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晟，本名吳勝雄，台灣彰化人，1944年9月生於彰化溪州。生長於鄉野的吳晟從小便酷愛詩歌，還在讀初中時，便開始發表詩作。高中時代，他即向當時台灣文壇有影響的刊物《文星》、《野風》、《藍星詩頁》、《幼獅文藝》撰稿。早年他是個抒情詩人，他中學時代創作的詩作收入他的第一本集子《飄搖集》，這些詩中浸潤著淡淡的憂鬱，抒發了少年對人生真諦的尋求和對美好理想的憧憬。然而他入農專的半年後，父親遇車禍猝死，他不得不下田勞作，挑起生活的重擔。從此，生活便將吳晟和土地密不可分地聯接在一起，他從抒情詩人轉變為關注鄉土的農民詩人。1976年10月，吳晟出版了植根於家鄉泥土的係列詩集《吾鄉印象》，接著又出版了《愚直書簡》和《向孩子說》兩部集子。1979年，他出版詩集《泥土》，這部集子包括了上述四部詩集中的佳作。吳晟是一位對農村生活執著而韌性的詩人，他熱切關注著故鄉土地上出現的一切事——美好的、光明的和醜惡的、黑暗的。他的鄉土詩不是詠歎田園的牧歌，而是以農村為背景，表現生活的艱辛，反映資本主義經濟和文化的滲透對台灣農村的衝擊，詩中滿懷對故土的父老鄉親的厚愛，對養育自己的土地的摯情，傾吐了發自肺腑的愛與憎。詩人在探索台灣農民命運方麵，堪稱獨具慧眼。他往往從一些平凡、卑微的藝術具象中提煉出不平凡的詩意，發掘出堅韌、不屈的台灣農民的精神麵貌。母親，是吳晟詩中反複出現的一個藝術形象，《手》中寫道：“母親的雙手，是一層厚似一層的/繭，密密縫織而成/不認識蔻丹、指甲油和絲絨手套的/母親的雙手，長年屬於泥土/……沒有握過鉛筆或毛筆的/母親的雙手，一攤開/便展現一頁一頁最美麗的文字/那是讀不完的情思/那是解不盡的哲理。”詩中的母親勤勞、善良、忍讓，具有高尚的情操，吳晟是將母親作為中國農村婦女的典型加以塑造的。
六十年代以來，台灣進入了由自然經濟社會向工業經濟社會的轉型時期，喧囂的工業文明聲浪湧向農村，傳統的生活方式、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受到了前所未見的挑戰。詩人睜大迷惘的眼睛注視這一切，思索這一切，他在《路》這首詩中寫道：“自從城市的路，沿著電線杆/——城市派出來的刺探/一條一條伸進吾鄉/漫無顧忌的袒露豪華/吾鄉的路，逐漸有光彩/自從吾鄉的路，逐漸有了光彩，機器們匆匆的叫囂，逐漸陰黯了吾鄉/吾鄉恬淡的月色與星光/自從吾鄉恬淡的月色與星光/逐漸陰黯/吾鄉人們閑散的步子/統統押給小小的電視/而路還是路/泥濘與否/荒涼與否/一步跨出，陷下多少坎坷/路還是路，仍然。”詩人詠歎的不是未來，偶爾將目光投向遙遠的未來時，他總感到一陣茫然，他關注的是現在，是腳下踏著的這片泥土的命運，麵對咄咄逼人的工業化對“吾鄉”的蠶食，詩人有深切的憂慮感，對行將解體的傳統的自然經濟、對鄉民充滿了脈脈溫情。對席卷台灣島的崇洋惡習，吳晟深惡痛絕。《愚直書簡》是一部具有鮮明傾向性的詩集，表現了詩人對故土的執著深情。
本時期除了新生代的鄉土派詩人在詩壇十分活躍外，另外還有一些現代派的詩人仍在不停地創作，隻不過原來他們支撐起的詩社和詩刊都已停止活動，他們也成了散兵遊勇，但從創作成績來講，他們也不可忽視，比之前期，詩風都有變化。
葉維廉，台灣著名現代派詩人。1937年生於廣東中山漁村，1948年去香港讀書，1955年考入台大外文係，1963年赴美，1967年獲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後在加州大學任教。早期的詩集《花開的聲音》、《愁渡》等是典型的現代派詩，但後期的詩作卻發生了很大的轉變。《野花的故事》收集了他後期的代表作，在這些作品中，作者從陝隘的“自我表現”中走出來，注意審視紛紜複雜的生活，重視表現社會和人生。七十年代他客居香港寫的一些詩，很能代表本時期創作的風格。詩中充滿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崇敬，對大自然的讚美（《馬鞍山》）和對淳樸生活情趣的向往（《沙田舊墟的懷念》）。在他的詩中，技巧一直是被重視著，他力圖以嚴謹的形式，富於張力的意境抒發自己對生活的體驗、感受和理解。在《一九七三年晚春客次中國人的香港》一詩中，以“路旁的春之畫”、“屋排上成排的魚骨”、“女人的散發”等多重意象表現自己對香港的感受，詩的意境也經過作者的點化，暗淡而蕭瑟，顯示詩人獨特的審美情趣。
