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源與國家興衰
(一)從“人力資本”論談起
如果說技術創新經濟學理論和對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進行定量分析的研究主要是揭示科學技術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的話，那麼，日本學者新堀通也用回歸方程得出“一國國民生產總值與該國具有國際水平的科技人才成正比”的論斷，美國學者哈比森·邁爾斯用數學公式揭示國民收入與人力資源綜合指數成正比的觀點則令人信服地說明了教育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
在這方麵最有影響的是西奧多·舒爾茨的“人力資本”論。
1958年，西方學者明瑟爾在《政治經濟學雜誌》上發表了《人力資本投資和個人收入分配》一文，對“人力資本”進行了開創性研究。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在美國經濟學年會上係統地提出了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是體現在人身上的一種資本，它可以為人提供收入。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當然，人力資本也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物質資本)相同之處在於，數量同其質量相關，所不同的是，人力資本的質量是同勞動者受教育的程度以及由此而達到的工作能力、熟練程度、技術水平密切相關的。所以，人力資本是體現在勞動者(不勞動者雖也是人，但沒有人力資本)身上的，用勞動能力來表示的一種資本，能促使經濟增長、收入增加，是一種生產性資本。因此，人力資源是一切資源中最重要的資源。也因為這樣，用於提高人口質量的費用，既有消費的屬性，也具有生產的屬性。進而可以推斷，對人的教育的開支，由於能產生經濟效益，也可以視為一種生產性投資。
也有人認為，人力資本，無論是以學校教育或職業培訓這種“產前”形式，“脫產”獲得的，還是以工作經驗這種“在職”形式，“在崗”獲得的，都隻是一種中間形態的資本。
人力資本理論產生於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可以看作是對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教育、科技與經濟之間關係的一種理論性探討，它對教育和科技能產生並增加人力資本這一重要事實進行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應當說，這一學說對後來60年代末、70年代的經濟發展是有積極影響的。
從人力資本理論問世到現在，30多年過去了，世界形勢又發生了許多變化，又產生了一些探尋教育、科技和經濟相互關係的學說、理論。這裏要論述的是誕生於我們中國的“科教興國”戰略。
1995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中，正式提出“科教興國”戰略。“科教興國”四個字，是對依靠教育、科技來振興國家經濟、振興民族和社會這一思想的濃縮和精煉，深刻揭示了教育、科技和經濟之間的因果聯係和相輔相成的依存關係。
想必大家對“科教興國”戰略的內容已經比較熟悉了，限於篇幅，我們可以進行逆向思維：不製定這樣的戰略又會怎麼樣。從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入手，這就是，已經擁有12億人口的中國，在人口每年還會以淨增加1000多萬的速度增加，而耕地卻在減少的情況下，除了依靠發展科技和教育之外，還有什麼根本性的解決難題的辦法?國外已經有人推斷中國將會把世界糧食出口全都買下的結論。莫非真應了羅馬俱樂部1972年出版的《增長的極限》一書中所斷言的那樣：在我們這個世界裏，對糧食短缺、資源耗竭等問題，技術應用也無能為力?
對此，中國政府已經實施了一係列的措施：堅定地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繼續有效地扼製人口的增長勢頭；強化對耕地的管理，防止耕地麵積的減少，並采取積極辦法擴大複墾麵積；深化農業改革，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大力加強農業科技工作，到2000年要使科技進步對農業生產的貢獻率達到50%；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進一步在青壯年農民中掃除文盲。這一係列措施形成了一個係統，在這個係統中，教育、科技和經濟是相輔相成的三個方麵。我們相信這一係列措施能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主要是根據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曆程，從過去看現在，從現在看將來，我們充滿信心。我們還可以從農業問題推而廣之，相信教育、科技、經濟的相輔相成能解決更多的社會問題。讓我們再回到教育上來。
對教育的投資既然是人力資源的投資，那麼，這種投資對中國來說要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投資都更加合算，因為我們有12億人，人力資源的潛力是世界上最大的。我們假設一下，將目前我國約2億文盲、半文盲的水平提高到小學畢業水平，這種教育投資釋放出來的潛能能解決多少農業問題和社會問題?如果將2億文盲、半文盲的水平再提高到初中畢業水平會如何?如果與此同時，將隻具備初中文化程度的勞動者的文化水平提高到高中水平，進而提高到大專水平，那情況又會如何?看看近年來我國農村有那麼多的農民極其自覺地學科技、學文化，投師學技，甚至自費訂閱報紙雜誌學習，真是令人興奮不已。
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對教育的重視程度遠未達到應該給予的程度，情況又會如何呢?勞動者會因為所受教育不夠甚至根本未能接受教育而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造成種種不利後果，甚至破壞。這種因缺乏教育而造成的危害，即便是僅算經濟賬，都會大大高於本應支付的教育投資的。例如，一些富裕了的農民、漁民寧願將大把金錢花在蓋廟宇上而不願蓋校舍；為了獲取羊絨而多養山羊，導致破壞生態環境；把高速公路兩旁的檔板拆下拿回家墊路，以自家小利破壞了國家投巨資建造的交通設施；偷割通信電纜，造成大範圍的通信中斷；等等。除去這其中的種種社會因素外，僅就接受教育與否而言，可以斷言；缺乏必要的教育(包括法製教育)是造成上述種種不幸的主要原因。因為，對科技的信仰，對迷信的危害，對法製的理解，對什麼是通信電纜、高速公路等新生事物，對分析國家大利和個人私利的關係，對所有這類問題的認識和理解，都離不開一個人起碼應有的知識水平。文化教育當然不是人的社會生存的唯一條件，但卻是人成為現代人的重要條件。教育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的現代化水準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