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無產階級軍事家劉伯承對軍事人才管理之道可謂深知諳熟，在他戎馬疆場幾十年的實踐中，對手下每一個指揮員的長處短處、脾氣秉性都了如指掌，所以他用人得心應手，恰到好處。抗戰時期，劉伯承在一次閑聊中得知，一位學經濟的大學畢業生，在抗大畢業後，被分配到魯西北當副排長去了，劉伯承馬上詳細詢問此人的情況，並派人追了幾百裏，硬是把他追了回來，分配到師供給部工作，發揮了他的專長。這一生動的事例說明，要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首先必須了解和掌握軍事人才的實際情況。
艾柯卡在任福特汽車公司總裁時，他的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優秀的管理人才。而當他離開福特公司到克萊斯勒公司任董事長時，這批人紛紛擁向克萊斯勒，他們放棄了福特的優厚待遇，謝絕了福特的一再挽留，而甘願和艾柯卡一起冒風險，嚐艱辛。由此可見，艾柯卡的知人善任和人際交往的特殊魅力。艾柯卡說：“我設法尋找那些有勁頭的人，那樣的人不需要多，有25個我就足以管好美國政府。在克萊斯勒，我大約有12個這種人。使這些管理人員具有的力量就是他們懂得如何用人和發動人。”
這是他成功的關鍵，從而創造出令人驚歎的奇跡。他的領導才能甚至超出了一個最卓越的企業領導者的範圍，以致人們認為他是一個理想的美國總統競選人。
唐太宗即帝位的第二年，即公元628年，他對右仆射封德彝說：“致安為本，惟在得人。比來命卿舉人，未曾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卿宜分朕憂，卿既不言，聯將安寄?”德彝說：“臣愚豈敢不盡情，但今所見未有奇才異能。”唐太宗說：“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皆取才於時。豈得待夢傅說，逢呂尚，然後為政乎?且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封德彝羞愧地退下去。（《貞觀政要：論擇官第七》）
封德彝是個平庸之人，也就不知有“奇才異能”的人，當然無法推薦。因為能推薦“奇才異能”的人，他本身也必須有伯樂之才。封德彝不承認己不知才，而說當代未見有“奇才異能”這被唐太宗嚴予駁斥，並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觀點：“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這是說，每個時代都有賢才，所憂是因不知賢致遺漏。他指出：前代聖明的君王用人如用器，因其才而使用，所用的賢才都選拔於當代，不可能借用於別代。每個時代都有“奇才異能“的人，問題在於用人者不知罷了。
曆史上無數事實說明，許多亡國之君，並不是沒有人才為之用，而是賢才往往在他的身邊，他不知，也不用，甚至將之殺戮，這就是國之所以亡的原因。
唐太宗“何代無賢“的話，非常值得今天的識才用才者深思、借鑒。
明主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也就是說，聖明的君主獲得賢才，主要是獲得他們的耿耿忠心，不是僅僅得到他們的身體。如果僅僅得到他們的身體，而不論他們的思想如何，那就與將鳥關在籠子，將獸關在檻欄中一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然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為了識別、選拔出更多更好的賢才，今天的領導者首先要努力使自己成為賢者。隻有不斷地提高自身的素質，提高識人的水平，才能在更大的範圍中實現得賢必須識賢。
**知人，需要有個過程
古人說得好，“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謂之知。”這就是說，不了解人，不識人就不能很好地使用人。沒有很好地使用人就是沒有了解人，識別人。若不能識人，勢必不能用人，進一步證明知人才能善任。所謂“知人”，就是考察、選準人才；所謂“善任”，就是正確地使用人。“知人”與“善任”之間是辯證的關係，“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和基礎，“善任”是“知人”的延伸和深化。“苟能識之，何患無人”?這就說明了如果能識別人才，哪兒用得著擔心沒有人才呢?
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才。歲不寒，無以知鬆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確定、識別一個人是否是人才主要決定於其誌向和行為，評價一個人的好壞一定要參考其行動的效果和反響。識別一個人，要看其麵對金錢如何處置，麵對困難怎樣處理，要看其在沒人注意時如何行動，要看其酒醉之後的舉止，即從行動上進行識別。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我不識何等為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吃虧的便是。我不識何等為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識人有不同的方法。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財；探勇士之心，必以義，勿以懼；探智義之心，必以忠，勿以欺。善觀人者索其終，善修己者履其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