非馬是享有盛譽的美籍台灣詩人。原名馬為義，1936年生於台灣台中市，核工業博士，在芝加哥阿岡國家研究所工作。非馬於1969年在芝加哥定居後正式開始寫詩。他早期的作品大部分在《笠》詩刊上發表。近期作品則遍布台港各文學刊物及報紙副刊，並散見於美洲的中文報紙副刊。他先後發表的詩集有《在風城》、《篤篤有聲的馬蹄》、《白馬集》、《非馬詩選》等。
非馬將深沉的目光投向現實社會，投向整個世界。非馬的詩旗幟上赫然印著一個大寫的“人”字。詩人的追求深深地打上了人道主義的印跡，呼喚人的尊嚴，人的價值，對閹割人道和扼殺人性的暴行的憤懣，構成了非馬詩的主旋律。他的一首《老婦》這樣寫道：“沙啞唱片/深深的/紋溝/在額頭/一遍又一遍/唱著/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我要活。”寥寥數筆便把一位掙紮於貧困線上的老婦人形象簡潔地勾勒出來了，他的詩以愛的深沉和激烈為基調。表現類似主題的名篇還有《非洲小孩》、《運煤夜車》等。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詩人，非馬痛恨那些嗜血的戰爭狂人。在作品中表達了鮮明的反戰思想。《戰爭的數字》中寫道：“雙方都宣稱/殲敵無數/雙方都聲明/我方無損失/誰也搞不清/這戰爭的數字/隻有那些不再開口的/心裏有數。”詩人通過自己的作品在努力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藝術世界，那是一個富於正義、充滿人性的世界。旅居美國的非馬對養育自己的台灣，是那樣的熟悉和關切，對台灣社會的畸形、變態和種種腐朽事物洞若觀火。《惡補之後》是篇有代表性的詩作，這首詩取材於某中學女生不堪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自殺身亡的慘劇。詩人對恣意摧殘青少年身心的教育予以猛烈抨擊，這類寫實性作品產生了幹預生活的效果。
非馬的詩大量運用象征、隱喻，改變視角和轉移透視關係等手法。但他的詩一般都較簡短，在有限的詩行中孕育著無限的喻意，在詩中那些紛紜複雜、時空交錯的意象畫麵之中，讀者不禁會對人生和社會或現實和曆史產生一係列深遠的聯想。非馬的詩富有理性色彩，它在對現實生活加以反映和表現時，常常融入詩人的主觀意識和情緒，並常常能夠提煉，升華為一種哲理。
楊牧，台灣現代派重要詩人，1940年生於台灣花蓮，美國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在華盛頓大學任教。他六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兩部詩集《水之湄》和《花季》以抒情為主，深受西方現代派詩風影響。六十年代後期詩風開始轉變，由側重抒情轉向側重敘事。他的《非渡集》、《傳說》、《瓶中稿》等集子中的詩則向民族文學傳統靠攏，從不同的角度、層麵抒寫現實生活，思考社會和人生，探索民族命運和時代行程。他後期的詩並非簡單地“回歸”傳統，而是有意識地吸收中西文學的長處，內容雖是寫實，但又不滿足客觀地再現生活，而是以主體感覺去關照和表現客觀世界。像“依舊是蘆花的聲音/以其裂帛的威勢/輾過一杯殘酒”，“暖暖的夏日啊，綠綠的風”等借助通感的手法，達到各種感覺的互相流通和補充，擴大了感官的審美範疇。
