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擺脫現實的套子？
別裏科夫思想上的套子，說穿了就是一種順民意識。這種意識不分民族、種族、國界存在於許多人的思想中。大凡專製統治者，都會在他們的臣民中強化這種意識，因為他們實在是太需要順民了。我們中國曆經了幾千年的封建專製統治，順民意識流毒甚廣，雖然走向共和已將近一個世紀，但順民意識並沒有隨著共和體製的推行而自動退出曆史的舞台。它根深蒂固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回想我們走向共和之後的幾十年，許多人不是曾經或者仍然生活在套子中嗎？
別裏科夫的順民意識具體表現在：“隻有政府的告示和報紙上的文章，其中規定著禁止什麼，他才覺得一清二楚。”，“凡是違背法令、脫離常規、不合規矩的事，雖然看來跟他毫不相幹，卻惹得他悶悶不樂。”中國共產黨在撥亂反正之後，曾出過一本《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小冊子，承認自己犯錯誤錯誤，並且說“世界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也沒有不犯錯誤的政黨”。犯錯誤本來不奇怪，奇怪的是，她的成員（幾千萬黨員），她的“臣民”（指幾億老百姓，姑且讓我們這麼說說罷），卻為這種錯誤的蔓延起勁地推波助瀾，使這錯誤造成的危害達到最大化。錯誤延續的時間那麼長，難道就沒有人發現這是一種錯誤嗎？為什麼不指出來加以糾正呢？至少，也應該消極對待，以減少因推行錯誤路線造成的損失呀。無它，就是順民意識在作怪。“大躍進”時期，所謂畝產幾萬斤、十幾萬斤的高產衛星滿天飛，隻要是稍有科學常識的人，都應該看出那是不要臉的吹牛皮，可是，似乎全民皆信了。因為那說法就出現在上級文件以及最權威的報紙上，誰敢不信？自己做不到並不等於別人做不到，以自己的經驗否定報紙的報道，弄不好被人抓作“經驗主義”的典型怎麼辦？於是大家都不做聲。彭總就不信，結果他成了“野心家、陰謀家”。當時還有人提出了“糧食多了怎麼辦？”這樣的可笑問題，因為順著了官方的觀點，所以能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報紙上，並且也有人參與了這樣的討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人有多在膽，地有多在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類夢囈般的口號被廣泛宣傳。當“上邊”要為劉少奇主席定罪時，也曾很“民主”的采用了舉手表決的方式，因為這是在“上邊”調子已定的條件下進行的表決，幾乎百分之百的人都是順著風向倒，將劉主席定為“有罪”，隻有一位叫陳少敏的中央委員棄權。二十多年後，當年那些違心表態的人許多都表示了自己的懺悔。假如不是順民意識作怪，對劉主席的錯誤批判不是可以避免了嗎？
我們讀小學一年級時，老師教我們唱的第一首歌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一年級的孩子，連什麼是“文化”，什麼是“革命”都弄不清楚，隻模模糊糊知道“好”與“壞”的概念，就被機械地灌輸了“文化大革命好”的意識。老師在教此歌前，曾向全班同學發問：“文化大革命好不好？”沒有一個人回答。因為在不知道老師的答案是什麼之時，是沒有人敢回答的，害怕跟老師的答案不同而被全班同學譏笑、孤立。雖完此歌，便覺得“文化大革命”是最好的東西了，老師說好，同學說好，所認識的人沒有誰敢說不好的，肯定就是好了，至於好在哪裏，那是不需要思考的，隨大流肯定不錯。大約在一九八三年，又開始“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將其定性為“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內亂。”既然是內亂，一無是處，為什麼在此之前，八億人民沒有一個人看到呢？既然看到了，為什麼大家又都跟風喊“好”呢？既然看到了，為什麼大家又都放任這場災難延續了十年之久呢？順民意識就是這樣，“上邊”說什麼，他就跟著支持什麼，完全不加思考。“上邊”要我們“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於是我們每天早上都齊聲呼喊“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上邊”說林彪是野心家、陰謀家、叛國者，企圖謀害毛主席篡黨奪權，於是我們就對著他的畫像發泄自己的“義憤”，許多漫畫作品、文學作品都極盡全力醜化他，對其實施猛烈的“炮轟”。“上邊”說“孔老二是個大壞蛋，要克己複禮”，於是我們讀到了“孔老二，鼓吹仁，奴隸屍骨血淋淋”的歌謠，跟著罵孔子，後來“上邊”又說孔子是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於是我們又開始從故紙堆中挖掘孔子的貢獻。總之，我們就是象別裏科夫那樣“隻相信政府的告示和報紙上的文章”，有什麼時候我們敢於發出跟“政府的告示和報刊上的文章”不那麼和諧的聲音了？我們不是套中人又能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