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出的民間藝人中技藝超群而身世坎坷的以無錫的瞎子阿炳最有代表性。阿炳名華彥鈞（1893——1950），為私生子，自幼隨其父親、道士華清和學藝，精通各種民族樂器，尤以二胡、琵琶技藝最高。1927年雙目失明，淪落為街頭流浪藝人，以演唱時調灘簧和演奏二胡琵琶等賣藝為生，留存有二胡曲《聽鬆》、《二泉映月》，以及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龍船》等作品。其中的《二泉映月》，是他在傳統音樂和江蘇無錫一帶民間音樂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生活感受即興創作的傳世之作，從中寄寓了飽經滄桑的深沉淒楚之情。由他演奏的該曲錄音，技藝精湛細膩，旋律優美蒼勁，至今仍具有感人肺腑的藝術魅力。
二、文人社團與大同樂會
辛亥革命後，在上海、無錫、濟南、天津等出現了以古琴和琵琶為主，有時包括昆曲清唱和絲竹樂的演奏社團。如“天韻社”（1911年）、“今虞琴社”（1934年）、“德音琴社”（1941年）等社團。這些社團參加者都為文人、職員和教師。他們在保存、整理和編刊傳播傳統樂曲、改製樂器、進行演出等方麵作了有益的工作。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有吳畹卿（昆曲和琵琶等樂器）、王露（琴）、楊時百（琴）、沈肇州（琵琶）、汪煜庭（琵琶）、周少梅（二胡）等名家。這些社團還培養了一批新的演奏人才，如柳堯章、衛仲樂、金祖禮、李庭鬆、孫裕德、秦鵬章等。這些文人音樂社團主要以自娛和少數人品賞為目的。
在文人音樂社團中，尤以1918年創建的“琴瑟樂社”、1920年改稱的“大同樂會”有代表性。它的創建人為鄭覲文，大同樂會建立後，曾為刊集舊譜、仿製失傳的古代樂器、民族樂器改進製作、培養人才等做有許多工作，並曾演奏過由柳堯章根據傳統琵琶曲《夕陽簫鼓》改編的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及《將軍令》、《月兒高》、《妝台秋思》等，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但因鄭覲文以索雅黜俗、尊孔筆古為己任，使大同樂會的活動同反帝反封建的時代潮流不相吻合，所以曾受到了進步文化人士的批判。
三、劉天華等人對民族器樂的改革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下，以劉天華（1895——1932）為代表的一代新的民族器樂音樂家，為改進和發揚民族器樂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劉天華在五四“平民文學”思潮感召下，以“把音樂普及到一般民眾中去”為宗旨，特別選擇了二胡這一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但在民間又極為普及的器樂為改革對象。他作有二胡獨奏曲十首、琵琶獨奏曲三首和民樂合奏曲一首，以及數十首二胡、琵琶練習曲，都凝聚了他在這個時代生活的各種感受和為國樂改進付出的心血。如二胡曲《病中吟》、《苦悶之謳》、《悲歌》等，是他現實生活中矛盾重重，惶惑抑鬱心情的寫照；而二胡曲《光明行》，琵琶曲《改進操》等則表現要衝破黑暗、改變現實的內心向往；其他如二胡曲《月夜》、《良宵》、《閑居吟》、《空山鳥語》等又是他“抱樸含真，陶然自樂”的人生態度及對美好的大自然熱愛的自然流露。