羅青是台灣現代派詩人兼畫家，1948年生於山東，祖籍湖南，繈褓中隨家人到了台灣，比較文學碩士，台師大教授。他六十年代後期開始寫詩，曾獲1975年第一屆“現代詩創作獎”，1976年他發起並創辦《草根》詩刊，發表《草根宣言》。該宣言提出四大綱領：一、詩人必須關切並真實反映民族之前途命運。二、詩必須是真切反映人生及民族。三、詩之大眾化與專業化應求平衡。四、尊重而不迷戀過去、擁抱傳統而不排斥西方。他後期的詩正體現他的創作宣言，即使在表現寫實內容的詩中，他仍廣泛運用象征手法，展開想象的翅膀，凸顯自己鮮明的印象、情緒。他的詩集主要有《吃西瓜的方法》、《飛躍與超越》、《神州豪俠傳》、《捉賊記》、《隱形藝術家》、《水稻之歌》等。
本時期的散文
六七十年代台灣散文的發展更具有個性色彩，“回歸鄉土”口號的提出，現代派和鄉土派的兩次論爭不僅僅使小說創作日趨豐富多樣，還帶來散文創作的繁榮。此間散文創作擺脫了五六十年代中期散文創作較單一的模式，敢於麵對現實，表現現實、表現社會矛盾，克服了早期散文創作的兩個極端，題材範圍不斷拓寬，立意深刻，尤其是出現了餘光中和張曉風、楊牧、許達然等擅寫散文的好手。餘光中致力於打破傳統散文創作模式，將中西手法熔於一爐，以求開拓現代新散文的嚐試；張曉風以她深邃的思想、細膩的情感、明朗曉暢的比喻、象征表達自己麵對嚴酷人生的創作，共同建構了六七十年代散文的主體框架，散文在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獲得了新的形式和內容。
餘光中，是一位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的奇才。由於他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在長期的創作實踐中，他的散文呈現獨特的風采。1963年他出版了散文集《左手的繆思》。他以詩的意象和意境來營造散文的氛圍，講求散文與小說、電影、繪畫、詩歌的嫁接，在散文創作和理論建樹上都極有造詣。早期餘光中受西方現代派文藝思潮影響，主張散文創作技巧的全盤西化和全麵現代化。但很快他就浪子回頭，在散文創作技巧上，將“民族的”與“世界的”結合起來，為台灣散文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餘光中散文作品的主題還是他在詩歌中反複吟唱的鄉思、鄉愁。故國之戀。餘光中的散文以其獨特的體驗，濃濃的鄉思，淡淡的鄉愁撥動著讀者的心弦，表達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思。在《聽聽那冷雨》中他這麼寫道：“二十五年，沒有受故鄉白雨的祝福，或許發上下一點白霜是一種變相的自我補償吧。一位英雄經得起多少雨季？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蘚？廈門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與記憶等長，一座無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盞燈在樓上的雨窗裏，等他回去，向晚餐後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記憶。前塵隔海，古屋不再。“富有詩意的語言，深摯的情感一同流入讀者的心靈深處，確具魅力。
