師除少數是留學生和從日本請來的洋教師外，大部分由軍人充任。上課時，操的是“洋操”，“口令”是用日語喊的，學生莫明其妙。
2．早期的學校運動會。近代體育運動會，最早在一些教會學校中出現。之後，由教會學校向其他學堂及社會傳播。最大的一次學校聯合運動會是1907年在南京舉行的“江南第一次聯合運動會”，有80餘所學校參加，比賽及表演項目多達69個。大致可分為五大類：①競走，就是賽跑。如：奪標競走，三足競走、寫字競走等；②田賽：如持送鐵彈、持竿跳高、跳高；③體操項目：單人球竿、瑞典式體操、啞鈴操、木棍操、兵式操等。④軍體項目：如擊劍、刺槍等；⑤其他遊戲。當時的學校運動會，項目基本上都是仿照日本而編排的。
3．“軍國民主義”教育對學校體育的影響。所謂“軍國民主義”就是後來的軍國主義。“軍國民主義教育”是資本主義國家提出的一種反動教育，它借“忠君”、“愛國”的口號，對國民進行強製性的軍事訓練，為其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培養事奴才。這種教育，在清末從日本傳入中國，當時各階層的人，出於不同的政治目的，接受了這種教育思想，並成為一種影響較大的社會思潮。新興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及其知識分子提倡軍國民主義教育是出於求富求強、自強圖存的需要。而反動統治者，鼓吹“軍國民主義”教育，是為了加強自己的實力，以鞏固其統治地位。
作為當時社會的一種重要思潮，必然反映到學校教育上來。1903年清政府頒布的《學堂章程》中，把“兵式體操”列為各級各類學堂體操課的主要內容。1906年清廷學部頒布的《奏清宣布教育宗旨析》中更明確規定：“凡中、小學堂各教科書，必寓軍國主義”。把“忠君”、“尊孔”、“尚武”、“尚公”、“尚實”法定為教育宗旨。政府的這些規定，既反映了統治者的政治目的，同時亦符合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愛國知識分子主張“教育救國”、“尚武圖存”的願望。因此，初興的學校教育和體育有著濃厚的“軍國主義”色彩。
由於受“軍國民主義”教育的影響，學校體育以兵式體操為主，田徑、球類等內容的傳播受到了限製。加上體操課大都由不懂體育的軍人充任，因此，造成“徒有形式而無實質”的狀況。
早期體育師資的培養。《學堂章程》頒布後，全國新學堂數量猛增。“體操課”被列為必修課，但國內又無培養體育師資的專門學校，因此帶來了體育師資力量奇缺的社會矛盾。
1906年，清政府學部通令全國各省，於省城師範“附設五個月畢業之體操專修科，授以體操、遊戲、教育、生理、教授法等，名額百名，以養成體育教習。”這一通令，對興辦培養體育師資的學堂和體育專業是有促進作用的。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開始的留學教育，特別是甲午戰爭以後，得到很大的發展，出現了官費和私費出國留學的風潮，這股留學生中有不少是專攻體育的。特別是留日學生中，不少人去了“大森體育學校”。這部分留學生回國後，在國內辦起體育專門學科的學校或任師範學堂中的體育專修科教師，他們對近代體育的傳播起了很好的橋梁作用。
日本的“大森體育學校”，又稱“大森體育會”，學製一年和一年半，課程有體育學、教育學、解剖學、生理學、音樂、徒手體操、器械體操（單杠、木馬、平台、天橋、木棒、啞鈴、球竿等）、兵式體操等。我國去日本學體育的，基本上進此學習。回國後，也基本上仿照“大森體育學校”，在國內興辦培養體育師資專業。
