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尼閣， 西文善本的領航員
似有冥冥中的承繼關係，利瑪竇在北京病逝的這一年(1610年)，又一位傳教士在澳門登陸，他就是比利時的金尼閣。五年後，他在回國的船上用拉丁文翻譯了利瑪竇以意大利文寫成的回憶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1615年他以《利瑪竇中國劄記》之名出版了這本書，此書的出版引起了歐洲傳教士到中國傳教的熱潮。
1618年的春天，金尼閣率領二十餘名新招募的傳教士再次踏上來華旅途。海路遙遙，有七名傳教士病死在路上，其中包括金尼閣的弟弟。同船來華的有鄧玉函、羅雅穀、湯若望、傅泛際等學養深厚的傳教士，他們都成了在中國傳播西學的主力。
金尼閣二次來華負有一個重要使命，即為中國耶穌會建立一個圖書館。為此，他與同伴鄧玉函從歐洲各地挑選了各個領域的經典著作，加上教皇所贈的500冊書，共有7000冊書裝船運往中國——如此規模，在當時的歐洲也算是大型圖書館。
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金尼閣攜書抵達中國澳門，由於此前發生過“南京教案”，這批西書隻好分批運進大陸，並輾轉被帶到北京，但後來也隻有部分運到耶穌會圖書館。耶穌會撤銷後，這部分西書又進入北堂圖書館。
參觀過首屆香港國際古書展的人，將有幸見到1543年德國首次出版的《天體運行論》，標價150萬美金。而金尼閣帶入中國的7000部西書中，恰好就有1566年的瑞士巴塞爾的第二版《天體運行論》。這部具有挑戰性的科學巨著，在1616年曾被羅馬教廷列為禁書，但它卻能輾轉進入中國，實在是萬幸。不幸的是《天體運行論》沒有像《幾何原本》那樣被翻譯成中文，和那批東來的西書一樣寂寞地躺在異鄉，成為沒人讀過的好書。
事實上，金尼閣來華之初曾擬定龐大的翻譯計劃，並聯係了艾儒略、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王徽、李天經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譯出版這些書籍。但金尼閣在杭州早逝，最終除一小部分被李之藻和王徽等人翻譯成中文外，絕大部分西文書籍不僅沒發出華夏之聲，而且不知所終，死不見屍了。
隻為後世留下一個淒涼的名字——“金氏遺書。”
“金氏遺書”，
隱形的文化遺產
300多年過去，即使找不回“金氏遺書”，人們也想知道，金尼閣帶來的7000西書都是些什麼書。我曾請教過一位正在英國攻讀博士的小姐，請她查一查歐洲是否有這7000部古書的書目。她沒能找到這方麵的東西，西方沒有這些西書的答案。唯一能透露出一點“金氏遺書”信息的，隻有那個著名的編目——《北堂書目》。它以書目的形式顯示：“金氏遺書”曾經“存在”，今且“活著”。
所謂北堂，其“堂”即教堂；北京當時有東、西、南、北四大教堂；北堂即後來的西什庫教堂，坐落在舊北京圖書館的斜對麵。所謂《北堂書目》，是北堂圖書館明清藏書的目錄，是300多年西學東傳的文獻縮影，其中包括“金氏遺書”的部分遺存。
北堂藏書十分複雜，它有老北堂藏書和新北堂藏書之分。新北堂藏書是1860年英法聯軍進北京，天主教財產被歸還以後，南堂藏書與北堂藏書正式合流以後的北堂藏書。由於老北堂藏書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書目，所以，“金氏遺書”的書，就這樣混入新北堂的書中，想《北堂書目》中分辨出來，實在不易。
中國是一個書國，即使是看不懂的西書，知識界也高看一眼。《北堂書目》就是應北京知識階層的請求，於1939年啟動的。此工程經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等人介紹，得到美國洛氏基金的支持，輔仁大學則負責編輯。1944年出版了北堂藏書的第一部書目，即法文部分書目；1948年又出版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拉丁文書目和其他各國文書目。1949年《北堂書目》交由教會出版社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