餘光中的散文開拓了現代新散文的境界。他提倡用現代詩的藝術，來開拓新散文的感情世界。他認為像現代的小說、電影、音樂、繪畫、攝影等藝術都可拿來豐富散文作家的感性世界。在《聽聽那冷雨》中，作者借助通感手法，將不同感官的感覺聯結在一起，使形象在奇妙的聯想中得到凸現。作者筆下那無孔不入的冷雨，連同情思在”聽聽、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聞聞、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的通感中產生一種朦朦朧朧的新感覺。在這場”冷雨“中，讀者與作者一起沐浴在”連思想也都是潮潤潤“的意境裏。餘光中的散文不僅注意把握好人物外部特征和物質環境，還強調人的精神世界的再現，自我感受的抒發，展示人的瞬間的主觀感覺和心理，在《咦嗬西部》和《高速的聯想》中，他運用意識流手法，強烈地抒發自我感受。現代派藝術的自由聯想，象征暗示、現實與虛幻穿插等現代手法和傳統散文的因景生情，緣情入理，情景交融的構思方法和敘事、抒情、議論相結合的手法融彙，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構成了餘光中散文獨有的藝術風格。
張曉風，江蘇銅山人。1941年生於金華，八歲時到台灣。畢業於私立東吳大學中文係。自1960年她出版了二十多部作品，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給你，瑩瑩》、《愁鄉石》、《黑紗》、《曉風散文集》，劇本《武陵人》等，雜文集《安全感》、《非非集》，小說集《哭牆》、《曉風小說集》等。
張曉風早期散文多以抒情為主，強調仁愛精神，宣揚人道主義，主張人與人之間要彼此關心，寬容和諒解，對別人的痛苦要同情。這種散文風格與冰心的散文相似。張曉風也在她的散文中呼喚”愛“，並得到一個”愛心馬拉鬆長跑者“的雅號。在《母親的羽衣》中，作者藝術地概括了女性人生道路上的兩段裏程：少女與母親，在偉大的母愛”聖火“一代一代的交接中延伸。禮讚母愛，張曉風的散文充滿著女性所特有的母愛情感。她把對人類的愛，人與人之間的愛作為自己創作的中心點，在作品中謳歌一些富有同情心和愛心的普通人。張曉風除了對人類的母愛、友愛、情愛盡情讚頌外，她還對充滿愛的生活、美的自然、真誠的生命進行了謳歌。《我喜歡》是一曲生命的頌歌。生活中的一景一情都撥動了她的生命之弦，使她打開了自己善感的心扉。她喜歡冬日的陽光，夏日的晚星，秋天的蘆葦。她喜歡清晨親切的問候，喜歡泛黃的線裝書，喜歡將信件分放在小盒裏，將關切和情誼妥善保存起來。在種種喜歡中，讀者觸摸到作者對大自然熱愛的情思，對傳統的信仰，對友情和愛情的珍惜和期待。
張曉風的散文創作除抒情見長外，她還力求以深邃思想來傳達自己的對生活的深層思考。從七十年代中後期起，她在報刊上頻頻發表短小犀利的雜文，借助豐富的聯想，巧妙的比擬和辛辣的嘲諷來抨擊時弊，使她的創作由宣揚抽象的人性與愛轉向直麵殘酷的人生。人間有愛，但人間也有恨。“直麵人生”的現實態度，使她的散文更顯得深刻和廣博。如《新燈舊燈》，在這篇獲得“報道文學獎”的優秀散文中，作者以台灣向商業化社會轉變的大趨勢為背景，敘寫一座古宅的拆除，在人們心理產生的諸種複雜的反應，表達了作者對現代與傳統的深層思考。古色古香的林宅，成為中國傳統的象征，它的拆除，實際上折射出傳統與現代在台灣當時處於一種對峙狀態，而文中因“經濟起飛”所引起的人心慌亂，茫然甚至懷疑、恐懼、無所適從讓讀者不得不發出充滿疑慮的自問：“我們真的要那一盞新燈嗎？”張曉風負重若輕，在生活中挖掘出具有文化意義的深刻主題。
李敖，吉林扶餘人。1935年生。少年時在北平度過，很早從事文學創作。入台後讀中學，即寫有《李敖薈記》五卷、《李敖詩集》等。大學期間發表文學論文多篇，畢業後繼續發表大量論文和雜文，頗引起爭議，被稱為“憤怒的青年”。1965年因發表文章批評國民黨，他所主編的《文星》被查封，次年出版《李敖告別文壇十書》，1967年被以“妨害公務”罪提起公訴，封筆三年，1971年被捕入獄，1976年出獄。1979年複出文壇後，陸續出版《獨白下的傳統》、《李敖文存》、《李敖全集》六冊。1981年再次被捕入獄，次年出獄，出版《李敖的情詩》、《李敖的情書》和《李敖的情話》。1983年出版《李敖全集》等七、八冊。1987年被台灣《讀書人》雜誌評選為台灣十大作家之冠。李敖是個有爭議的作家，個性狂傲，富有正義感而又放蕩不羈、桀驁不馴。但他成就顯著，名揚海內外。他的作品幾度被議論或查封，就其雜文來說，他試圖繼承、發揚魯迅雜文優良的戰鬥文風，是中國當代文學中獨具特色的景觀。
