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萊布尼茨的精力放在了法律“大百科全書”上。應當說，萊布尼茨的哲學基石之一就是他對“大百科全書”的憧憬上，希望將所有的知識都收編到一個體係之中。他的許多活動都是為達到這個目標所作的努力，而在美因茨重新編纂法規，是實現這個目標的第一次努力。
正如人們所了解的那樣，德國的法律是一個包括羅馬法、傳統的德國習慣法，以及各國的成文法和判例法的大雜燴。萊布尼茨作為一個自然法的崇拜者，希望通過少數幾個基本的法律概念來定義所有的法律概念，從一套自然正義的原則中演繹出所有的具體法規。他在1667年發表的《法學教學新法》中就保留了他試圖建立這樣一個體係的草圖。關於自然法的問題，當他上了年紀之後興趣有所轉移，但他還是不斷地回到這個年輕時代關注的課題上來。實際上，他在這方麵工作僅僅開了個頭。
為了開展他的百科全書工作，他又開始投入到圖書館的事業之中。阿爾斯泰德在1630年出版的七卷本《百科全書》啟發了萊布尼茨，使他認為要把知識集中起來，就要把散布在全歐洲各地圖書館中的圖書集中起來，最可行的辦法就是編輯一本總的主題目錄。這是在牛津的博德蘭圖書館編製的主題目錄之後，又一項在圖書館學領域的創新（事實上，萊布尼茨對博德蘭圖書館的主題目錄毫不知曉）。1670年，他作為一個樣版為博伊內堡的大量藏書編製了一個目錄，這個目錄編製的很成功，但遺憾的是，在此後管理的主要圖書館中從未同意使用，也未再編製過此類目錄。關於圖書館學領域的細致研究，使萊布尼茨涉獵了當時歐洲近代知識的各個領域，也使他掌握了獲得資料的方法，從而能為他在各個科學領域縱橫馳騁奠定了方法論的基礎。正是圖書館研究的成功，特別是近代科學知識日益更新，使萊布尼茨希望轉到報刊方麵，通過報刊來了解新思想、新知識。當時，他想搞個書評一類的刊物，把這個刊物稱為圖書館中心，主要是對新的重要的出版物進行摘要品評，此外還包括對較早時期的著作進行研究，以及對當時尚未出版的但正在研究的課題也進行介紹。這個設想應當說非常具有科學價值，對於新思想、新文化的傳播必將產生深刻的影響。令人可惜的是，文化同物質利益、同政治權勢、同宗教勢力相比總是處於一個尷尬的地位。1668—1669年他兩次申請必需的皇帝特許，都是由於這種做法可能會損害圖書零售商的利益而被駁回。為此，他抱憾終生。1700年，他開始創辦自己的刊物《每月文摘》，由他的助手艾克哈特編輯，但這個刊物僅存在兩年就停刊了。年輕的萊布尼茨沒能用自己的刊物來表現自己的思想，但是其他著名的刊物如《學者雜誌》、《學術記事》都反映了他的思想。當時他已成為這兩個刊物的固定撰稿人，此外他保留了他所有讀過的書的卡片索引，這一切都為後人研究他的思想提供了寶貴的原始資料。
在科學研究中相互配合的要求，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建立學術和科學學會的問題。萊布尼茨很快意識到這一點，他首先提出要建立研究者公社，這個想法有點兒類似烏托邦，其次還建議為了普及科學知識和為科學發展提供基金而建立一些展覽館和博物館，但他沒有足夠的影響力來實現他的計劃。於是他潛下心來，撰寫大量科學題材的論文提交給各個科學院，其中兩篇是奉獻給巴黎科學院和倫敦皇家學會。在這兩篇文章中，萊布尼茨對宇宙中發現的一切形式的運動都作了概略的、全麵的說明。他從一般運動法則的抽象理論開始，隨後聯想到諸如行星運動，某些化學反應以及固體的內聚力之類的個別現象的作用過程。他那最終得之於笛卡兒的對行星運動的解釋，試圖說明太陽何以隻需推動就能迫使行星在其軌道上運行。他認為，空間被極細微的分子所構成的以太所充滿，而且太陽的自轉在以太中產生了圓圈運動（漩渦），它推動著行星像漩渦中的小船一般作圓周運動。