劉天華的創作繼承並發展了我國民族民間器樂的優秀傳統。他充分注意到了傳統音樂在旋律進行、作曲技法、結構處理，以及樂器本身特有的演奏技法和表現，並努力使之在自己作品中得到發揮。在立足於民族音樂的基礎上，劉天華又以科學的態度，大膽吸收西洋音樂的創作技巧，以充實、改善和發展民族音樂，從演奏技巧，到曲式、轉調、節拍、變音、旋法和體裁形式等各方麵，都吸取有益的因素運用到自己的民族器樂創作中去，力圖為“從東西方的調和與合作之中，打出一條新路來”進行嚐試和探討。雖然劉天華的部分作品存在著生硬和不成熟的地方，但總的來說，仍在民族風格和西洋技巧的結合上達到了比較完美的程度，他不僅在創作上為後人開拓了一條改革和發展民族民間音樂的新路，他為琵琶、二胡編寫的練習曲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口傳心授教學方法，他無愧為民族器樂新的科學教學的先驅者。
他除了勤奮地從事民族器樂的教學、演奏、創作，采集編訂民族民間音樂曲譜，撰寫、翻譯音樂論著外，又於1927年發起組織了“國樂改進社”，創辦《音樂雜誌》（1928年1月創刊），為繼承和發展我國民族民間音樂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受劉天華的影響，在“五四”以後新型音樂社團和現代專業音樂教育機構裏都設立“國樂”科、組，由此培養出了一批既不同於民間藝人，也有別於文人的新形民族器樂專門人才，並在三十年代後出現了一批民族器樂的創作作品，如朱荇青的琵琶獨奏曲《五三紀念》、《淞滬之戰》、《哀水災》；吳伯超的用鋼琴伴奏的二胡獨奏曲《秋聲》；譚小麟的二胡獨奏曲《湖上》等。民樂合奏方麵則有朱荇青的《海上之夜》、《楓橋夜泊》；譚小麟的《子夜吟》、《前鋒》；吳伯超根據傳統樂曲編配的《飛花點翠》、《蜻蜓點水》等。此外，劉天華的學生及承襲了其二胡學派的陸修棠、陳振鋒、劉北茂等人也創作了一些新的二胡獨奏曲，其中以陸修棠“作客他鄉時對故鄉美麗田園懷念”的《懷鄉行》和劉北茂在抗戰中反映大後方人民對日本侵略者的憤恨和思念家鄉的《漢江潮》較為出色。
三十年代初，聶耳和任光，在百代唱片公司組建了百代國樂隊，改編、演奏和錄製了不少民族器樂曲唱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中特別是聶耳根據民間傳統樂曲《倒八板》改編的《金蛇狂舞》，由於作了熱烈歡騰的藝術處理和發揮，使樂曲賦予了新的寓意和時代氣息；他以雲南民間音調《宏仁卦》改編的《翠湖春曉》，由對晨曦破曉甜美、喜悅的描寫，綴以歡快活躍的舞蹈，也體現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任光的《彩雲追月》和《花好月圓》也是廣受歡迎的民族器樂合奏曲。前者柔美而又恬靜的音調，具有寥廓空曠而又清麗淡雅的意境美，形象地描繪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而後者柔和輕盈、明快愉悅的旋律與舞蹈性節奏相輔，成為民族器樂曲中富有特色的“輕音樂”。
四十年代解放區的中小型民族器樂合奏曲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得到較廣泛演奏的有水金等編的《快樂的農村》、管蔭琛編的《鳳陽花鼓》、朱踐耳編的《南泥灣主題變奏曲》以及一野戰鬥劇社改編演奏的《西北民歌聯奏》等。這些樂曲一般都采用民歌聯奏或變奏的形式，通過樂器的組合變化和演奏風格上的加工，注入了新的時代激情，借以表現新的生活內容；並多以齊奏、分奏、輪奏和簡單的合奏等簡樸的群眾性形式。這些樂曲曲子鮮明地表達了群眾喜聞樂見的原有曲調的風格，在當時曾受到熱烈的歡迎。
第五章對傳統音樂的理論研究
一、王光祈對傳統音樂的研究
這一時期對傳統音樂文化的理論研究得到很大的發展，除了上麵所述的專題論文之外，還出現了一批綜合性的理論著作，這主要集中在中國音樂史學和律學方麵的專著。二三十年代，在這個領域有所建樹並產生較大影響的首推王光祈。