在這種曆史條件下，至辛亥革命前，全國辦起了不少體育專門學校和體育專修科，建立這種學校的地方有：紹興、江蘇、雲南、上海、成都、浙江、奉天、廣東等地。這些體操專門學校和體操專修科，其辦學宗旨，大部分是以培養體育師資為目標的。但也有資產階級革命派借辦體育為名，積蓄革命力量，培養武裝鬥爭幹部為目的的。如大通師範學堂、鬆口體育會，重慶體操學堂等都屬於這類性質。以培養體育師資為目的的體操學校中，辦學時間最長、貢獻最大的，要算是“中國體操學校”。
中國體操學校，於1907年11月，由留日學生徐一冰和徐傅霖等六人創辦於上海。辦學宗旨是“提倡正當體育，發揚全國尚武精神，養成完全體育教師，以備教育界專門人才”。該校從1907——1927年的20年中，共畢業36屆，學生達1500餘人。學校分男女兩校，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學製分本科（一年）和選科（無年限）兩種。課程分學科和術科。學科：倫理學、教育學、體育學、兵學、國文、生理、急救法、音樂。術科：兵式教練、瑞典式各科、普通連續徒手、啞鈴、球竿、棍棒、木環、豆囊，應用操、遊技、教授法、射擊術、拳術、武器等。
中國體操學校是一所私立學校，經費困難。但由於徐一冰等創辦人的“苦心孤諧、慘淡經營”，為了培養體育師資，促近代體育的發展，做出了曆史貢獻。該校畢業生大部分從事體育教育事業，有的則在各地興辦體育專門學校。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和發展，辛亥革命以後，體育專門學校和體育專修科的創辦又有發展。
從上可見，我國近代的學校體育，是在清末“廢科舉、興學堂”，提倡尚武精神的曆史條件下，從無到有地開展起來的。與此同時出現了培養體育專門人才的體育專業教育，是中國近代學校體育實施的開端。初興的學校體育和體育專業教育的實施方法，首先是從日本傳入的。其特點是受軍國主義支配，以兵式體操為主。因此，學校體操課的內容、形式和方法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資產階級革命派與體育
近代體育，在辛亥革命的鬥爭中起到了積極作用，並得到了發展。一些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代表人物，提倡體育，充分利用體育，使體育為革命服務。下麵我們就簡單介紹一下幾位重要人物。
1．孫中山：名文、字逸仙，廣東人。他是民主革命先行者。他通過考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和研究中國社會的現實，認識到要救亡圖存，中國不能走改良道路。隻有革命，推翻滿清王朝。
孫中山先生在從事革命活動中，十分重視體育的積極作用。認識到體育問題是關係到國力強弱和民族衰盛的大問題。主張“強民自衛”。並鄭重提出：“處在競爭劇烈的時代，不知求自衛之道，則不能生存。”體育與“強種保國”有莫大關係。在他的軍事思想中，重視運用體育手段提高軍事能力的訓練。他重視武術的作用，曾為“精武體育會”作了《尚武精神》的題詞。
孫中山先生身體力行，自幼喜歡體育。他對當時學校的體操課很重視，並模仿大人使刀弄棒。從青年時代起，立誌興中華，注重身體鍛煉。他學會了騎馬。他常去鍾山打獵。在上海期間，常行散步、下棋、打網球等體育活動。他還很注重科學的生活衛生製度，不吸煙，不喝酒，不隨地吐痰，注重精神文明。
2．黃興：湖南人。1902年留學日本，並參加“拒俄義勇隊”。他“體貌魁偉，富於膽智”。他少時學過鳥家拳，“支手能舉百鈞”。他在日本留學時，有空就參觀大官們練習各種兵操，而且每天早起，便到神東坡武術會，練習槍彈騎射，射無不同。1908年，到日本重組大森林體育會，聘請日本軍官多人。招收革命黨人練習軍事體育，黃興本人親自任教。他不愧為辛亥革命中的軍事領導人。
