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時期的體育
曆史概述
1911年，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帝製，建立了中華民國。
從1912年到1949年，中華民國37年的曆史可分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1912——1927）和國民黨蔣介石統治時期（1927——1949）兩個時期。
1931年9月，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占領中國東北，策立偽滿州國，繼而又把魔爪伸向華北。國難當頭之時，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國人民經過八年的浴血奮戰，日本帝國主義於1945年8月宣布無條件投降，贏得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蔣介石政府依賴美帝國主義的援助，發動全麵內戰。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支持下，與國民黨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終於在1949年推翻國民黨反動政府，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創了中國曆史的新紀元。
中華民國時期的體育，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從宏觀上看受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製約，特別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帶有濃厚的半殖民地色彩。反動統治者隻把體育作為統治人民工具和文化教育中的點綴品，不關心人民健康，不采取有效措施來廣泛開展體育活動，因而使得這一時期的體育未能深入發展，更沒有成為全民的事業。由於中國領土廣大，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極不平衡，體育事業的發展也就不平衡。西方近代體育隻是在城市的少數人當中有所展開，邊遠地區及廣大農村幾乎無近代體育可言。從微觀上看，在廣大進步和愛國體育人士極力提倡下，近代體育的一些項目在一定的領域如學校中還是有所發展的。這是時代推動的結果，也是近代中國人民長期奮鬥的結果。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體育
辛亥革命後，教育部仿效日本學製於1912——1913年間頒布了“壬子——癸醜學製”，在其頒布的中小學“學校令”及其“施行規則”中，規定中、小學仍設體操一科，每周三學時。中學體操分普通體操、兵式體操兩種，並規定：“兵式體操尤宜注重”。體操課的內容同清末沒有太多區別。但由於當時的教會學校開展了以田徑、球類為主的課外體育活動，並不時舉行校內外體育競賽，如1910和1914年第一、二屆全運會舉行，特別是1915年第二屆遠東運動會在我國上海舉行，西方近代體育在我國的傳播與發展正是大勢所趨。當時的教育部迫於形勢，於1915年頒布教育宗旨“以軍國民主義教育為道德之輔……學校教課，勢難於體操一科獨教學時數，凡辦理學校人員，引導學生於體育正課外，為種種有益之運動。專門以上學校體操不列正課，尤宜組織運動部，隨時練習，以免偏用腦力。每年春秋兩季，宜酌開學校運動會，互相淬勵……”此後，官辦學校不僅有體育正課，還有課間操與課外體育活動，逐漸組織了各種體育部和運動隊。人們把當時學校既有“以兵操為主”的體操課，又有以田徑、球類為內容的課外活動的做法謂之“雙軌製體育”。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在世界範圍內，由於教育科學的進展和新教育學說的流行，各國體育都有不同程度的改進。總的趨勢是：以培養“軍國民”和“優良士兵”為目的的體操體係逐漸衰落，而新鮮活潑的田徑、球類等戶外運動、遊戲則成為體育的中心內容。此種變化在中國也很快出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學校“以兵操為主”的軍國民主義體育，進一步受到進步人士的譴責。1918年，實行兵式體操的德國軍國民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使許多中國人感到軍國民主義沒有前途，教育界、體育界紛紛提出廢除兵操的主張。有的學校如長沙雅禮學校，在1919年自行廢止兵操。在這種形勢的衝擊下，於1919年10月在太原召開的第五屆“全國教育聯合會”，經過調查，也認為“以操為主”的軍國民體育已不合乎“世界大勢”和“教育潮流”，“對於學校體育自應加以改進”，於是討論通過一項“改革學校體育案”，其內容有減少兵操、增加體育時間、實行課間操和開展課外體育活動，實行身體檢查，學校體育成績以全校學生體力如何及學生之病多寡為標準和注意女子體育等。以兵操為主的體操科，逐漸改為以普通體操、田徑、球類和遊戲為主要內容，有的學校還自動將“體操科”改為“體育科”。
1922年11月公布了“學校係統改革方案”，這個方案是模仿美國學製擬成的，中小學從七四製改為六三三製。這一學製一直實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23年，“全國教育聯合會”又公布了“中小學課程綱要”。“綱要”規定“體操”名稱改為“體育”。擴大了體育實施範圍，初中體育科的內容包括生理、衛生、體育三項，高級中學，體育為必修科目，內容包括衛生法、健身法和其它運動。兵操在體育中被徹底剔除。體育科與課外體育活動內容逐步統一，田徑、球類等運動在中等以上學校得到較廣泛的發展。由此學校體育由“雙軌製”轉入了西方式的學校體育。這是我國學校體育的一大重要變革。也是中國近代體育史上的一大進步。
隨著體育教學內容的變革，也促進了教學方法的變革，開始實行了比較科學的“三段教授法”，即，將一堂體育課的教學過程分為三段：。初段：隊列練習和準備活動。
