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四川日報》和其他報紙
素有“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省，是中國西南地區重要的經濟文化中心，也是中國報業發展較早的省份之一。四川最早的近代報紙是一八九七年在重慶出版的《渝報》和一八九八年在成都問世的《蜀學報》。一九二二年初在成都創刊的《人聲》報，是四川最早宣傳馬列主義的報紙。
抗日戰爭時期，南京國民黨中央政府移駐重慶，一些報紙也隨之遷來。其中有天津的《大公報》、南京的《新民報》、上海的《時事新報》、北平的《益世報》等民營報紙；有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和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掃蕩報》，還有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發行的報紙《新華日報》，中國民主同盟主辦的《民主報》等。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後，許多報社陸續撤離重慶。四川解放前夕，在重慶、成都出版發行的較有影響的報紙，仍有《大公報》、《新民報》、《新新新聞》、《西方日報》、《工商導報》、《西南日報》、《世界日報》等多家報紙。
四川解放後，中共中央西南局機關報《新華日報》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在重慶出版。中共四川省委機關報《四川日報》是在原《川西日報》、《川南日報》、《川北日報》和《川東報》的基礎上於一九五二年在成都出版的。一九五四年西南大區撤銷，《新華日報》的部分人員編入《四川日報》。隨後《西康日報》、《四川工人日報》、《四川農民報》又與《四川日報》合並。《四川日報》第一任社長是杜心源。此後到一九九一年先後擔任社長、總編輯或主持全麵工作副社長、副總編輯為楊效農、李力眾、伍陵、李半黎、許川、姚誌能。
《四川日報》一貫重視英雄模範人物的報道。如抗美援朝戰場上的英雄黃繼光、邱少雲，工業戰線上的黃榮昌、田景琦，農業戰線上的張泗淵、王精一，財貿戰線上的童翠峨，學生中的劉文學等，該報都作了充分的報道。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一日，報紙出了一期“紅苕”專頁，用消息、通訊、評論、科學小品、圖片、資料，介紹了紅苕增產經驗及紅苕多種用途和有關知識。當時正在成都主持中共中央會議的毛澤東稱這個專頁“解決了一個問題”，並對參加會議的各省負責人說，要好好研究這期報紙。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四川日報》進行過浮誇報道。如八月二十三日報道新繁縣紅旗公社一畝多高產田畝產糧食1.2475萬斤，並配發短評《誰說四川放不出高產衛星》。九月二十八日的一則消息中，宣揚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錯誤口號。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四川日報》就不能正常出版。一段時間隻能出《電訊版》，後來報紙恢複刊登地方新聞，但是“假、大、空”的新聞充斥版麵。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四川日報》根據中共中央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致力於改革的宣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四川日報》記者到什邡縣采訪，發現當地有個生產隊把田坎劃給農民種黃豆，包工包產，結果黃豆大增產。記者就此寫了一篇題為《田坎上的文章》的短文。文章發表後，反應強烈，有褒有貶。情況反映到中共四川省委，省委主要負責人認為，隻要不改變所有製和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哪種辦法進行生產，由生產隊自己決定，不搞“一刀切”。根據這些意見，《四川日報》又發表了《就〈田坎上的文章〉答記者問》，中共四川省委對此給予支持。從此，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形式便逐步發展起來。到一九八三年底，聯產承包責任製已成為全省農業生產的主要形式。同時，《四川日報》針對一些阻礙改革的現象提出了批評。如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七日，報紙在“讀者來信”專欄中刊登題為《運銷木料11關，關關都要“買路錢”》的讀者來信，反映一個農村販運專業戶購買舊木料出售，途中受到某些幹部利用職權勒索的事。信發表以後，引起了中共有關地方黨委的重視，並對一些關卡作了清理，保護了專業戶的利益，也便利了商品的流通。該報又就此發表了一組報道，為《人民日報》所轉載。
一九八八年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以後，報紙一方麵突出宣傳治理、整頓方針，一方麵逐步加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宣傳。針對工業生產滑坡的嚴峻形勢，一九九○年發表了以“論振奮精神把工業生產搞上去”為總題的7篇評論員文章，社論《集中精力搞好經濟建設》，及《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長篇評論，對統一人們的思想，促進治理整頓和改革開放，起了重要作用。在農業方麵，既在“農業十年改革征文”專欄裏發表了一係列思想性、指導性強的文章，又就農業改革深層次問題，發表了《難煞養豬大王》、《治一治種田成本增長過快‘綜合症’》等通訊，提出了改革現行體製的某些弊端，以及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質等問題。