3．徐錫麟：精誠愛國，他活動的特點主要是以辦體育進行軍訓為掩護，發展革命力量，為武裝鬥爭做準備。他在“熱誠”、“越郡”兩學堂任教時，即注重兵式體操，並以沙俄畫像為靶，每天短銃習射。1905年初，徐錫麟創辦“體育會”，以提倡尚武風。入會青年十分湧躍，他們從事體格鍛煉，以去“士氣孱弱”。並決定每月組織紹興各校學生會操一次。同時，經與陶成章等商議，決定開辦大通師範學堂於紹興豫倉，1905年秋，學堂專設體操專修科。徐錫麟親自去諸暨、金華、處州一帶招收學生。體操專修科的學員，實行嚴格軍事化，用近代體育內容及軍事技能進行嚴格軍事訓練。
4．秋瑾：字睿卿，號競雄。自號“鑒湖女俠”。原籍浙江山陰人，雖為女子但“絕無脂粉習氣”，是近代革命史上的女英烈。1904年她衝破封建家庭的束縛。毅然東渡日本入青山實踐女校。後加入光複會、同盟會，積極開展革命活動。1907年至紹興，接替徐錫麟，主持大通師範學堂。她“以浙事自任”，成為浙江革命黨人的中心人物。1907年7月，因徐錫麟安慶起義失敗，“大通”受牽連，秋瑾於15日晨被害於軒亭口。秋瑾自幼喜歡舞槍武劍，喜歡騎馬、喝酒。自從投身革命後，一派巾幗英雄氣概，與徐錫麟辦大通師範學堂,組織體育會。主持大通期間，招集金華、處州、紹興會堂頭目，來體操專修科訓練。她“自著男子體操洋服，乘馬出入城中，士紳鹹不悅瑾所為。”她在我國近代體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清末建立的體育團體，有不少是革命黨人發展革命勢力，培養武裝鬥爭骨幹的陣地。下麵介紹幾個學堂和體育會。
紹興體育會和大通師範學堂，這是由革命黨人徐錫麟、秋瑾等於1905年，先後創辦於紹興。他們以為“師範”的名義取得了官方立案的允許。又以開設“體操專修科”的名義，從上海購買了50支槍和二萬發子彈，秘密訓練浙江會堂頭目，培養革命幹部。學堂規定：“凡本學堂卒業者，即受本校辦事人之節製；本學校學生，成為光複會會員”。
“大通師範學堂”仿效日本振武學堂和大森體育學校辦學。分設特別、普通兩班。開設課程主要是兵式體操和器械體操（天橋、平台、溜木、鐵杠、木馬、秋千、鐵環、跳遠等）。還有國文、英文、日文、地理、曆史、教育、倫理、算術、生物、圖畫等，平日訓練實行嚴格軍事化，上下課起床等均用號令。每天三節兵式體操，遇雨天則在飯廳習擊槍、瞄準等訓練。主事人徐錫麟、秋瑾皆能文善武。教員中有留學日本大森林體育學校的，如王金發，他會刀善槍，是位虎膽英雄。學堂體育專業班共畢業三期，學員數百人。畢業文憑由紹興發給，上麵蓋有紹興府及山陰、會稽兩縣印，又蓋大通學校圖章，背麵則記以秘密暗號，他們多數人是後來辛亥革命中骨幹力量。
鬆口體育會。1907年初，由同盛會人士謝逸橋等在廣東梅州組辦。招收多數為同盟會會員的一百餘名學生，聘請廣東陸軍中學一批退學學生（同盟會成員）任教員。設“專修”、“普通”、“簡易”三科。授以戰術、築城、行軍、攻擊、戰鬥等軍事知識技能和一般體育知識技能。辦會不到一年即結束，師生分散各地，進入軍、學、商界，進行革命活動。1903年3月河口起義，1911年廣州起義和10月武昌起義等都有鬆口體育會的成員參加，有的成為革命骨幹。
除上述外，還有湖南長沙同盟會人士組織的體育社、野球會（棒球）。浙江的麗水體育會等等，這些體育團體活動，都為革命培養了大批幹部。
辛亥革命期間，資產階級革命派需要體育為革命服務，其代表人物的體育思想和實踐，促進了近代體育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