中段：主運動，包括體操、各種賽跑運動和遊戲。
後段：整理運動，包括走步和呼吸運動。
五四運動以後，教育思想、教學方法受美國杜威實用主義教育學說的影響，有了一些變革。
實用主義教育學說，主張“教育即生活”和“學校即社會”。認為教育本身就是目的，不應該再有其它目的。所以教育應以兒童為中心，以兒童為本位，從兒童自己的興趣和目的出發去決定他們自己的學習內容，教師隻能從旁指導，不能橫加幹涉。與此相適應的“設計教學法”也傳入中國。這種教學反映在學校體育教學中最突出的是“分組教學法”，“分組教學法”是每次上課的內容，學生自己去選擇，教師根據學生的興趣、愛好把學生分成組，讓學生自己去活動。後來人們把這種單純從學生興趣出發，教師放棄教學中的主導作用的體育教學，稱之為“放羊式”教學。這種教學20年代在小學出現後，流毒甚廣，影響時間也很長。到國民黨統治時期，甚至發展到中學、大學，遺害匪淺。體育教學中還出現了一些“設計模仿法”即教師設計打獵、捕魚、伐木等等生產勞動動作，上課時讓學生模仿。設計教學法實際上取消了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不是根據教材的邏輯體係和學生的生理特征有計劃地施行體育鍛煉，不具備體育本身的科學性和係統性，所以難以達到通過體育教學全麵鍛煉學生的身體，發展學生運動技能和培養學生意誌的目的。
隨著西方近代體育在我國的廣泛開展，西方資產階級的錦標主義體育思想也在我國滋長泛濫。錦標主義開始是在教會學校出現的。“五·四”運動時期，隨著資產階級實用主義思想的傳入與發展，學製和教育內容的改革，體育競賽活動增多，在“錦標主義”思想指導下的“選手製”，也在學校中蔓延開來。到國民黨時期，且有代替整個學校體育的趨向。“錦標主義”的表現是，學校不顧廣大學生的健康，不開展群眾性體育活動，隻注重培養少數運動選手參加校外的比賽，奪冠軍、爭錦標，把競賽活動當成沽名釣譽，為學校創牌子的手段。一些學校，還不惜用重金收買運動選手，他們平時不學習，也不參加考試，照樣畢業，在比賽場上，則大打出手，連裁判先生也餉以老拳。錦標主義的泛濫，嚴重影響了學校體育的健康發展。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體育的影響
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偉大革命運動。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年來的君主製度，使民主主義觀念深入人心；衝擊了封建文化思想陣地，動搖了封建統治的思想基礎，使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文化複古主義者大為恐慌。封建軍閥為了削弱辛亥革命傳播的“民主”思想，加強封建文化的地位，鞏固其統治，在文化領域內推行“複古尊孔”的反動政策。帝國主義也支持複古主義的逆流，一時間，複古主義思想到處泛濫。
從1915年開始，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者，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同封建思想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進步的體育思想在鬥爭中應運而生。他們反對複古倒退的逆流，紛紛發表文章與演說，以近代科學的觀點研究和提倡近代體育，對“軍國民主義”的體育、“國粹體育”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毛澤東的《體育之研究》。1917年，毛澤東同誌在《新青年》上，以“二十八畫生”為筆名，發表了《體育之研究》一文。這篇珍貴文獻除前言外，共分八節：釋體育、體育在吾人之位置、前體育之弊及吾人自處之道、體育之效、不好運動之原因、運動應注意事項、運動一得之商榷，它針對當時體育存在的弊病，運用近代科學知識，對體育的含義、體育的目的與作用作了正確的解釋。它強調指出：“體育者，人類的自養其生之道，使身體平均發達，而有規則次序之可言者也。”體育的目的不僅在於養生，還在於衛國。體育的效用，在於強筋骨、增知識、調感情、強意誌。學校教育“宜三育且並重”。文章還列舉古今中外豐富事例，對德、智、體三育之關係，身體與精神統一的關係，體強與體弱的轉化關係，客觀條件與主觀努力的關係，鍛煉與養護的關係等等，作了辯證的分析。
魯迅反對“新武術”與“靜坐”。。所謂“新武術”是安福係軍閥馬子貞為訓練反動軍警而編製的一套技擊術。在“尊孔複古”的逆流中，他吹噓“新武術”為“我國之國粹、我國之科學”，“考世界各國，武術體育之運用，未有愈於我中華之新武術者。”還極力主張恢複古代“佩劍製度”，以宣揚封建之武德之風。“新武術”受到軍閥政府和“國粹派”教育家的賞識，1918年被列為中等以上學校體操課的內容；接著又被北洋軍閥的國會定為全國學界必學之“中國式體操”。
魯迅先生對提倡“新武術”以企圖複古的思潮，給予了辛辣的鞭笞。1918年他在《新青年》發表了一篇《隨感錄》中寫道：“把‘九天玄女傳軒轅黃帝，軒轅黃帝傳尼姑’的老方法，改為‘新武術’，又稱‘中國式體操’，叫青年人去練習，據說中國人學了外國體操不見效驗，所以改習本國式體操才行，這或者因為中國人生理上與外國人不同的緣故。”“用在軍事上，中國人會打拳、外國人不會打拳、有一天見麵對打……即使不把外國人的“板油扯下”隻消一陣“鳥龍掃地”也便一齊掃倒，從此不能爬起。無如現在打仗總用槍炮。槍炮這件東西，中國‘古時也有過’可是此刻沒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練習，怎能禦得槍炮”。魯迅先生反對的不是中國武術，而是借“新武術”掀起的複古逆流。他說：“中國武術，若以為一種特別技藝，有幾個高興的人，自在那裏投師練習，我是毫無可否的意見，我現在所反對的，便在：①教育家都當做時髦東西，大有中國人非此不可之慨；②鼓吹的人，多帶著‘鬼道’精神，極有危險的預兆。”。魯迅先生對鼓吹“靜坐”者也進行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