李敖雜文表現出鮮明的藝術特色，即善於“取類型”，直書直筆，針砭時弊，而且寓莊於諧，化俗為雅。對待需要批判的事實或所刺之人，李敖雜文常把這些明白無誤地揪出來，使其醜態畢露，在極端尖銳的主客矛盾交鋒中，義正辭嚴，雄辯是非。他把“五四”雜文中“肉博戰”的文風帶上了新的輝煌之路。這是李敖自六十年代以來一貫的戰鬥文風。不管是揭露當局暴政、抨擊社會流弊，還是鞭撻落後的傳統文化，批判民族文化積澱中的情性，他都能有依有據，抓典型和代表，大加筆伐。
李敖雜文善於運用直筆，這與其豪放不羈特立獨行的性格是分不開的。他的文風銳利豪縱，從不轉彎抹角，委婉曲折，旁顧左右，而是直來直去，率直大膽，對論敵往往集中火力猛攻，毫不留情，痛摧而後快。這使他的雜文富有勇往直前、直率淩厲的氣勢。他認為，“直筆”就是正直的筆，開門見山，毫不諱言，但有理有據，把觀點與真理建立在大量的事實材料之上。李敖雜文同時又富於諷刺幽默的韻味。他雖是“放言直書”，但其中常成功地運用諷刺和幽默的手段，巧妙地利用語言條件，做到在談笑風生中對醜行絕不妥協地完全否定。李敖的這種藝術特色富於民俗化。為了達到這一特殊藝術效果，他的雜文中常借用誇張、反語、暗喻等多種修辭手法，形象傳神。因此，他的語言常采用中下層人民樂於接受的白話語言，這種化俗為雅使他的文章語言通俗流暢，自然活潑，而給論敵的則是毫不妥協的嘲弄、挖苦、戲謔和諷刺，具有濃重的喜劇色彩。
本時期的戲劇文學
六十年代，由於電視、電影的興盛，觀眾對戲劇的興趣減弱，加之台灣戲劇演出的設備的落後牽製了戲劇的發展，戲劇在政治、經濟、文化的急劇變化中舉步維艱。進入七十年代以後，台灣戲劇告別蕭條和停滯，出現了新的轉機。各類實驗劇團興起，其中以蘭陵劇坊的成立為代表，戲劇工作者紛紛探索新的戲劇表現形式和拓展戲劇題材領域，以尋求新的突破。內容上，概括現實生活的廣度和揭示現實生活的深度比以前有了較大的進步。在表現手法上借用超現實主義和表現主義手法，不少作品不注重劇情發展的表麵敘述，而是通過回憶、人物幻覺等手法著力表現人的情緒變化，突出人物內心活動乃至潛意識，有的劇作甚至完全摒棄台詞，也沒有具體的故事和情節，作品所表現的一切都靠動作，靠觀眾的想象，這不能不說是對表演和觀眾的巨大挑戰，引起人們的注目，如蘭陵劇坊演出的《包袱》。
本時期成績最為突出的當數姚一葦、馬森和張曉風。此外，一些著名小說家和詩人也對戲劇創作發生興趣。他們嚐試用這種新的文學形進行寫作並推出較好的作品，如詩人兼散文家楊牧推出的四場話劇《吳鳳》、白先勇的《遊園驚夢》、王禎和的《春姨》、《望你早歸》、從的《死囚》等，都為台灣劇壇增添了不少光彩。
姚一葦，原名姚公偉江西南昌人。1922年出生。1947年畢業於廈門大學經濟係，後赴台灣基隆。自1963年以來發表的劇作有：《來自鳳凰旗的人》、《孫飛虎搶親》、《碾玉觀音》、《紅鼻子》、《申生》、《一口箱子》、《傅青玉》、《我們一同走走看》、《左伯桃》等。其中大部分劇本都曾在台灣搬上舞台演出。姚一葦還是台灣著名戲劇理論家和文學理論家，著有《藝術的奧秘》等多種論著。
姚一葦是一位有豐厚的中國文學素養和廣博西方戲劇知識的作家。《紅鼻子》是他六十年代末寫的一部傑作。這是一部充滿喜劇色彩的悲劇。主人公神賜出身於小康之家，他厭惡並否定自己所屬的那個社會，為了主宰自己的命運，同時也為了求索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他離家別妻，在江湖雜耍班子裏當了一名小醜。他審視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冷靜地剖析社會的種種不平等現象，他戴上麵具，以“快樂之神”麵目出現，幫助貧困者解除精神上的困擾，鼓勵他們勇敢地迎接生活的挑戰。