他的理論現在看來當然是錯的，但我們應當注意到，他此時已充分考慮到有對有限時間中機械力從一個物體到另一個物體的轉換加以說明的必要。這和牛頓的萬有引力大不相同，牛頓的萬有引力是被設想為超距的，而且是依靠純粹吸引力的瞬時作用。1673年4月19日他被推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此後，萊布尼茨一直醉心於科學文化事業，終於在1700年促成了柏林科學院的成立，並擔任了它的第一任院長。此外，他還積極向各方建議創辦維也納、彼得堡等科學院。據說他還曾向中國的康熙皇帝寫過信，建議在北京設立科學院。這一切都反映了萊布尼茨作為新興市民階級的代表迫切渴望推廣普及科學知識，以科學知識武裝群眾，推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願望。這種願望和行動是促進科學技術發展的強大動力。
在17世紀，雖然科學學會和期刊正在逐漸產生，但是理智協作和思想傳播的最重要手段還是信件交往，這些信件經常在相互通信的熟人中廣為散發，而且常把這些信件收集成冊加以出版。這就是我們為什麼經常看到17世紀思想家的許多著作冠以書信集的名稱的原因，萊布尼茨也非常樂於此道。特別是這一時期中國問題引起了他濃厚的興趣，因此在1697年就出版了他的一部通信集，主要內容是同耶穌會教士談論中國的問題，集子的題目是《來自中國的最新消息》。這本通信集為我們中國人研究西方如何看待中國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它使我們可以通過萊布尼茨這樣深刻的思想家了解當時的中國。
博伊內堡也是一個幹勁十足的書信作者，這幫了萊布尼茨很大的忙，使萊布尼茨迅速地與全歐洲的智士仁人密切來往，從而建立起自己的通信網。大量的通信涉及幾乎所有的領域，科學、數學、法學、政治學、宗教、文學、曆史學、語言學、錢幣學以及人類學，無所不包。通過與這些歐洲的一流人士（據信最多時達到數百人）的交流，極大地刺激了萊布尼茨的思維，提高了他的理論水平和知名度。事實證明，人的成長不可能脫離他人的幫助與交流，正是通過在學術上的相互切磋、溝通，才能推動人的思維，閉門造車隻能使人的眼界狹隘。萊布尼茨還非常注意保存這些信件，有1500多封信被保留下來。正是靠這些信件，加上大量的私人筆記和原稿，我們才有了關於他的大部分著作的知識，特別是在哲學、邏輯學和數學方麵的知識，正如他曾經說過的那樣：“僅僅靠我公開發表過的著作來了解我的人，其實根本不了解我。”
雖然萊布尼茨的興趣明顯地朝著自然科學方麵發展，但是，他也表現出青年人普遍具有的願望，即在文學方麵取得成功。在他整個一生中，他都為自己的詩歌而驕傲，而且令人驚異的是，他還能背誦著名詩人維吉爾的《埃涅阿斯記》一詩中的大部分詩句。在當時，典型的文藝複興運動晚期的人文主義思潮彌漫著整個德國，萊布尼茨模仿著風行一時的精雕細琢、華麗無比的拉丁文風。（當然作為一個強烈的愛國主義者，他也很希望用德語寫作，他甚至建議要豐富和振興德國語言，但當時德語中還沒有抽象的專有名詞，使他深感遺憾，不得不主要使用拉丁語。）萊布尼茨在這時最大的文學貢獻是編輯出版了16世紀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尼佐利烏斯的《反對假哲學家，論哲學的真正原理》。1676年，他又把柏拉圖的《斐多篇》和《泰阿泰德篇》翻譯成拉丁文。在細致、艱苦的翻譯過程中，他以敏銳的哲學家頭腦，在哲學史上第一次發現了曆史上的柏拉圖哲學和柏拉圖後來的追隨者們所主張的神秘主義、懷疑主義的新柏拉圖主義之間明顯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