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求是務實的道德信條
實事求是曆來是中國人的認識原則和道德信條。中國文化以人生和人心為觀照，因而是麵向現實、重視人生的。孔子主張“學而時習之”，“每事問”，“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求實精神的反映。孟子要知人論事，主張給民以恒產，從而使民有恒心，“無恒產則無恒心”。荀子否認生而知之，強調後天學習對人的知識才能的重要性。王充重實事，疾虛妄。莊子學派要“析萬物之理”，高度重視自由與必然關係的探討，反對獨斷論，體現了道家的求實精神。後來的黃老道家，“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更是求實精神的體現。中國人曆來黜玄想而務實際，從日常生活和人倫關係以及社會政治生活中表達自己的意願，實現自身的價值，而反對不務實際的清談玄想。在中國文化史上，從來是王權高於神權，神權為王權服務，這是與中國人的務實精神分不開的。甚至可以說，中國古典文學中一以貫之的現實主義傳統，也與中國人立足現實、重視務實的精神密不可分。在民族性格心理中，求是務實的精神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中國人的性格樸實無華，立身行事講究腳踏實地和循序漸進，鄙視華而不實的作風。
4、豁達樂觀、寬容大度的精神
《周易大傳·坤·象傳》中雲：“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子夏曰：“四海之內皆兄弟”(《論語·顏淵》)。正是這種寬容大度的精神，使中華民族在國際關係問題上主張“協和萬邦”。在長期的國際交往中，酷愛和平，贏得了“禮儀之邦”的美譽。曆史上，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國文化往往易於與異域文化相接觸、相融合，既以自己的內在特色去影響其他民族的文化，又吸納並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如曆史上的佛學東傳、西學東漸；中國內，儒、佛、道諸家長期並存不悖，或相用，或合流，或互補，或融攝而終融一格，是這種兼容精神的奇葩。這種兼容並包、並行不悖的精神，使中國文化的適應力和再生機能都很強。豁達樂觀則主要表現在中國人的生活態度上。在中國人看來，人生在世，富貴發達，固然可喜；仕途坎坷，宦海浮沉，飽經憂患，未必可悲。對真理的追求，對光明的向往，使人們對未來滿懷希望。個人際遇的不順，可以用“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來自我調適，將抑鬱之情導向樂觀之態。團體的事業受到挫折，可以看作是新的成功的契機，低潮可以視作兩次高潮間的過渡。社稷傾覆，可以通過臥薪嚐膽來光複。曆來傳誦的“無平不陂，無往不複”，“否極泰來”等格言，表達了人們對未來美好前景的堅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便是這種樂觀精神的積澱和轉化。
5、以義為重的義利觀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義利觀的問題占有 很重要的地位。朱熹說過，“義利之說，乃儒家第一義”。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裏仁》)，並提出“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他所說的“義”實際上是指行為主體的自我節製。基於此，孔子主張“見利思義”、“見得思義”(《論語·憲問》)。要求人們見到利時，先要考慮是否合於“義”，就是要思量自己的行為是否正當，如果是正當的就可以取，即“義然後取”；如果行為不正當，無論多大的富貴，都不應該貪圖享用。他堅持“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的信念，提倡“君子謀道不謀食”的境界。孟子曾告誡梁惠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孔孟談“義利之辨”，是反對追求危害群體利益的私利私欲，主張思義，並非一概排斥功利。如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機製下，企業之間的競爭也應遵循市場經濟道德規範，堅持公平競爭的原則。不能為了本企業的利益不擇手段地傷害競爭對手，更不能在企業生產活動中為了謀取暴利而偷工減料，以假亂真，降低產品質量。企業在謀取物質利益的過程中，不能忘記對國家和人民負有的責任和義務。此外，重義輕利，崇尚道德修養的文化傳統，對於我們抵製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以及唯利是圖、以權謀私、利賄受賄、貪汙腐化等不正之風，淨化社會風氣，是有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