他還盡力撫慰飽受摧殘的弱小生命。在這過程中，他體會到人生的崇高價值，即“為別人而犧牲才是自己最大的快樂”。他是一個清醒的探索者，可坦悲的是他始終不被人理解。即便是那些受過他恩惠的人，對於他的死也無動於衷，他們仍循著他們舊有的生活軌道，庸庸碌碌地苟活著。“紅鼻子”死了，而現實世界依舊存在。劇作家在這部作品中寄托了對人的價值、人生的真諦和現實社會的沉思。另外，這部劇作的價值還在於形象地展示了台灣中下層社會的生活畫麵，描繪了台灣社會的眾生相，使人感受到那個認錢不認人社會裏人與人關係的冷漠、隔閡。《紅鼻子》在藝術構思和舞台設計上，打破一般話劇的框套，顯示了作者對戲劇美學的別具一格的創作，為台灣戲劇發展開辟了新路徑。全劇貫穿歌唱、舞蹈、雜耍和獨角戲等方麵的技巧，令人耳目一新。劇作在簡潔的故事情節中成功地塑造了眾多人物形象，且時空集中，並根據情節需要有自由的跳躍變化。姚一葦的劇作一般不以尖銳戲劇衝突取勝，而注重渲染人物的情緒，借助語言展示人物的心靈世界。
姚一葦在創作實踐中不拘成規，勇於探索。以他的曆史題材劇為例。《孫飛虎搶親》和《碾玉觀音》都以現代手法處理曆史故事，使人產生一係列聯想，《左伯桃》屬戲曲劇本的新編，《傅青玉》有濃重的詩劇色彩。姚一葦的劇作無論是藝術構思、生活哲理的探索，還是民族傳統與現代手法的融合，都大膽創新，形成自己鮮明的特色，語言功力很深，富有詩的意境。
六十年代以來，台灣戲劇在思想內容與表達方式等方麵受西方現代派戲劇，特別是荒誕派戲劇的影響很深，馬森是這方麵有代表性的劇作家。1978年台北聯合出版事業公司出版了《馬森獨幕劇集》，集子中收有《弱者》、《一碗涼粥》、《蒼蠅與蚊子》、《蛙戲》、《野鵓鴿》、《朝聖者》、《在大蟒的肚裏》、《花與劍》等十幾個獨幕劇。馬森對資本主義物質文明持懷疑否定態度，他從今日西方社會及台灣社會危機中看到了理性的危機，看到表麵上井然有序的世界實際上充滿了荒誕的混亂。因而他崇尚用荒誕的方法來寫荒誕的社會。馬森的劇作象征的意味很濃，他借鑒荒誕派戲劇慣用的手法，常常把舞台景象和道具當作一種“直喻”。例如，《在大蟒的肚裏》以漆黑一團、空虛、撲朔迷離的舞台空間，喻示大蟒的腹腔；《腳色》中的墳塋不斷膨脹，最後占據了大部分舞台空間，喻示人的生存空間的日益縮小。
《弱者》是馬森的一部代表作。該作出場人物很少，隻有夫妻兩個，幾乎沒有完整的情節，隻是寫了夫妻間圍繞著究竟用存款買汽車，還是買土地的問題，展開的一場爭執。劇作很明顯寫的是傳統與現代兩者間的尖銳衝突。代表舊傳統的丈夫拚命追求土地，因為在他看來土地是宗族得以繁衍延綿的根基。但這種傳統觀念在今日世界隻能是一種幻想，在強有力的現代浪潮麵前，它顯得那樣軟弱，根本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他走向滅亡是注定了的。那麼，代表現代生活方式的妻子是否徹底戰勝了呢？劇本結尾別具匠心地設計了這樣一幕場景：從嬰兒車上坐起來的，竟然是一個與她丈夫模樣相同的下一代。作者深刻揭示了傳統是根深蒂固的，它將頑固地存在下去，代表物質文明的現代生活與代代相傳的傳統觀念之間的尖銳衝突，將長期存在下去，這是當今現實生活中的人們無法擺脫的困擾。
馬森不僅是位劇作家，還是一位有名的小說家和文學評論家。1979年，台北聯合出版事業公司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說集《孤絕》。九十年代以來，馬森在多年劇作經驗的積累上推出了又一部力作《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從台灣的舞台發展說起》。在這部作品中，作者經過精心研究，提出了戲劇“兩度西潮”的觀點，為中國當代戲劇的發展和定位找到了指標。本書采取宏觀的社會學視境，視戲劇為整體社會活動及文化變遷之一環。認為中國現代戲劇的產生及發展與近代中國整體文化接受西潮之衝擊而走上西化或現代化的道路屬同一方向，同一步伐。