王光祈（1891——1936）於1923年赴德國留學至其去世期間，先後完成並出版了四十多種用中、外文寫成的音樂論著和文章，其中涉及到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有《中國樂製發微》、《中國詩詞曲之輕重律》、《中國音樂史》、《中國音律之進化》、《翻譯琴譜之研究》等。在他的論著中，首先以西洋樂律科學理論，對我國曆代龐雜的律學史料作了係統的整理，並對其發展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對當時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樂律理論源於古希臘之說提出了質疑，而指出我國樂製可能與古代巴比倫有關的觀點；同時他根據進化和音樂實踐先於樂律理論的觀點，認為律調隻能是音樂和科學發展到一定高度時的產物；此外對漢代以後的京房六十律、錢樂之的三百六十律等，認為從音樂實踐角度看沒有價值等。
他的論著還涉及到中國傳統樂器和樂隊的發展，以及古代器樂作品、詩歌音樂、古譜翻譯等諸方麵研究。他在1934年的音樂博士論文《論中國古典歌劇》一文則曆史地考察了戲曲的音樂、表演形式等多方麵的沿革。此外他用德、英等國文字撰寫的介紹中國古代音樂的十多篇論文，發表在德、英、意等國的有關書刊上，包括1929年為重新修定的《大英百科全書》、《意大利百科全書》撰寫的有關中國音樂的條目，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使之成為西方人了解中國音樂的窗口。王光祈對我國傳統音樂文化研究中所提出的一些觀點，不僅在當時和後來對我國音樂學者有所啟發，並對東西方音樂文化交流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作為我國比較音樂研究的先驅，王光祈還先後著有《東西樂製之研究》、《東方民族之音樂》。前者研究了中國、埃及、印度、阿拉伯、希臘及歐洲中古時代到近代的律製進化；後者介紹了東方一些國家的音樂情況。另外在《中西音樂之異同》、《千百年間中國與西方的音樂關係》等論著中，論及了中西音樂在樂律、單音音樂與複音音樂、音樂韻律和音樂美學等方麵的異同，以及中外音樂相互交流，影響的曆史。王光祈對於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研究，不僅有縱向的曆史考察，並有橫向的比較，正由於他的研究建立在較為廣闊的視野基礎之上，因而較之當時國內外其他關於中國音樂的研究更為深入。
二、其他對傳統音樂研究的論著
除王光祈外，進入本世紀後有不少學者以現代人的新思維新方法對中國傳統音樂進行了研究。
1916年，蕭友梅以《十七世紀以前中國管弦樂隊的曆史研究》，在德國獲得了萊比錫大學的博士學位。在這篇長達八萬字的論文中，他對我國古代典籍中有關樂器以樂隊組合的方法，作了專門性的係統梳理。
1922年與1925年，從日本留學歸國的葉伯和在成都先後出版了他的《中國音樂史》上下卷。他以進化論的觀點闡述了中國傳統音樂的整體變化，以及律調、樂譜等部分的曆史發展，開創了中國音樂史學的先河。
接著相繼編著出版的有童斐的《中樂尋源》（1926年），鄭覲文的《中國音樂史》（四冊1928年——1929年），許之衡的《中國音樂小史》（1931年），孔德的《外族音樂流傳中國史》（1926年）。另作為音樂院校教材，有蕭友梅編寫的《舊樂沿革》（1939年），繆天瑞的《音樂史話》，及楊蔭瀏的《中國音樂史綱》（1944年）。他們都從不同層次、角度，對中國古代音樂的曆史進行了論述。其中童斐的《中樂尋源》是一本論述包括律調理論在內的我國古曲音樂和傳統歌唱（包括戲曲）藝術的通俗性著作，在當時流傳較廣。而楊蔭瀏的《中國音樂史綱》則內容充實，對史料力求辨偽存真，並注意與活的音樂聯係，特別就雅樂與俗樂，戲曲音樂給予了高度重視和深入研究，成為四十年代對中國傳統音樂曆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與上述這些著眼於中國傳統音樂縱向曆史研究不同，四十年代初呂驥的《民間音樂研究提綱》，則從既存的傳統音樂形態為著眼點，從橫向的角度對傳統音樂進行了分類，並從目的、方法、範圍等方法論上進行了建設性探討，從而對傳統音樂的進一步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