張曉風是台灣著名的散文家，同時在戲劇領域也頗有貢獻。自1971年至1977年，張曉風創作了《畫愛》、《第五牆》、《武陵人》、《和氏璧》、《第三害》、《自烹》等八部戲劇，她不僅創作戲劇，還親自參加演出。她的戲劇具有濃鬱的“現代”色彩。寫於1974年的《和氏璧》是她曆史題材劇作的代表，劇本取材於古典文學，寫卞和獻璧的故事。卞和發現一塊曠世稀有的璞玉，進獻國王，卻被不識美玉的國王以“欺君”之罪砍去雙腳。但他仍不放棄自己的信念，在第三次進獻時幸免於難，不是因為君王的賢明，而是由於他的徒弟假冒識玉者的冒死搭救。劇中的卞和對真玉的信念及他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所表現出的虔誠、執著和大無畏精神被賦予深刻的現實意義。卞和由於對真理的信念的執著，卻將自己引向了災難。這正是該劇發人深省之處。
本時期，具有娛樂、消遣性的言情片、武俠片在影壇還頗有市場，但是六十年代中後期以“健康寫實”主義製片路線開創的現實主義道路得到很大的發展，許多有作為的編導以“藝術取向為依歸”，出現了具有深刻現實意義和較高藝術品格的電影劇本。七十年代中後期，曆史題材的劇本創作獲得了豐收。不少劇作家以較為嚴謹的態度研究了史料，並在這基礎上進行藝術構思，努力在廣闊的畫麵上再現震驚中外的重大曆史事件。丁善璽編劇的《碧血黃花》、《英烈千秋》、《八百壯士》都是以中國近代社會的風雲變幻為背景，再現革命黨人和義勇軍戰士為了謀求中國的前途和幸福，不惜犧牲個人幸福乃至生命的崇高品質。張永祥編劇的《女兵日記》是根據謝冰瑩的同名小說改編的，它以北伐戰爭為大背景，以主人公投筆從戎的事跡為主線，圍繞主人公的活動，展示來自不同階層，抱著不同目的走上從軍之路的曲折過程，塑造了各具神形的性格豐滿的女兵形象。在曆史題材的劇本中，以反映抗戰題材的劇本為最多，除前麵提到的，還有《揚子江風雲》、《吾土吾民》、《梅花》、《筧橋英烈傳》、《海軍突擊隊》等，這些劇作由於受作者政治觀點的束縛和社會環境的製約，很難做到完全忠實於事實，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為蔣介石歌功頌德的傾向。
此期，反映現實生活，揭露社會矛盾的社會寫實作品也出現了不少佳作。根據殘疾人鄭豐喜的自傳故事改編的《汪洋中的一條船》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主人公鄭豐喜生下來腿就殘疾了，但他沒有對命運屈服，而是與之展開頑強的搏鬥，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在他艱難的人生道路上，既有淒風慘雨，也有風和日麗，特別是他的妻子衝破世俗的種種偏見給予她最真最誠的愛，一直激勵著他不斷進取。劇本充滿了對台灣農村自然風光和民俗風情的描寫，清心悅目，具有濃鬱的生活情趣。《冬梅》反映的則是在社會惡勢力的壓迫下被淩辱的少女的生活。作者描寫這個帶有普遍性的社會悲劇，意在提醒人們：應該受到譴責的不是這些墮入火坑的少女，而是製造罪惡的社會。這類劇作將不同階層、不同職業的人作為描寫對象，他們當中有工人、農民、漁民、手工業者、妓女、攤販等，通過這些形象的塑造再現下層社會人物的生活磨難和內心苦楚，同時也揭露了社會矛盾，呼籲社會多關心和幫助那些善良而不幸的人們。
表現台灣同胞尋根問祖的深切情懷，對故國鄉土的依戀和向往的題材也是本期電影文學的一個重要內容。《源》、《原鄉人》、《香火》等作品就以其真摯、熱烈的筆觸描寫海峽兩岸兒女割不斷的血肉聯係，喚起人們的民族意識和鄉土情感。《原鄉人》是李行根據台灣作家鍾理和的自傳體小說改編的，這部作品真實地再現了一個心向祖國大陸，畢生堅持以中文寫作的台灣省愛國作家鍾理和的精神風貌，生動地展現了炎黃子孫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